4.2.1 涉及国家安全产业的范围
在传统国家安全范畴下，与国家军事安全相关的国防产业究竟包括哪些？我们可以从世界前100大国防工业企业（2002年）所涉及的产品、产业领域来分析。涉及国家安全的军工企业所涉及的产品业务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具有军用专业性的产品，如武器、导弹、大炮等；二是非军专用产品，如飞机制造、车辆制造、造船、电子、信息产业、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这些企业的产品已被广泛民用，在现有产业领域已存在。
这些产业都关乎军工产品的生产，也即都关乎国家军事安全，我们都有理由将其看成为“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在此，我们将其视作为狭义的“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在国防经济学，这类产业也可称之为“国防产业基础”（Defence Idustry Base，DIB）。
国防产业的另一个特殊重要性在于其也是许多国家创新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J。Reppy，2000）。在美国、前苏联、法国、英国，军事研发支出占了政府用于研发投入的绝大部分比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国防产业作为技术发展的主导部门（Ergas，1987Gummett and Reppy，1988Ball，1988）。因此，国有企业在国防产业的存在还与国家企业所承担的技术创新的功能有关系。
对于此类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政府该如何管理才能使“国家安全”这一公共产品得到充分保证？根据世界各国国防工业产业的组织现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作为研发、生产、供应军工产品的主体，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曾经采用过此模式；二是以“政府规制—民营生产—政府采购”的模式来保证此类特殊产品的供应，美国一直以来采取的是后一种模式，在现代国防产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军工产业民营化，向美国模式发展。
4.2.2 国防产业（Defence Industry）：从国有到民营
1.国防产业国有化：特定条件下的特定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各国，都将军事能力视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主要力量，而其中发展本国的国防军工产业、保证军事装备的自给（sel-suffiency）是强化军事能力的基础。对于大部分工业基础薄弱或遭受重创的国家而言，发展国防产业最有效的手段是通过政府直接投资经营国有企业。我们可以通过法国、以色列、巴西、印度等国的发展案例，说明国有企业对这些国家国防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也因此带动了经济增长。
法国。战后，法国在国防事务方面一直奉行的指导思想是“在国防领域内保持法国的独立自主”。为此，法国政府制定了一整套系统发展军事工业的方针，并逐渐促使法国的军事工业沿着“国有化”的道路发展。到1980年，54%的军工企业属于国有企业，到1981年，法国几乎对国防产业进行了全行业的国有化，目标是为了在每一个国防产业部门都存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到了1988年希拉克政府推行了一个阶段的私有化政策，但在国防产业领域，仅有Matra公司和CGE公司被私有化。到1995年，仍有62%的国防产业产出是由国有企业创造的。目前，法国的军事工业按其性质大体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国有军事科研机构和兵工厂；二类是国有军工企业；三类是私营军工企业。这三类性质不同的企业按2：6：4的比例将法国军事采购市场分割。正由于法国国有企业为法国国防工业成就的良好基础，大大提高了法国的军事实力与国防产业竞争力。如有一批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军工产品（如空中客车飞机、幻影飞机、飞鱼导弹等），主要军工企业已经形成跨国公司（如EADS公司、达索公司、AREVA公司等），航空航天和军事电子行业2006年出口收入占73%。因此，虽然法国目前也在对军工企业进行部分私有化，但国有企业在法国国防产业阶段性发展中的贡献是不可否定的。
以色列。以色列的国防工业建设于政治军事环境非常困难的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为了国家安全，以色列大力发展国防工业，每年都将大笔经费用于国防，其年度国防经费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为25%，对国防工业的投资占以色列整个工业投资的50%。以色列国防企业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大型国有公司，如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IAI）、以色列工业公司（IMI）及拉斐尔武器发展局（Rafael）等；第二类是实力较强、经营范围较广的私营公司，如塔迪兰公司、埃尔比特公司、EL-OP公司；第三类是产品范围较窄，但在某些技术领域水平很高的专业性公司。其中，国有企业占了主导地位，约67%的国防产业市场份额为以色列政府及其国有企业，加上美国等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在国有企业支撑下，国防产业不仅使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得到了提升，也成为了以色列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以色列国防工业目前发展水平非常之高，已成为中东地区增长最快、技术最为先进的国防工业，其中50%以上的产品出口，从业人员达60000人。据统计，以色列国防工业产值占该国工业总产值的40%，而在60年代末期，这一比例仅为22%。目前，以色列最大的20家公司中有8家主要依靠军事合同，5家最大的公司中有3家主要生产防务产品及向军方提供服务。
印度。印度独立以后，即在其《工业政策决议》中（1956年）明确了政府承担发展诸如煤炭、钢铁、飞机制造、造船等基础工业和关键工业的职责，同时，也承担诸如原子弹、武器弹药、飞机之类的国防工业产业的发展任务。至今，印度国防工业基本由39家兵工厂（Ordnance Factories）和8家隶属于公共事业局（Public Sector Undertakings，PSUs）的国有国防企业构成，这些企业全是国有企业或公共机构，由国防部国防生产供应局统一管理。39家兵工厂主要生产陆军用的武器装备和军需品，包括枪炮、弹药、坦克、装甲车辆等。8家国有企业主要为海军、空军提供技术先进的舰船、飞机、导弹、各种军用电子设备、特种合金材料及其他现代化武器装备。在1991年之前，印度政府禁止私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活动，因此直到解除禁止后的数十年内，在印度前500大公司中参与军工装备及零部件生产的仅有30家，私营公司的国防产业研究与产品产值仅占全印度7%。国有企业为印度打造了雄厚的国防产业基础，基本解决了印度常规武器的生产供应。但印度的国有军工企业并没有像法国、以色列那样成为极具竞争力的产业，印度审计总监处（CAG）曾在报告中披露，在印度国有兵工厂生产的武器装备中有40%存在缺陷，由于国内军工产品不能跟上国际军工装备的创新与更新速度，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进口国。
巴西。巴西发展国防产业可能更多地考虑了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需要，如减少对外国武器进口的依赖、扩大在周边的影响力、实施产品替代战略以及扩大出口创汇战略，而且国防产业所包括的产业属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可同时带动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Raul De Gouvea Neto，1991）。基于上述理由，巴西选择了国防产业作为战略产业。巴西国防产业的发展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国内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分支机构，而其中政府引导下的民营企业是国防产业发展的主体，这是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国有军工企业主要存在于航空系统，Embraer是巴西最大的国有军工企业，专注于生产小型飞机，到1985年，其已成为世界第六大飞机制造商，所生产的同类型飞机已超越瑞士、英国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最早实施的军工项目，Embraer的意义还在于带动了国内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因此，劳尔·辜维亚·耐特（Raul De Gouvea Neto，1991）认为，虽然巴西国有企业在国防产业发展中并不是主要企业类型，但政府和国有企业在这一产业发展过程起到了催化的作用（Catalytic Roles）。
2.国防产业民营化：趋势与原因。
20世纪80年代后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同样也延伸到了国防产业领域。但对国防产业领域内的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由于涉及政治、军事、技术机密等问题，其推行的情况要比其他行业复杂得多。尽管如此，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该产业进行了民营化。据估计，2003年世界私营军工企业的总销售收入约在1000亿美元左右，而且每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
大多数国家国防产业民营化的时间都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而该时期正好是前苏联解体，世界结束“冷战”格局体系，国防产业在内外部综合因素的决定下走上了民营化的道路。
所谓内因，主要是国有军工企业及体系内部运营的低效率。在以国有企业为生产研发主体的国防工业体系内，由于缺少竞争和系统的封闭性，产生了两大效率问题：
一是经营效率低，并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
二是技术研发能力及制造能力难以跟上世界水平。
但在该时期各国国防产业集中性相继推行民营化策略，除了私有化潮流之外，世界国防产业在该时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及产业组织转型也是促使国有军工企业民营化的重要原因。
首先，全球军费支出的下降。冷战结束后，各国政府都相继缩减了军费开支，从而导致军事采购量的急剧下降。在1989至1998年之间，15个欧盟成员国中国防预算居于前面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的国防开支分别下降了28%、12%和24%。国防产业需求的下降，加剧了国有军工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从政府而言，也必须将有限的军费开支用得更有效率，因而开始探索国防产业的民营化转型。
其次，国防产业的全球化。国防产业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无论在武器生产、研发、出口及军费开支方面都处在了世界主导地位。武器生产采购的全球化，加剧了国家间军工企业的竞争，在各国、各区域国防产业整合重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原有低效率的、作为财政负担的国有军工企业的民营化。一部分国家本国国防产业基础已跟不上世界水平，因而更加注重于军事进口采购，如印度。而对于欧洲国防产业而言，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欧盟国家之间国防产业进行广泛的参股合作，这种参股合作，既有政府国有股，也有民营企业，共同对抗美国国防产业的竞争。马比·博朗（Mabee Bryan，1999）认为，国防产业全球化导致了“新经济安全困境”，国家既想在全球化过程中从经济层面得到实惠，但又希望能保持对国防产业的控制权。
第三，技术演进。技术演进使得国防产业与民用产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譬如在电子及信息产业领域，其演进的方向将使国防产业与相关产业之间存在更多的相关联系与集成。在这种情况下，再以封闭的方式独立运转的国有军工企业体系，无论在产业的划分，还是从企业和技术研发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而言，都是无为和低效的。
第四，国防产业的组织体系的新认识。世界各国对于国防产业如何进行合理的组织及其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定位都随着技术、环境、制度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以美国为例，冷战结束以后，其对国防工业发展战略进行了两次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是冷战结束后到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制定了以国防科技工业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国防转轨战略》，提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技术与工业基础”的战略目标，以求建立一个既满足军事需求，又满足商业需求的统一的“国家技术与工业基础”。第二次调整主要指小布什政府执政以来的一段时期，美国制定《国防工业基础转型路线图》，提出了构建“基于能力的国防工业基础”的战略思想。其核心是改变按照产品属性划分国防工业行业（例如造船业、航空制造业等）的传统做法，将工业基础按照作战需求重新划分为作战空间感知、指挥与控制、兵力运用、兵力和本土保护、聚焦后勤、网络中心战六个领域。不仅有利于减少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之间的重叠，而且有助于实现国防工业与作战部队的无缝连接和一体化建设。美国国防产业组织体系重新定位，也是其推行以民营工业为基础的“军民合作”型的国防产业战略的继续，目前各国国防产业的民营化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即体现了美国这种模式与思想。但美国式的以民营工业为基础的国防产业战略，还需要有一系列的相关产业规制政策，以确保国家安全。
因此，萨赫瓦尔德（Sachwald，1999）认为近期国防产业的变化更多的是国家与国防产业关系的变化，涉及国防工业企业的地理范围、国籍、产品生产能力的合理性以及公司治理（国有还是民营、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一系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