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迄今所有的红学研究，几乎都是对《红楼梦》反面“秘史”
的探讨 《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来，红学研究的种子绵绵不绝，特别是蔡胡论战以后，可谓如火如荼，如日中天。但是，认真检讨起红学界的研究成果来，却令人十分沮丧。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红学流派，都属于“秘史红学”；几乎所有的红学研究，都是在亵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在古今中外的全部文学史上，恐怕没有比《红楼梦》研究再荒唐、再无聊、再玄虚、再不可思议的学术活动了！
可能有人会置疑： 你这样断言，一篙子打翻红学界一船人，是否太绝对、太武断、太狂妄了？你这样给二百多年来的红学所有流派作否定结论，是否太自命清高、目中无人、无所顾忌、口没遮拦了？小子岂敢！谓余不信，请看事实：
首先，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红学主要流派，在研究主题上，都有“跑题”之嫌，他们统统把小说《红楼梦》研究，变成了“清宫秘史”研究。什么“顺治董小宛说”、“废太子胤礽说”、“明珠家事说”、“康熙朝政治说”、“江宁织造府说”、“曹家二次复兴说”、“雍正夺嫡牵连说”、“和绅家事说”、“乾隆与和绅合谋炮制说”，再加上近年来出现的“竺香玉说”、“宫廷侍女说”、“明朝隐王说”、“秦可卿是废太子之女说”，等等，哪一个学说是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本身研究，而不是当作“清宫秘史”研究呢？
其次，以上所有的红学学说，在研究途径上，都是在《红楼梦》书外下工夫，陷入了神秘主义泥潭。他们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都试图抛开小说《红楼梦》的正面故事，而希望在书的反面找到另一部记载隐秘历史的《红楼梦》。他们似乎都有点走火入魔，无端认定《红楼梦》是一个装满魔咒的瓶子，确信有另一个神秘的“反面”《红楼梦》，试图在字缝里看出“天书”、在纸背面看出稗史来。总之，不看花了眼，看走了眼，不达到把《红楼梦》看得不再是《红楼梦》的目的，就决不甘心。
再次，以上所有的红学学说，在研究方法上，都是采用“猜笨谜”的方式，掉进了主观唯心主义陷阱。旧红学的“索隐派”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产物无疑；新红学的“考证派”胡适先生后期和他的衣钵传人们，也抛开了杜威的实证主义方法，异化为主观猜测的“笨伯”。至于近年来如雨后“蘑菇”（说“春笋”太抬举他们了）般涌现出来的诸多“探佚派”臆说，实在称不上是什么文学研究，更谈不上创造了什么“学说”，不过是梦魇后发出的不知所云的呓语罢了。
二、 索隐红学的要害，是把《红楼梦》附会为“康熙朝政治”秘史
索隐红学的立论基础，就是抛开《红楼梦》的小说本质，而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居心叵测、用意深奥的“影射”历史记录来研读。最初的索隐红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顺治董小宛说”、“太后下嫁说”、“废太子胤礽说”和“明珠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等，因为这些学说破绽百出，早就不攻自破了，所以无须赘言。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也是集大成的索隐红学学说，是蔡元培先生的“康熙朝政治说”。其实，“蔡说”也不是认为《红楼梦》影射全部康熙朝政治，而是主要影射南北“党争”漩涡中那些权臣大老和著名文人，如明珠、余国柱、徐乾学、高士奇、钱谦益、朱彝尊、陈其年等人。
索隐红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基石，也是它的最薄弱的软肋，就是“猜笨谜”的附会方法。比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窗前有竹，就认定她影射朱彝尊；史湘云佩带一个金麒麟，就认定她影射陈其年；王熙凤曾经“协理宁国府”，就认定她影射余国柱；薛蟠曾在沙坑滚成一个“泥母猪”，就认定他影射高士奇；等等。胡适先生当年曾对索隐红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和批驳，认为索隐诸公都是不可救药的“笨伯”，“猜笨谜”的附会方法是荒唐可笑的非科学方法。
其实，索隐红学的一个最要害的问题，胡适先生并没有看出来，那就是索隐红学所附会的人和事，都是清朝正史中明文记载的人和事。既然正史已经载入，作为小说的作者，决无必要花费那么多脑筋，去曲折影射描写。有人可能说修《清史》是后来的事情，写作《红楼梦》的当时还没有修清史，但修清史所依据的史料，绝不是后来的记载，而是《红楼梦》创作当时或以前可信的严肃史料。一般说来，稗史野史的资料，修撰正史时是不予采信的。所以，如果正史没有记载，稗史小说类还可以补充；正史有明文记载的人和事，就没有必要通过稗史小说来印证了。蔡元培先生捧着清史去求证《红楼梦》，明显是把学问作反了。
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来看，《红楼梦》创作过程中，处处设谜、人人影射，也是绝无可能的事情。如果书中在每个人和每件事情上都暗设一个谜团，必然同小说正面故事充满矛盾和冲突，这样的小说还有可读性么？大概没有一个如此高明的作家，能够把如此多的影射的人和事有机地串为一体，表面上还能连缀成一个可读性极强的完整故事。查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史作品，从来没有出现过此类书籍，一个也没有！
三、 考证红学的要害，是把《红楼梦》假设为“江宁织造府”秘史
这里所说的“考证红学”，是狭义的“考证红学”，仅指胡适先生开创的，并经俞、吴、冯、周等胡适“中央军”主力修补的所谓“新红学”。考证方法本没错，但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率先倡导使用考证方法的胡适先生，在考证之前的“大胆假设”，却大成问题。如果考证的对象和前提出了错，大概考证得越“小心”，越有南辕北辙的危险。
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首先设置了一个无法证实的前提，就是《红楼梦》的“作者自云”是“故弄狡狯”。在此基础上，他假设书中交代的那个“披阅增删”者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记载的故事，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其实，胡适先生的所有考证，都仅能证明《红楼梦》最初是从曹雪芹手中传出来的，并不能证明曹雪芹拥有著作权，也不能否定曹雪芹仅仅是书中交代的那个“披阅增删者”，就连曹雪芹究竟是不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后人，是曹寅的儿子还是孙子，曹雪芹是否经历过江南的繁华，都说不清楚。胡适先生的考证，对自己的假设，“证有”和“证无”都是不充分的。
胡适先生大概始料不及，在他的身后，那些以他的门徒自居的红学家们，为了修补他的“胡说”（胡先生学说之谓，系胡适自己命名，并非别人污蔑之词），居然搞出了一门“曹学”。他们在曹雪芹还没有在江宁织造府“落”上“户口”的前提下，就开始了对曹家祖宗八代的繁琐考证。为了弥补曹雪芹出生太晚，赶不上江南繁华生活的缺憾，他们又杜撰出了曹家“二次复兴说”、“曹著书说”等。胡适先生身后这些“曹学”“成就”的取得，所使用的方法却不是杜威的“实证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附会”方法。比起蔡元培先生的附会来，还要等而下之一点，因为蔡元培先生是根据正史进行的附会，而这些附会，不是根据稗史野史附会，就是凭空“猜笨谜”。不知当年论战时争得面红耳赤、恶语相加的蔡胡两位在天之灵，对此会作何感想？
问题的症结在于，从胡适大师的“自叙传”说到周汝昌大师的“二次复兴”说，“曹学”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建立，目的究竟是要干什么？除了似乎可以证明《红楼梦》书中“赵嬷嬷”那句“甄家接驾四次”的模棱两可的话以外，似乎什么都证明不了。其实，康熙一生六次南巡，每次南巡都在几十个地方落脚，每个地方都得接驾一次，一共接驾四次的决不只曹家一家，证明这句话也不能坐实甄家就是曹家，没有什么根本意义。“曹学”的其他所有内容，似乎都同《红楼梦》没有任何关系了。清廷关于曹家的档案，《五庆堂家谱》，连曹雪芹的“家籍”都证明不了；二敦、张宜泉的诗，除了能证明似乎有曹雪芹这个人之外，连他究竟是谁，他与《红楼梦》是否有关系，也证明不了。这些研究，与《红楼梦》研究有什么必然联系？对研究《红楼梦》，又有什么用途？
四、 探佚红学的要害，是把《红楼梦》歪批为“宫闱绯闻”秘史
红学流变为“探佚学”，实在是《红楼梦》的悲哀！所谓“探佚”，其实就是一群精神错乱者，在瞪着眼睛说鬼话；这已经不是做什么关于《红楼梦》的学问，而是《红楼梦》的痴迷者走火入魔的病态表现。“探佚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拿《红楼梦》中任何一句话，都可以作出最不可思议的“大胆假设”，然后又不需要任何证据支持，也不用担心各种假设自相矛盾。因此，“探佚学”实在是全部红学研究领域中最轻松的美差，难怪当今红坛红迷们趋之若鹜、人满为患了。
首先倡导“探佚”并颇有“成就”者是周汝昌大师。对周先生的学问人品，红学界有口皆碑，但对他的“探佚成果”，实在不敢恭维。周先生的探佚触角是很广泛的，但他最为自豪的成果，主要有两点： 一是脂砚斋就是《红楼梦》中的史湘云，也就是曹雪芹的“续弦”妻子；二是《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续书、伪书，是朝廷阴谋的产物，是闲极无聊的“乾隆皇帝”伙同和绅炮制出来的。为了留点口德，对周老的这些惊人“成果”就不加评论了。但必须指出，电视剧《曹雪芹》既然没有在题目上加“戏说”字样，就应该是历史剧，是正剧，剧中根据“周说”所臆造的情节，流毒全国，却绝非周大师应该默认的，不知周大师为什么装作没看见？
知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本来小说写得好好的，但近年来却不知为什么突然窜入红坛，并独力创造了前无古人也肯定后无来者的“秦学”。他开始是把《红楼梦》中某些情节改写成现代小说，这是作家所长，无可厚非；但后来居然把《红楼梦》中的象征性的人物秦可卿，“考证”成了“废太子”胤礽流落民间的“公主”，就匪夷所思了。因为刘大作家的研究“成果”，更加坐实了曹家败落同“雍正夺嫡”的利害关系，所以，尽管如何荒诞不经，包括好多权威在内的红坛大老，对“秦学”还是默许和暗中称道的，有他们之间的通信为证。
“探佚学”中最有轰动效应的研究“成果”，非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莫属了。霍氏姐弟真是红坛怪才，不知用什么本领，居然“考证”出曹雪芹伙同幼时情人、雍正“皇后”竺香玉，用毒药谋杀了雍正皇帝，然后双宿双飞，隐居北京西山，潇洒地创作《红楼梦》！这是红学领域汗牛充栋般的成果中，迄今为止最大胆、最刺激的“成果”，其不可思议的程度，实在不在“福尔摩斯”之下！
“探佚学”中最具有“现代化”特色的研究方法，大概是用“特异功能”研究《红楼梦》。某些“气功”修炼得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学者，居然也搞出了什么“侍女说”、“隐王说”等伟大“成果”，令那些埋首故纸堆中几十年孜孜以求，弄得头发白了、眼睛也花了的愚蠢学者，能不赧颜汗颜、大跌眼镜？
五、 版本红学的要害，是把《红楼梦》臆造为“脂砚斋”秘史
古典文学研究，版本研究历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但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却有些特殊。特殊就特殊在那些同各种版本夹缠在一起的附骨之蛆“脂批”，影响了对《红楼梦》版本的正常研究，使《红楼梦》版本研究变成了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脂砚斋的无谓考证。
《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来，人们眼前摆着的，几乎始终是程本，就是甲戌本问世后，胡适先生校对出版的也仍然是程本，胡适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引用的也始终是程本文字。应该说，红学是建立在程本之上的学问。但近年来，好多红学大师把脂本当作《红楼梦》正宗，而把程本贬为“伪书”。那么，“真本”非“伪本”，此红学非彼红学，今天的《红楼梦》研究，显然也应该另起炉灶了，似乎在“红学”之外，应该另起一个什么名字，如“真红学”之类，以区别于过去二百年中的“伪红学”。以脂本为本的大师们，似乎也不应以“红学同仁”自居，而应站稳阶级立场，同“伪红学”划清界线了。
胡适先生开创的“新红学”的所有结论，几乎都是在对《红楼梦》后四十回情节精心研读的基础上建立的，倘若没有后四十回，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考证什么？凭什么得出“绛珠泪尽”、“贾府查抄”、“宝玉出走”的结论？但是莫名其妙的是，从胡适先生到胡适传人们，都把《红楼梦》后四十回斥为“伪续”！金圣叹曾经“腰斩”《水浒传》，删去了梁山好汉们征辽、平方腊的故事，使造反的英雄们形象更加突出，因此七十回本《水浒传》也比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传》更为读者所接受。但把《红楼梦》后四十回“腰斩”掉，《红楼梦》还是《红楼梦》么？按照脂批提供的所谓“伏线”，重新续写《红楼梦》，是否可以呢？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重写的后六集，“曹周本”续写的后四十回，普遍为社会所拒绝接受，就是明证。
欧阳健先生提出了“脂批作伪论”之后，红学界大哗。平心而论，欧阳健先生的判断还是有些道理的。迄今为止，所有关于脂砚斋的研究，没有任何直接的、可信的证据支持，研究等于没研究，说了多少也是废话，由此建立的所谓“脂学”，纯属画饼充饥、空中楼阁！关于曹雪芹和脂砚斋二人，一边写书、一边批书的推测，或者对曹家父子、兄弟、夫妻组成一个“小舰队”，集体创作《红楼梦》的臆断，都纯属对文学创作外行的昏话！更何况脂批中那些“造化主”一类的现代语言，不是曹雪芹那个时代的人所能杜撰得出来的。
六、 红学回归正途的要害，是把《红楼梦》从“秘史”研究中解
放出来 《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这种千军万马“探秘史”、“猜笨谜”的荒唐局面，说到底是学风不正的表现。今天的红学研究，似乎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活学活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年“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的学习风气，带着问题到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大家似乎还记忆犹新。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不正是带着种种“宫闱秘事”的问题，到《红楼梦》中找答案么？今天的红学研究文章，同当年的“讲用文章”，不是一样荒唐可笑么？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好多人当时接受不了，今天如果在红学界再进行一次“真理标准”讨论，大概好多人会骂娘！骂去吧，红学界如果不改弦更张，真的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什么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统统打翻它”（鲁迅语）！建议所有的红学专业大师和业余红迷们，把头脑中的成见统统抛弃，把眼睛上戴的有色眼镜统统摘下来，摒除杂念，潜下心来，再读五遍《红楼梦》（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直到把《红楼梦》看成“世态人情小说”为止。
《红楼梦》是小说，不是“秘史”；《红楼梦》描写的是世态人情故事，不是“宫廷政治”或“宫闱秘事”。《红楼梦》中确实有“风月宝鉴”正反两面的譬喻，那不过是“红颜枯骨”一类传统的封建伦理说教罢了，没有什么玄奥的影射和隐指。《红楼梦》不是百宝箱，从中想掏什么都有；《红楼梦》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语），可以在封建王朝中扮演任何角色。当然，《红楼梦》的作者在创作中，必然写进一些亲历亲闻的人和事，《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在当时应该有生活原型，但这些“原型”的人和事，不过都是些“世态人情”中的凡人琐事罢了，没有什么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写在作品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