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主要是在充分汲取历史和当时世界先进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创建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对世界近代史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在于其价值上的高尚性，更在于其理论上的科学性。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时深刻指出，在一定时代的国家和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并不以本阶级的面孔出现，而是披上了“普遍性”的外衣，目的就是为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正是意识形态作为一定时代国家和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所具有的欺骗性、虚幻性、歪曲性、掩饰性所在。“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概括起来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阶级和国家产生之后，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由其思想家编造、概括出来的，以国家这种虚幻共同体为依托、以普遍意义为形式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为此，马克思从不把自己的思想看成是意识形态而只看成是科学。在他生前，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自己的思想教条化的现象，马克思甚至宣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幸的是，在我国“一句顶一万句”的特殊年代，马克思主义被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解决中国的一切现实问题都到马克思的“本本”里照抄照搬。这种被马克思深刻批判的“普适论”却反转过来，把马克思主义从开放性的鲜活方法变成了一堆封闭性的僵死教条。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动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进程中，就非常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才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相继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和开放的体系，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会不断产生新的理论形态。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下的新发展。由此观之，意识形态“特色论”体现为民族性和时代性两方面。从意识形态“特色论”的民族性来看，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用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经验，不断将其上升为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意识形态“特色论”的时代性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体的、历史的，其内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在革命时期突出“斗争”主题，在建设时期突出“发展”主题，在改革时期突出“和谐”主题。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从“普适论”转到“特色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党的十七大所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以上观念变革的中心内容，就是进一步破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思想，扬弃我们几十年来的革命型意识形态，确立与世情、国情和党情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基本理念，建构当代中国由建设型意识形态生发的和谐型意识形态。我们在检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中观念变革的战略价值时，也不无忧虑地看到，当代中国的观念变革充满了进程性的思考，摆脱了过去的激进方式，体现出相当的务实色彩，减少了终极性的价值追求。可喜的是，和谐型意识形态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了当代中国观念变革战略价值的内涵和外延，更昭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纵观人类历史，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在内容上有不同的主题，在形式上有不同的载体，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意识形态的每一步发展变化，都既是对已知的总结，又是对未知的探索；既是对现实的规范，又是对未来的引领；既是对思想的约束，又是对精神的开放。个人意识对群体（国家、民族、阶级、政党、教派、家庭）意识尤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服从，不但体现为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同时也体现人之为人的生存状态、精神境界。意识形态不只凝聚人，还提升人，使人成为人。遵循、服从甚至奉献于具有血缘亲情、精神信仰性质的群体利益，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简单从外部加诸个人意识之上的结果，它在人的生命内部也有其至深的人性根据。人的超越性有两个层次：一是对自然先定的超越；二是对动物本能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第一种超越，本质上体现的是追逐个人利益的人的本能欲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体现了第二种超越，本质上体现的是追求集体利益的人的高尚精神。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用“共同富裕”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界限，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价值追求统一起来。“共同富裕”既是人的更高的超越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更是一种最高层面的和谐关系的体现。对于当代中国和谐型意识形态来说，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目标只能是“共同富裕”。尽管这种目标具有终极性，但作为一种制度的本质体现，必须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得到体现。
在当代中国，构建和谐型意识形态，是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意识形态转型的现实情态。社会转型也好，意识形态转型也罢，其实都是历史的转型。历史转型是复杂、多元、交叉的，因而在阶段上并不会泾渭分明，在领域上也不能截然分开。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依据，以社会转型现实为背景，以私营企业主群体兴起为视角，从意识形态内在结构分析入手，勾勒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路径，概括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机制，分析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潮，指出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精华在深层次凝结为意识形态观念的转变。本书论述的重点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意识形态转型。对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问题，从不同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分析。本书关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从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的三种类型、两次转换的论断尽管尚有可商榷之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正处于转型之中，而且这种转型必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意识形态在内构上有价值理念、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基本要素。价值理念就是理想信念，回答旗帜方向问题；理论学说就是思想体系，回答指导思想问题；政策主张就是制度安排，回答道路目标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就是引领国家发展的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实践发展中而不是在理论预设中确立了引领国家发展的旗帜、道路、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党。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命题，最早是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提出的。他明确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所以还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从根本上说，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他们的学说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所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胜利后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性创造，体现在实践上，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道路”，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理论体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成果；“旗帜”，则体现了“道路”和“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又要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理论结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全面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了国内外政治风波和经济风险等种种严峻考验，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说一脉相承，一是它们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理论渊源上一脉相承；二是它们都坚持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理论主题上一脉相承；三是它们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理论品质上一脉相承；四是它们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为立论基础，在理论基点上一脉相承；五是它们都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理论目标上一脉相承。说与时俱进，是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做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内容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涵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清醒认识和科学回答三大基本问题，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对这三大基本问题的认识程度和把握程度，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创新程度、丰富程度和深刻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探索和回答这三大基本问题展开，从实践到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六十多年以来，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也发生了严重曲折。在我国六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既在独立自主的实践中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在失误和挫折中汲取了深刻教训。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如何科学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回答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理论紧紧抓住这个基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从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从我们党的立党宗旨和治国目标，从我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和机遇，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等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继续进行探索，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从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到正确应对和驾驭经济全球化、促进共同发展等等，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的世界大势和我国的发展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提出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思想，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所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执政以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如何认识、把握和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是生死攸关、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好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围绕这个目标，邓小平同志对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新思想。江泽民同志深刻分析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切实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围绕这个目标，江泽民同志对在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新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21世纪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明确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围绕这个目标，党中央对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贯穿的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创新理论观点，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更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面对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繁重任务，解决好发展问题尤为紧迫。邓小平理论高度关注发展问题，明确提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之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还科学谋划我国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理念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出“五个统筹”，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取得的丰硕理论成果，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概括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既生动而具体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生动而具体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再一次有力地证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仍然是共产党人正确认识、把握和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不断发展进步，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既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既继承了前人，又创新了内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一书的“结论”中说：“前社会主义国家在选择其发展道路时其实有许多不同的途径，并不只是两条。社会主义70年尝试的最大教训就在于它们放弃了探索其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探索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北欧国家所标榜的民主社会主义，更不是西方国家所推崇的资本主义。当代中国和谐型意识形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识在自己的旗帜上，将其作为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既体现了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终极追求，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党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具有极其深厚的实践基础和极其广泛的代表性。从和谐型意识形态建设角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选择的正确历史道路，它所昭示的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是中国人民同舟共济、谋求幸福的动力源泉；“中国特色”则使这一共同理想扎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赋予其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国家、民族和社会层面的理想，它并不排斥差异和多元，更不能也无法替代个人和不同群体的所有理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引领下，各种积极向上的不同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各得其所、各尽其能，最终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当代中国和谐型意识形态的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2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
献出版社2003年版。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36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8 ］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9 ］胡海波、庞立生、魏书胜：《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0 ］孟登迎：《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1 ］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42 ］胡海波、魏书胜、庞立生：《哲学导论》，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43 ］姚大志：《现代意识形态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4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5］周宏：《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46 ］王永贵等：《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7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意识形态”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4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49 ］林国标：《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0 ］廖盖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
［51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徵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5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53 ］《章乃器文集》（下卷），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54 ］朱兆中：《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5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56 ］吴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57 ］孙启明：《公与非公经济的融合》，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8 ］童世骏等编：《意识形态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9 ］李国荣：《私营经济之路》，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0 ］《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
［61 ］胡海波：《正义的追寻》，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2 ］高清海、胡海波、贺来：《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3 ］王瑞璞、张占斌等：《中国私营经济发展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4 ］邴正：《中外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5 ］黄传新、吴兆雪：《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6 ］杨立英、曾盛聪：《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7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8 ］杨海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
［69 ］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0 ］雷龙乾：《中国社会转型的哲学阐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2 ］刘培峰：《私营企业主———财富积累的轨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73 ］张厚义、刘文璞：《中国的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74 ］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5 ］董明：《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76 ］《马列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7 ］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8 ］敖带芽：《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政治参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9 ］徐海波：《中国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80 ］严书翰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81 ］曹长盛、张捷、樊建新：《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2 ］钱理群：《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引自孙庆东等著：《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3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84 ］张贤亮：《小说中国》，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85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86 ］全哲洙：《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7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88 ］张澍军：《德育哲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9 ］［英］大卫·麦克里兰，孔兆政译：《意识形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0 ］［英］特里·伊格尔顿，王杰等译：《审美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1 ］［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引自周宏：《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92 ］［英］理查德·斯凯思，雷玉琼译：《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5年
［93 ］［英］乔治·拉伦，戴从容译：《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94 ］［英］哈耶克，贾湛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95 ］［英］哈耶克，藤维藻译：《通向奴役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96］［美］道格拉斯·C·诺思，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97 ］［美］丹尼尔·贝尔，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8 ］［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99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张峰等译：《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00 ］［美］杰姆逊，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01］［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周立群等译：《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2 ］［美］杰克·普拉诺等，孙关宏译：《政治学分析词典》，“合法性”词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03 ］［法］阿尔都塞，顾良译：《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04 ］［德］莫·伯恩施坦，江春泽译：《比较经济体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105 ］［德］哈贝马斯，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06 ］［德］卡尔·曼海姆，黎鸣等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07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季广茂译：《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108 ］［匈］雅诺什·科尔奈，肖梦编译：《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9 ］何怀远：《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浅论》，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10 ］韩源：《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型》，载于《党政论坛》，2005年第8期。
［111 ］吕国忱：《意识形态生成结构新探》，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
［112 ］何萍：《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113 ］顾钰民：《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贡献》，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7期。
［114 ］张定淮、涂春光：《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转型》，载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15 ］何怀远：《邓小平社会调控的意识形态艺术及其启示》，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7期。
［116 ］刘开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载于《宜昌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117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于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8期。
［118 ］何家栋：《谁误解了马克思》，载于《北京文学》1999年第2期。
［119 ］朱学勤：《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载于《战略与管理》
1999年第4期。
［120 ］王若水：《异化这个译名》，载于《读书》，2000年第9期。
［121 ］《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
［122 ］《人民日报》，2000年12月5日。
［123 ］《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2日。
［124 ］《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1月11日。
［125 ］《北京日报》，2007年10月8日。
［126 ］曹思源：《在世纪的分水岭上———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暨知识分子文存”座谈会纪要》，引自房宁：《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HTTP：／／WWW。XICI。NET／62928／D55937626.HTM。
［127 ］陈静、邹佰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简论》，HTTP：／／WWW。SDADA。EDU。CN／JYB／SHOW。PHP？ID＝560667.
［128］CHAIM。 I。 WAXMA。 U。 THE END OF IDEOLOGY DEBATE，NEW YORK，1969.32.
［129］JOAN ROBISON，ECONOMIC PHILOSOPHY。CAMBRIDGE，1962.
§§后记
我向来认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没有现实针对性的纯粹学理性研究对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缺乏实际意义的。但是，如果没有学理上的弄清、弄懂、弄通，针对现实、解释现实、改变现实也将是无力的。从这一认识出发，本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一个重要的哲学畴，表现为一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存在，又是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与行为取向之间的关系。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问题进行理论研究，能够在历史反思中深刻认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路径，在批判中促范进意识形态类型转换的观念性变革。因为我长期在党政部门工作，意识形态理论与我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直以来，我非常关注意识形态问题。后来我的工作有了变动，到以私营企业主为主体的人民团体工作，不但直接面对私营企业主这样一个新兴群体，而且深刻感受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关于这一群体的思想争锋。由此我认识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私营企业主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这样一个历史循环，不但浓缩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而且也折射了意识形态的转型。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既深刻反映了这一历史变化，也积极推动了这一社会变迁。因而，我把私营企业主兴起作为研究视角来观察中国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这样，不但会使意识形态研究具有深度的历史性，而且具有厚重的实践性。中国私营企业主兴起的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核心理论问题。透过这个问题，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实践互动、互构的复杂关系。从私营企业主兴起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既可捕捉到意识形态对社会实践的引领，又可反观到社会实践对意识形态的推动。特别重要的是，这一课题研究关乎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关乎到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关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从私营企业主兴起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问题，体现的既是理论中的问题更是问题中的理论。
这本书源自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学科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马克思一生写了那么多著作，但归结起来是“两个伟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二是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在这两大发现中，唯物史观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主线，剩余价值论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目前学界公认，《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正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并且对意识形态的历史形成、本质特征、功能作用等进行了详尽的阐释，由此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其中所包含的唯物史观思想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其他一切旧意识形态理论的根本区别。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任务。能否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中和国内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重要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意识形态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发展的理论前提。
对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私营企业主这样两个问题，目前国内已有很多学术研究成果。但据我所知，将这两个问题合而为一进行研究并提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由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进行转型的观点尚属首次，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
面对这本书稿，我没有丝毫的轻松与兴奋，相反，有的是沉思与冷静。因为我深知，我只是刚刚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以后还有更多的书要读、更长的路要走。尽管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努力学习，尽量使本书能够精益求精，但由于我的学识水平所限，书中的论述还有许多肤浅甚至错误之处。本书的研究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这是我的最大遗憾；找到自己今后前进的方向，这才是我的唯一欣慰。如果仅仅是从本书的形成标志着自己的一个人生阶段来反观自己的经历，无疑这本书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正是这些人的帮助和影响，使我保持了一颗感恩之心和由此而生的进取之心。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胡海波教授。他博大精深的理论功底、求真务实的学术风范、踏实严谨的工作风格、正直向上的为人品德、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都使我在为学、做事、成人上受益匪浅。
感谢我拜读过的著作和文章的所有作者。他们的理论观点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我已在“参考文献”部分一一注明，其中极个别的网上资料没有查明出处，在此对作者表示歉意。
感谢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出同门的各位同学。李和宸、刘淑娜、傅宏政、高宗泽、涂良川、常江、盛海波、丁立卿、李树铭、张杰在我学习过程中给予了很大帮助。正是由于他们的勤奋好学，才使我有了榜样；正是由于他们的多方帮助，才使我有了动力；正是由于他们的热情鼓励，才使我有了自信。
感谢为我提供学习资料的朋友。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左东冬和吉林省图书馆的赵庆禹帮助我查找了详尽的学习资料，使我节省了大量时间。
感谢北京大学的单忠东教授。他不但对本书提出很有见地的修改意见，而且为本书作序，激励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在学术中深入研究。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和具体推荐下，才使本书得以付梓。
感谢北京大学的颜苑媛、廖敏、皮巍和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金梅、赵蕾、张长松、王肖楠、代小卫、董永亭，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特别感谢我的领导全哲洙书记。他不但在学习上给我以支持、在工作上给我以要求、在生活上给我以关怀，而且在做人做事方面对我更是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作为工作人员，我跟随他先后在吉林省政府从事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在吉林省委从事宣传思想方面的工作、在全国工商联从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方面的工作，这种工作经历对本书选题的确立和观点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我的母亲生活在农村，她虽不识字，但在我小时候的学习方面管教极严，对我寄予厚望。我妻子曲友琴多年来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家务，在我情绪烦躁的时候给我安慰，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给我鼓励。我儿子赵天翊去年考入大学，我们在学习劲头的“比拼”中互相激励，他逐渐成长，我走向成熟。
赵德江
2009年5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