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算的奥妙在于藏身藏心，让别人全然不觉。有些事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只进不退，否则就会遭到重创。
●曾国藩的藏算之道在于忍住急性子，做事要学会停步，在明暗之间悄然前行。此可谓以退为进，以让为胜的算计。
谨慎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成熟标态。有些人不善于谨慎行事，总是毛手毛脚，心态毕露，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曾国藩在这一点上极其用功，他要求自己必须谨慎地对待每一次行动，以防失败。
从曾国藩的一生来看，确实屡获朝廷重任，对此，他除在一些家信中偶然表现出沾沾自喜外，更多的则是惕惧——谨慎行事。如慈禧上台只十八天，便命曾国藩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同时，曾国荃也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对于这种殊遇，曾国藩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感恩图报，正如他写给沅弟的信中所说：“前此骆、胡、王、薛诸人，皆以巡抚赏头品顶戴，今弟以记名臬司获此殊恩，宜如何感激图报？”另一方面他又深恐自己骤遭不测之灾，甚至杀身之祸。他写道：“予自十一月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惶无已。读陶诗《饮酒》诸篇，为之心折。”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这位“结庐在人境”、闲适冲淡的陶渊明，竟然在千多年后引起了身处千军万马之中、书牍旁及的曾国藩的共鸣。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如陶渊明一样，“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而仍然在调兵遣将，用尽心机，日夜盘算着围攻天京的“大业”。他一只眼盯着太平军，另一只眼又不得不盯着满清朝廷。于是，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疏说：“臣自受任两江以来，徽州失守，祁门被困”，并且“受命年余，尚无一兵一卒达于苏境，是臣于皖则无功可叙，于功则负疚良深”，“至于安庆之克，悉赖鄂军之功，胡林翼筹画于前，多隆阿苦战于后，并非臣所能为力”。他把自己无功受禄数落了一顿之后，又把攻克安庆之功，完全算在满人多隆阿身上，而绝不提曾国荃，这实在是用心良苦。接着他又说，左宗棠“其才可独当一面”。朝廷可令他督办浙江全省军务，自己则“无庸兼统浙省”。他这一奏请，一方面固然是信赖左宗棠，而自己“遥制浙军，尚隔越千里之外”，确有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对朝廷中新当权者的态度的一次试探，慈禧等人当然也看透了曾国藩的心计，在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中，令他对节制浙江军务一事，“毋再固辞”，并且说他“谦卑逊顺，具见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着实把他赞扬了一通。
自然，这尚不能使曾国藩放下伴君如伴虎的那颗悬悬之心。所以刚过了春节，他又于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上疏再辞节制四省军务之命。他在奏折中写道：“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人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他摆出一副悲天悯世的架势，以防止外重内轻的议论来消除朝廷的疑虑。其实，自咸丰军兴以来，团练四起，权在督抚，清代早已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而湘军在当时尤有举足轻重之势。这点，朝廷清楚，曾国藩更加清楚，只是薄薄的窗纸无需捅破，因为一方要利用另一方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则要利用对方的威势来保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自己谋求进身求利之阶。正月二十三日的上谕说：“当此，江浙军务吃紧”之际，“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甚至加封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但是，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朝廷的这么几句评语而放松对清廷态度的时时观察。同治元年（1862年）秋天，湘军中瘟疫流行，光鲍超一军驻宁国，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死者数千，“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爨”；张运兰一军驻太平，病者尤多，“即求一缮禀之书记，送信之夫役，亦难其人”；而且主将鲍超、张运兰等相继病倒。曾国藩于闰八月十二日上奏说，此时“战守皆无把握”，“若皖南藩篱一坏，江西内地空虚，毫无足恃”，而皖北“彭甲三、李续宜皆将回籍，唐训方新来，诸事且萃于微臣一人之身；疾疫之灾既如彼，责任之重又如此”。因此，他请求朝廷“简派在京亲信大臣，驰赴江南，与臣会办诸务”，“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他的意思是要“挽厄运而自己退居主持东南大局的次要人物的位置。这显然是因为困难很大，而职责很重，担心月盈则亏，趁早为脱身之计；同时，也是为了再一次试探清廷对自己的态度。所以闰八月二十一日的上谕，针对曾国藩的隐情，明确地表示：此无可如何之事，非该大臣一人之咎。”并且温旨慰留说：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实难其选。“勉励曾国藩在此”时势艰难“的时候，”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这一次，曾国藩又算争得了主动权，使自己在困境中不致遭受朝廷的谴责，他接到这道上谕后，”读之感激涕零。
而当天京城破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节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人他的股掌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境地，曾国藩今后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面都在为他猜测、设想、谋划。已经有统治中原两百多年历史经验的清王朝，自然不容高床之下有虎豹鼾睡，只是一时尚忍容未发；不断有来自权贵的忌刻怨尤，飞短流长，也是意中之事；自然也有一批利禄之徒，极力怂恿曾国藩更创大举，另立新帝，以便自己分得一匙羹汁。何去何从的问题，当然也早在谙熟历史的曾国藩的思虑之中了。他准确地估计自己“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八日深更半夜，他在安庆接到湘军攻下金陵的咨文时，竟然“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此时此刻，喜与欢固不待言，可是，他何惧何悲？个中内情，后人虽不敢妄断臆说，却确知曾国藩在大喜的日子里颇有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