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做成任何一件事，都要善于变算，不可死守一点，根本不变。“变算”的最大特点在于：因人、因时不同而拿出不同的绝绍。
●赵匡胤最强大的本领在于以变算制服对手，因此他每迈出一步都带有明确的目的性，绝不失算；同时，他还善于留几手，以备他用。
相互信任是凝聚人心的方法。例如你是否以高度信任的态度去对待他人，关系到自己身边到底有多少可以重用的人。赵匡胤知人善任，用可用之人，不但体现了一种用人的学问，而且还包含了他的做人之道：一、信任对方能办成事，二、宽容对方能赢得钦佩。
赵匡胤认定只要信任将领，强将手下就无弱兵。他曾经从自己的卫队（御马直）中亲选30人交给郭进，让他们在其手下进行实战锻炼，这些士卒从未上过战场，与北汉军队交战，往往怯阵溃退，郭进一怒之下，斩杀10余人，同时上报赵匡胤。当时赵匡胤正在便殿检阅部队，接到报告后，从皇帝尊严和威慑士卒起见，故意表露出对郭进的不满：“御马直，千百人才得一二人，稍违节度，郭进就大开杀戒，这样杀下去，就是龙种健儿也供不过来呀！”
虽然赵匡胤在众军卒面前煞有介事地表示不满，但私下却派人告谕郭进：“这些人仗着自己是天子卫兵，而竟敢骄倨不秉令，杀之可也。”从而对郭进的执法行为予以了支持和肯定。
郭进颇有肚量。曾有军校进京向赵匡胤告御状，称郭在州，多为不法，请皇上圣断。赵匡胤连基本的核查工作都不做，他对近臣说：“此人所诉事多非实，盖郭进御下严甚，此人有过，畏惧而诬罔之耳！”随即命人将告状者械系送郭，让郭进本人诛杀。
对于赵匡胤的如此信任，郭进正要奉表称谢，不料北汉军队正值此时犯边。于是郭进释其绑，对此人说：“你敢告我，算你有胆气，现在我宽宥你，如能杀退此寇，则由我负责向朝廷推荐，如果失败，你则可以向北汉投降，不要再回我处。”这名军校踊跃听命，奋力杀敌，果然立功而返，郭进也不食言，果真向朝廷奏请提升其职务，赵匡胤也很高兴地批准了这一请求。
开宝三年（970年）赵匡胤令有关部门为这位劳苦功高的御边名将在开封修造住宅，以示奖赏，赵匡胤还特意交待厅堂全部要采用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郭进不过是一位地方防御使，级别太低，乱了规矩。赵匡胤闻言大怒：“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对北边无后顾之忧，我待郭进，难道应该比儿女差吗？赶快按我的意图施工，不必多说。”由此可见赵匡胤对边将的宠爱。
郭进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少年家贫，曾寄居于巨鹿一户富人家中，因得罪了少东家，富人之子准备杀害他。多亏其妻竺氏偷偷相告才得以幸免于难。后来，郭进为官邢州，即寻访竺氏，此时竺氏已家道中落，生活难以为继。郭进不忘旧恩，便将竺氏的一个女儿带到自己身边加以抚养，待之如己出。后郭进有意将这位养女嫁给某位军官，但其养女觉得自己世代务农，不宜从军，郭进又尊重她的意愿，郑重地为她选择了一位农家子弟为婚。
最能反映赵匡胤对武将宽容和姑息的，莫过于对关南守将李汉超的袒护。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说：
太祖时，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使捍契丹，其齐州赋税甚多，乃以为齐州防御使，一州之赋，悉命养士，汉超武人，所为多不法。久之，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民女为妾。太祖召百姓入对便殿，赐以酒食，慰劳之，徐问之曰：“汉超在关南，契丹入寇者几？”曰：“无有也。”太祖曰：“往时契丹入冠，边将不能御，河北之民，岁遭劫虏，汝于此时能保其资财妇女否？今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又问讼女者曰：“汝家几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对。太祖曰：“然则所嫁皆村夫也。若汉超者，吾之贵臣也，以爱汝女则娶之，得之必不使失所，与其嫁村夫，孰若处汉超家富贵！”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
李汉超镇守关南前后13年（964-977年），打起仗来确是一把好手，这也是他深得赵匡胤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他的种种不法行为，赵匡胤不仅不绳之以法，反而大讲了一番歪理。不讲李汉超保土安民之职责，而称汉超所刮取与契丹所劫掠相比乃九牛一毛；不讲以威势强抢民女法理难容，而称民女嫁汉超乃是攀附高枝，是百里难得挑一的好婚姻。真是岂有此理！据说赵匡胤将告状者打发走后，又“密召汉超母，谕之曰：‘尔儿有所乏，不来告我，而取之于民乎？’乃赐白金三千缗。”尽管赵匡胤本人对李汉超的敛财行为持反对态度，但也仅限于对这位爱将含蓄地提醒他注意影响而已。
董遵诲本涿州人，是赵匡胤的同乡。开宝元年（968年）七月至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出镇通远军（甘肃环县），戍守西北边境。其父董宗本，在后汉时曾担任随州刺史。当年赵匡胤离家出走，曾到随州投靠过这位涿州同乡。在董家，赵匡胤和这位董公子董遵诲相处得颇不愉快。一位陌生的同龄人来到家里，年轻气盛的董遵诲“凭借父势，多所凌忽”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据说董曾盛气凌人地问赵匡胤：“每见城上有紫云如盖，又梦登高台，遇黑蛇约长百余丈，俄化为龙，飞腾东北去，雷电随之。是何吉兆？”赵匡胤默然不语。董又与赵争辩战事，因辩不过赵匡胤，竟然一气之下拂袖而去，显得很没有教养。
不想冤家路窄，昔日备受欺凌的流浪者竟然当了皇帝，而继承父业的董遵诲也已是禁军骁武军指挥使，成了赵匡胤可以随意驱使的爪牙，董遵诲于是终日惶恐不安，担心有朝一日大祸临头。
赵匡胤显得颇有气度。一次，他特地在便殿召见董遵诲，董一进门，即伏地请死，赵匡胤连忙令左右将其扶起，转而亲切平和地与他叙开了往事。谈兴正浓时，忽有董的部下，向赵匡胤状告董的种种不法之事，告状者一一罗列，竟有10余件之多，新账老账，董遵诲只得听候发落。没想到赵匡胤全然不问，而是安慰他说：“朕方赦过责功，岂念旧恶耶？汝可勿复忧，吾将录用汝。”不但不问罪，反例打算委以重任，董对新皇帝的宽宏大量感激不尽。果然，赵匡胤不日即命他出镇通远，担负戍边重任。
赵匡胤对董遵诲的关怀体贴还不止于此。他打听到董的母亲仍在契丹统治下的幽州，立即叫人用重金收买边民，偷偷地将老人接来送到董遵诲处，并给予大量赏赐。
董遵诲到通远，也不负期望，他又是召集酋长，“谕以朝廷威德”；又是“率兵深入”，击败敌人入侵，着实给赵匡胤挣回不少面子。赵匡胤见董遵诲安边御敌颇有成效，高兴之下，就地提升他为罗州刺史。想想犹嫌不足，又特意解下自己身上的那套“真珠盘龙衣”予以赏赐，以示褒奖。董见赵匡胤如此礼遇，一时惊诧不已，赵匡胤却颇不以为然，他说：“吾委遵诲方面，不以此为嫌也。”
由此可见，赵匡胤做人讲宽容法则，不计前嫌，只要他看准的人，他就予以信任，只要把事情做得完美，他就予以重赏，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