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算指从大局面考虑问题，把每个决定成败的重大事件都想清楚，并具体落实到可行的行动方案中。
●李渊做事善于从长远考虑问题，能够从眼前想到将来，并设置一个个成功链，此为制胜之道。
你如果给人提供一个做事的平台，就会获得人们的帮助。李渊为人极有心策，他待人接物，不限贵贱，赢得了声誉。他这方面的经验与其观察人事有关。
晋阳起兵既定，在集结豪杰之士、招集兵士、运筹与及时规劝等方面，尤其是在许多事关成败的关键时机，年轻的李世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晋阳起兵的真正决策者和组织领导者，还是李渊，这是不争的事实。
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载：“帝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险要，一览便忆，远近承风，咸思托附。”
在晋阳起兵时，军务、政务繁忙，当李渊恰当、明确地分派好上上下下各级官员的职务责任之后，他便腾出手来，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处理来自各方的事情。
李渊做事的情形是：“帝或口陈事绪，手疏意谓，发言折衷，下笔当理，非奉进旨，所司莫能裁答。义旗之下，每日千有余人，请赏论勋，告冤申屈，附文希旨，百计千端，来众如云，观者如堵。帝处断如流，尝无凝滞。人人得所，咸尽欢心。皆叹神明，谓为天下主也。”“官之大小，并帝自手注，量才叙效，咸得厥宜。口问功能，笔不停辍。所司惟给告身而已。尔后遂为恒式。帝特善书，工而且疾，真草自如，不拘常体，而草迹韶媚可爱。尝一旦注授千许人官。更案遇得好纸，走笔如飞，食顷而讫。得官人等，不敢取告符，乞宝神笔之迹，遂各分所授官名而去。”
从中可以看出，李渊是个思维敏捷，才能出众，办事干练，经验丰富的人才。
然而纵使如此，李世民在劝说和支持起兵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大业十二年（617年）十二月李世民在劝李渊抓住时机起兵的第二天，又复劝渊说：“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惟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
李渊听后叹息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这句话表面看来是在埋怨李世民，毋宁说是在夸赞他。总而言之，晋阳起兵，看来主要是李渊起决定权，李世民则起了鼓动作用，当了几乎一半的家。
相似的证明还有：在李世民劝父起兵之前，晋阳宫人裴寂陪伴李渊饮酒，酒酣，裴寂从容地对李渊说：“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未诛，为此急计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李渊回答说：“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其实，李渊这是装作不知，因为当他决定叛隋之后，不令他自己“接待人伦，不限贵贱”，而且仍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李建成和李世民“俱秉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手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可见，父子三人配合得十分默契与协调一致。
不久，李世民与裴寂趁隋炀帝遣使执李渊、王仁恭到江都去的紧急时机，再一次劝说李渊：“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破矣，宜早定计。且晋阳士马精强，宫监蓄积巨万，以兹举事，何患无成！代王幼冲，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单使囚，坐取夷灭乎！”早已心动的李渊深以他们的主张可行，并且秘密部署，就要起兵，只是很快又接到隋炀帝赦免对李渊、王仁恭的制裁，并令各官复原职，由于不能打草惊蛇，李渊行将起兵的计划，也就因而暂缓执行了。
其实早在大业九年，李渊在思想上就已蓄谋反隋，可是为什么却长期迂延不发，一直到大业十三年五月才正式举兵呢？
原因之一是：时机尚未成熟和准备不足。李渊可算是个有政治经验的老手，对当时由于农民起义和统治集团权势之争所带来局势的发展变化，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隋王朝所具有的军事力量，他更是了如指掌。个人的处境，家庭的影响，使李渊有处事深远之谋，凡事没有十分的把握，他绝不轻易冒险。
从前车之鉴来看，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的失败，不能不对李渊产生深刻的影响。河东、太原都是军事重镇，朝廷在该地及其附近地区均驻有重兵，如若贸然起兵反隋，很有步杨玄感后尘之患。审时度势，窥视机遇，在大业十二年底以前，李渊是不敢有所行动的。
原因之二是：在当时，李渊身边还有隋炀帝杨广的亲信王威、高君雅在时时事事地监视着他，致使他的行动不能不谨慎小心，正缘于此，他从不轻易向人吐露真言。在时机不到、准备不周的情况下，虽然有包括李世民、裴寂在内的许多人建议他起兵，他都装作不以为然的神态，借故言他，加以拒绝，甚或怒形于色，摆出欲加问罪的架势。
原因之三是：李渊毕竟是杨隋王朝的世臣，又是亲戚，受爵禄于朝廷，加上封建纲常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头脑里，不可能没有很深很浓厚的君臣礼教观念。在这种正统观念支配下，要他终生背负“叛主”的罪名，起兵反抗，自然就很难轻易地遽作决断，因而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考虑就特别多、特别慎重，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由此我们不难想见，李渊的打算是等待这样的时机和效果：既达到乘时而起，夺取隋政权的目的，又保持了自己封建贵族官僚的名节，而后一条，又是将来得天下、稳定统治地位、重建封建王朝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正是李渊的反隋不同于一般农民起义的表现。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李渊是个老成持重的贵族官僚，坚忍自持，慎之又慎。据《旧唐书》上载：“高祖审独夫（指杨广）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这就使起兵免于草率盲动，避免了杨玄感所遭到的失败，这是血气方刚的李世民所不及的。
诚然，由于李渊的老成持重和行动上的谨慎从事，也确实带来了顾虑重重、行动进展迟缓的缺憾。而这方面的不足，恰恰由他的儿子李世民作了补充——李世民思想单纯，以布衣自居，少有束缚，加上性格上的豁达，见事敏锐，勇于有为，因此敢于超越李渊的意图，放开手脚大胆行动。李渊、李世民父子既相互影响，又相辅相成，配合默契，弥补了起兵组织工作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总而言之，李世民在其父亲的支配和影响下，做了大量协助李渊的工作。同时，由于李世民个人的努力，对李渊的决断和整个起兵组织发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