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离奇的瓦尔德马尔案子引得大家议论纷纷，如果它不奇怪。它也会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不认为它有什么奇怪。根据有关各方面的要求，只得对公众隐瞒这一事件，至少眼前先这样做，或者直到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深一步的调查，凭着我们的努力去探索真相——以免成了歪曲和夸大的故事，任它流传于社会，变为许多不愉快事件的根源。而且，当然使得谁也不能相信。
如今我有必要根据我的理解来讲讲这件事实。简单地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不断地被催眠术这个题目所吸引，有三年的时间了。大约九个月以前，我突然想到，在直到目前我所做的实验中，有一个十分突出而且无法解释的缺陷——没人做过临终催眠。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加以研究的，首先是病人是否存在对于磁力作用的敏感性；其次，倘若存在的话，是根据情况减弱还是增强；第三，要达到什么程度，或者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其他还有几点需要明确，但这一问题是最让我好奇的，特别结局的性质尤为重要。我在周围寻找可以让我来做此项实验的人。我想到了我的朋友恩斯特·瓦尔德马尔。他是《辩论学丛书》的著名编者，波兰文版《华伦斯坦》和《加岗图亚》的译者（用的是伊萨却·马克斯的笔名）。
瓦尔德马尔自1839年以来长期居住在纽约哈勒姆区，他本人的俭省特别引人注意。他的下肢尤其像约翰·伦道尔夫，他那雪白的小胡子跟乌黑的头发形成强烈对比——因此，常常被误认为戴的是假发。他的脾性极为神经质，真是做催眠实验的最好材料。有一两次，我毫不困难地就使他睡着了。但是结果却不佳，尽管他的素质使我期望如此。他的意志在我的控制下从来没有肯定或者彻底的时候，至于他的观察能力，我简直无法令其有丝毫的可靠性。我把我在这一点上的失败总是归结于他健康状况不佳的缘故。在我认识他之前好几个月，他的身体被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的确，平静地谈论自己临近的死亡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仿佛是一件既避免不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事。
当这个念头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时，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瓦尔德马尔。我对这个人坚定的人生观知之甚详，不怕他会有什么犹豫。他在美国没有什么亲友，没人会来干涉。我把这题目坦率地对他说了。使我惊讶的是，竟然激起了他很大的兴趣。我说使我惊讶，是因为尽管他经常慷慨地拿他自己的身体给我做实验，可以前从未对我所做的事情表示过兴趣。他得的这种病，到什么时候会死亡，是可以正确地计算出来的。于是我们两个人做了约定，他在得到医生宣告他的生命将要结束的24小时前通知我。
后来，大约在七个多月之前，我收到了瓦尔德马尔送来的一张便条，上面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毕：
现在你可以来了，狄大夫和费大夫都一致认为我过不了明天半夜。我觉得他们认为时间已经临近。
瓦尔德马尔
我收到的这张便条大约是半小时前写的，15分钟后，我就到了垂死者的房间。
我已经十天没有见他了，使我大为吃惊的是，这短暂的十天他发生的可怕变化。他的脸容显出一种铅灰色，眼睛完全失去了光芒，那种憔悴已经到了极度，以至于颧骨上的皮肤都破裂了。喉咙里痰很多。脉搏几乎摸不出来。然而，他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体力上都仍然保持着很好的风度。他说话清晰，用不着别人帮忙就吃了一些缓解痛苦的药。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正用铅笔在笔记本里写什么东西。他躺在床上，背后靠着枕头。狄大夫和费大夫都在他床边。与瓦尔德马尔握过手之后，我把这两位大夫请到一旁，让他们告诉我病人的详细情况：
他的左肺一点儿生命力也没有了，因为左肺处于半骨质或软骨质已有18个月了；至于右肺，上半部如果不是全部骨质化了，也是一部分，而下面一半不过是一堆化脓性的结核，互相合并；还有一个地方有几个大窟窿，已经牢牢地粘连在肋骨上。右边这片肺叶的状况看来是最近发生的。骨质化的程度发展得意外迅速，一个月前还看不到，而这种粘连状态只是在三天之前才发现的。除了肺结核外，病人还有患主动脉瘤的嫌疑，但是由于骨质化的征象，所以不能确诊。
两位大夫的一致意见是：瓦尔德马尔将要在明天（星期日）的半夜时分死去。而当时的时间是星期六晚上7点。
在两位大夫离开病床，跟我走到一边谈论以上这些话时，他们已经跟病人做了最后的告别。他们根本不想再来了，但是经过我的请求，他们同意次日晚10点钟再来看看病人。他们走了之后，我随便地跟瓦尔德马尔谈起日益严重的病情，尤其是我建议的实验。他仍然承认他完全同意，甚至急着赶快就做，催促我立刻开始。
当时有一男一女两位护士在照顾他，可是我不认为仅仅靠这两个护士做证我就可以开始我的实验。万一突然发生意外，只有他们可以证明，这无法说明问题。于是我把手术推迟到次日晚上8点钟左右，等到我认识的一个学医的名叫西奥多尔·艾尔的学生来到，这样可以免除其他的麻烦。我原来的计划是等医生们来，但首先是由于瓦尔德马尔的催促，其次是由于我不能浪费时间，因为病人的模样是越来越不行了，这就促使我着手进行。
艾尔先生按照我的愿望，把发生的一切情况都记录下来。由于他做了记录，所以我如今才能在这里讲讲其经过，有的简略，有的照抄。
一开始，我握住病人的手，用了五分钟到八分钟时间，请求他尽可能地对艾尔先生说明白，他本人（瓦尔德马尔）完全自愿让我在他目前的情况下做催眠术的实验。
他低声然而清晰地回答说：“是的，我愿意做催眠术，”然后立刻又说，“我怕耽搁太久了。”他这样说着话时，我开始对他进行催眠，这是我早已发现能够在他身上生效的方法。开头我的手在他额角上横拍几下，显然他已经受到影响，但是尽管我使出了全力，却没有产生进一步的功效。一直等到10点钟过了，狄大夫和费大夫应约来到之后，我用几句话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计划，如果他们不反对的话，因为病人已经处于弥留状态。我不再犹豫，立即继续进行——然而把横拍改成下拍，把目光也针对着病人的右眼。此时，他的脉搏已经摸不出来了，呼吸也发出呼噜的响声，半分钟一次。这种情况有一刻钟的时间，几乎没有变化。在这样的呼吸期间，却有一种自然的、然而很深沉的叹息，从垂死者的胸腔发出来，那呼噜声也就停止了——也就是说，那呼噜声不明显了，间歇也没有减少。
在差几分钟就到11点的时候，我准确无误地看出了催眠的作用。混浊玻璃一般的眼睛显出一种不安的内心在思考的表情，那是梦游者才有的，几乎错不了。我又很快地横着催眠几下，使他眼珠颤动了，仿佛刚睡着一样。又催眠了几下，它们就完全闭上了。然而，我对此并未满意，继续使劲地进行催眠，用尽意志的力量，直至使这个躺在床上的人双腿僵硬；在这之前我已经把它们放在舒适的位置。病人的双臂差不多都放在床上，离开腰部稍远一些，双腿现在僵直了，而脑袋则微微有些抬起。
做完这些，已是半夜时分，我请求在场的两位大夫检查瓦尔德马尔的情况。做过几项试验后，他们承认他正处于一种奇异的完全的昏睡状态。两位大夫的好奇心非常强烈。狄大夫立即决定留下通宵陪伴病人，而费大夫离开时则答应天亮时回来，艾尔先生和护士都留下了。
我们一点儿也没有惊动瓦尔德马尔先生，直到凌晨3点钟的时候，我靠近他，发现他的情况与费大夫离开时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他以同样的姿势躺在那里，脉动细微，呼吸轻缓（不很明显，除非在唇边使用一面镜子才能看出），眼睛自然地闭合着，四肢僵硬、冰冷得如同大理石一般。但是，总的看来是并没有死亡。
我靠近瓦尔德马尔先生，试着对他的右臂施加影响。我在他身体的上方来来去去地横拍，使其追随我的右臂。对病人所做的这种实验，以往从未完全成功过，所以我现在也没想到会成功；然而令我惊讶的是，他的胳膊尽管无力，却极容易地随着我的胳膊，按我指定的方向活动。我决定试着说几句话。
“瓦尔德马尔先生，”我说，“你睡着了吗？”他没有回答，可是我发觉他的双唇微微动了动，并且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问题。重复到第三遍时，他的整个身躯因一阵很轻微的颤动而不安起来，眼睑微睁，露出眼球的一道白，嘴唇慢慢地动动，低声说了几乎听不见的话：“是的，现在睡了。别弄醒我！让我这样去死吧！”我触摸他的四肢，发觉它们像以前一样僵硬。他的右臂像开头那样随着我手的方向动作。
我再问这个半睡半醒的人，“瓦尔德马尔先生，你胸部还感觉疼吗？”
我马上就得到了回答，但是声音比先前更难听见了，“不疼，我在死去。”
我认为不能再进一步打搅他了。便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直到费大夫来了，他是日出前一会儿到的。当他发现病人仍活着时感到万分惊讶。他摸过脉搏，又在病人唇边使用了镜子，就让我再对病人说话。
我照做了，然后问道：“瓦尔德马尔先生，你还在睡吗？”像先前一样，几分钟过去了，才有了回答，在这个间歇里，这个垂死的人似乎在集中他的力气来说话。
当我把这个问题重复到第四遍时，得到了他无力的回答，声音几乎听不见，“是的，还睡着，正在死去呢。”瓦尔德马尔先生目前的情况明显稳定，大夫的意见，或者更确切说是愿望，仍是不使病人受到打搅，直到死亡降临。死亡几分钟内必然降临，大家都同意这一点。然而，我决定再对他说句话，不过是重复了我前面提到过的问题。
当我问话时，我发现这个半睡半醒的人的面目有了显著的变化，眼睛慢慢地睁开，瞳孔向上消散；皮肤基本呈灰白色，与其说像羊皮纸不如说像白纸，顽固地生在脸颊上的圆块潮红也立即消失了。我这样说，因为它们的突然消失，只能使我想到一根被一口气吹灭的蜡烛。同时，原本紧闭的上唇离开牙齿动了动，随着能听见的声音，下颌沉下来，嘴巴拉得很宽大，露出了肿胀发黑的舌头。我相信当时在场的人都看惯了临终人的恐怖样子，然而，瓦尔德马尔先生这会儿的形象过于可怕了，大家都因为害怕而远离床边，不敢上前。
我认为我已经叙述到了关键的地方，每个读者都会因惊奇而肯定不信我所讲的。然而，我有责任继续讲下去。
瓦尔德马尔最虚弱的生命迹象不再出现，我们断定他要死去，就把他委托给护士照管，这时只见他的舌头使劲地颤动起来，这情况持续了大概一分钟。这期间，从他肿胀的双颌里发出一种声音——我如能描述出那声音，那我一定是疯了。有两个或者三个形容词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适合用来形容这种声音。譬如，我得说那声音刺耳，破碎，空洞，总的听来难以形容得可怕，那是因为没有相类似的声音刺激过人类的耳朵。然而，我当时认为，现在仍认为，作为声调的特色被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也适于表达其本身神秘特性的某种想象。那声音有两个特点，其一，它似乎进入我们的耳朵里，至少是我的耳朵里，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或者从某个地下的洞穴。其二，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我确实担心不可能使自己理解）像触摸到胶粘的或者湿粘的东西。
我用了“声音”和“话音”，意思是说，那声音是独特的音节，甚至是奇异的，惊人的特别。瓦尔德马尔先生说话了——明明白白地回答几分钟前我向他提出的问题，还记得我曾问他是否还睡着，现在他说：“是的；——不；——我一直睡着——可现在——现在——我死了。”这几个字一出口，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一个能掩饰住或者抑制住极端的恐怖，那个叫艾尔的学生甚至晕了过去。护士们吓得全部都立刻离开了病房，而且劝不回来。
我不想明白地告诉读者我自己的感受。我们无言地忙碌了大约一个小时，一句话也没说，竭力使艾尔先生苏醒。当他醒过来时，我们又着手研究瓦尔德马尔先生的情况。除去那面镜子不再显示呼吸的迹象外，一切情况同我前面描述的一样。
从胳膊取血的试图失败了。我也该提到，在我看来这只胳膊也不能再是我的实验对象了。我尽力使它跟随我的手所指的方向，但是已经算是徒劳了。其实，我们发现受催眠术影响的唯一真正迹象是舌头的震动。我每向瓦尔德马尔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似乎都在努力做出回答，然而，他的意志力量不够充足了。我比任何人都更怀疑他似乎完全失去了知觉，尽管我尽力使在场的每个人都与他的催眠相联系。我相信我现在所讲的一切对于这个时代理解苏醒的人的状况很有必要。另外，护士被设法请来了。
10点钟，我与两位先生一道离开了这个房间。下午我们又都被叫回来看望病人。他的情况仍与原来一样。我们讨论关于唤醒他是否妥当和可行，然而这种做法可能没有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存有异议。显然，眼下的催眠阻止了死亡（或者被称作的一般死亡）。我们大家似乎都明白，唤醒瓦尔德马尔先生，会导致他瞬间的或者至少是快速的死亡。
从那个时候到上个周末，相隔差不多七个月，我们继续每天到瓦尔德马尔家里访问，时常由医务人员和别的朋友陪同。这些时间里，这位苏醒的人的情况，与我最后描述的完全一样，护士的关照一直不断。
上个星期五，我们最后决定做唤醒他的尝试，或者试图唤醒他，这最后的尝试结果是不幸的，在非公开的范围里它引出了如此多的讨论——引出如此多的不该有的俗念，那些是我不曾想到的。为了使瓦尔德马尔先生从催眠迷睡中醒过来，我用了通常的挥手动作。这方法一时没有成功。病人眼球虹膜的部分下降，提供了苏醒的初步迹象。因为特别的明显，我们注意到瞳孔昏暗，流出淡黄色的脓水，有一种刺鼻的令人作呕的气味。
大家建议我，像以前那样试试对患者的胳膊施加影响，我照做了，然而又一次失败了。
接着费大夫要求我提一个问题。于是我问了下面的话：“瓦尔德马尔先生，你能对我们谈谈你目前的感觉和愿望吗？”有病态潮红的双颊出现了立时的反应；舌头颤动，更确切地说，是在嘴里激烈地卷动（尽管上下颚和嘴唇仍像以往那样僵硬）；最终我描述过的那种相同的可怕声音突然发了出来：“看在上帝的面上！——快！——快！——让我睡吧——或者，快！——弄醒我！——快！——我对你说我死了！”
我彻底失去了勇气，并且一时不知该做什么。起初我努力使病人重新镇定下来，然而由于他意愿的中止而失败了。我重新尝试，并且认真地努力使他苏醒，在这过程中，我很快发现我会成功，或者至少我很快便以为我的成功将是圆满的，并且我肯定屋子里的人都做好准备观看病人醒来。
至于真会发生什么事，任何人都不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在“死了！死了”的叫喊声中，快速地做了催眠的挥手动作，那声音发自病人的舌头而不是嘴唇。他的整个身躯立即在一分钟或者更短的时间里，收缩——崩溃——完全枯死在我的手下。人群围着的床上，躺着几乎是液状的一团——令人作呕的腐烂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