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两者兼有，历史上只有范仲淹。
北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宋真宗率领文武百官出游，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整个南京城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要一睹皇帝的容颜。应天府书院的学生都跑出去了，唯独有一个学生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非常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皇上真的来了，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这个学生头也不抬，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迟。”说完仍旧继续读书。果然，第二年这个学生就金榜高中，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北宋名臣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他的祖父范赞时，曾任吴越国秘书监。父亲范墉，曾任职于吴越王幕府，后随吴越王一同投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端拱二年（989）八月二日，范仲淹出生，第二年父亲不幸去世，范家失去了生活来源，范仲淹之母谢氏贫而无依，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
朱家是长山富户，范仲淹少有大志，每日刻苦攻读，他为了砥砺心志，21岁去附近长白山上的寺庙里读书，经常青灯伴孤影，每当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范仲淹的生活极其艰苦，绝不奢侈浪费，他每天煮上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蘸着韭菜花吃下，就算是一顿饭。虽然生活清苦，但他毫不介意，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读书上。朱家子弟各个不学无术，花天酒地，范仲淹看不惯，便多次规劝，不料，朱家兄弟听得烦了，便脱口说道：“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觉得不对劲，这分明是说自己不是朱家人，便继续追问，朱家子弟觉得失言，便不再言语。但是有人告诉他：你非朱家人，乃姑苏范氏之子，是你母亲带你嫁到朱家。范仲淹听完深受刺激和震动，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辞别母亲，离开长山，独自前往南京求学去了。
那时候的南京，是人烟稠密的大都会，教育事业发达，这儿的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有许多奋发向上、年轻有为的学生，还有许多操行方正、德才兼备的老师。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志同道合的同学相互切磋，又有名师可以请教，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而且学院免收学费，这是范仲淹求之不得的。
在应天书院，范仲淹昼夜不停地苦读，五年未解衣就枕，疲乏到了极点，就用凉水浇脸，来驱除倦意。范仲淹没有经济来源，因此，他的食物也很不充裕，有时连粥都喝不上，为了节省，一天只能喝一顿粥，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是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这个同学回家把范仲淹的情况告诉了父亲，于是留守就叫人给范仲淹送来许多饭菜。可是，几天过去了，饭菜都放坏了，仍不见范仲淹吃一口。那同学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说：“并不是我不领情，我已吃惯了粗茶淡饭，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
五年寒窗苦读，范仲淹终于成为一个博学多才、能诗文、精通儒家经典的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事奉，并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北宋历史上多了一位名臣——范仲淹。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10余年，一直在地方担任小官。虽然范仲淹官位卑微，但他在其位谋其政，每到一处总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并且干得很有成绩。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
泰州、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在唐朝时就建造了捍海堤，防止海潮泛滥，因为年代久远，捍海堤早已颓坏，每到秋季海潮泛滥时，阡陌冲荡，庐舍漂流，百姓受灾严重，人畜丧亡无数，盐灶也多被冲毁，退潮以后，良田都变成了盐碱地，老百姓眼睁睁看着田地被毁、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这件事不属范仲淹的职权范围，但他眼见百姓受害，心急如焚，积极向上反映，建议修复捍海堤。仁宗天圣二年（1024），朝廷命范仲淹主持整个修堤事件。经过四年的努力，长达150 里的捍海堤终于修好，彻底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场。2600户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原来板结荒凉的土地，又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并为他修建了祠堂，直至今日兴化县的人民还以范为姓。
由于范仲淹修堤有功，被朝廷召回担任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藏书楼之一，校理是负责藏书的整理和校勘），做了京官，范仲淹始终以关心朝政得失和民间疾苦为己任，他看不惯朝廷的腐朽势力，犯颜直谏，因此触怒刘太后。原来刘太后独揽大权，把仁宗当成傀儡，范仲淹便上书批评这种不合理现象，奏请太后还政，有人劝他别太露锋芒，他说：“我的官职不高，可是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的俸禄，相当于两千亩地一年的收成。如果我食俸禄，而不去为国家分忧，这和专门糟蹋粮食的螟虫又有什么两样呢？人都说犯颜直谏会给自己惹祸，不是明哲保身之策，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敢于直言，君主才会不犯错误，百姓才能没有怨言。政治上清明，才能祸患不生，天下无忧。这不正是远离祸乱、保全自身的根本之计吗？”由于范仲淹触怒太后，被贬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
后来，刘太后病死，范仲淹又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谏官）。有了谏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明道二年（1033），京东、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百姓们颗粒无收，范仲淹马上奏请仁宗派人前去赈灾，但仁宗不予理会，依旧过着奢华的生活，范仲淹十分气愤，他直言质问仁宗皇帝：“如果宫中一天不吃会怎么样？现在灾区的老百姓没有饭吃，岂能置之不理？”仁宗无话可说，只好派范仲淹前去赈灾，他奏请皇上免除了灾区的部分赋税。范仲淹来到灾区开仓放粮，为了劝诫以皇帝为首的达官显贵不再挥霍人民的血汗，他把饥民吃的野草带回来献给仁宗，并请他转给嫔妃贵戚们看看，让这些每天只知道挥霍的高官们知道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不要再挥霍无度。由于范仲淹经常上谏，惹得皇帝不快，所以，他又被贬出朝廷。
范仲淹对此并不在乎，不管贬到何处，他都积极兴利除弊。景佑元年（1034），范仲淹到苏州任知州（一州的行政长官），那时候的苏州暴雨成灾，伏天的大水，到了秋后仍然无法退下，大片农田被淹，秋收无望，成千上万老百姓面临饥饿死亡的威胁。范仲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上任伊始，他就把解决水涝洪灾放在首位，他亲自了解水情，制定了疏浚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的治理方案。施工过程中，他亲临现场，监督指挥这项工程。在范仲淹的领导下，终于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此次太湖水道的疏通，对保障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州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范仲淹不管身处何处，都积极发展教育。他在老家苏州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所住宅，让家人居住。一天，一个阴阳先生看了这块地，立即向范仲淹贺喜道：“这是块贵地，今后您家中定出公卿。”范仲淹听了笑道：“如此说来，我岂敢独占贵地，倒不如让出建学，使学子们在此读书，公卿将相不是更多吗？”不久，范仲淹就在这里建起郡学，并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任教，学堂越办越好，名冠东南。
由于范仲淹政绩卓著，又被召回京师，授天章阁待制，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当时的开封是北宋的京畿重地，达官显宦颇多，谁在这里任知府谁头痛。范仲淹走马上任，毫不留情地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浊气横行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宰相吕夷简是个不正直的官吏，他利用职权，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要职上，与朝中的其他官僚相互勾结，使朝堂之上充满了陈腐污浊之气。范仲淹和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对他的这种行径非常痛恨，经常向皇帝进言，可是皇帝却视而不见。景佑三年（1036），范仲淹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份《百官图》，提醒仁宗说：“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升降迟速之序，进退沉浮之事不宜全委宰相，陛下不可不察。”吕夷简对范仲淹十分不满，总想找机会报复。
《百官图》之事尚未平息，范仲淹对吕夷简不以国事为重，为一己之利蛊惑君王的做法很气愤，便又写了四篇政论文呈给仁宗，四篇论文分别是：《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旨在讥讽时弊。同时范仲淹还说：“汉成帝相信张禹之言，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祸。臣恐今日朝中亦有张禹之徒，坏陛下家法，不可不早日除之，以绝后患！”显然，此话矛头直指吕夷简，惹得吕夷简大怒，范仲淹因此被贬官为饶州知州（今江西鄱阳）。
范仲淹虽然被贬，并没有怨天尤人，仍以关心国事为重，他在给仁宗的谢表中说：“守土非轻，报天无所。臣出自畎亩，阶于缙绅，骤陛天阁之游，亲委王畿之政，优宠既渥，不敢心忘国家。”到朔州后，他兴建学堂，培育人才。自己建了一堂，取名为“庆朔堂”，并模仿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写了一首《怀庆朔堂》，以次明志。诗云：
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宫去未曾开。
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春风管句来。
范仲淹被贬不久，京师发生地震，直史馆叶清臣上疏仁宗皇帝，说范仲淹被贬是上天预警，请仁宗召回范仲淹，于是仁宗迁任范仲淹为润州（今江苏镇江）知州，使其离京师更近一些。
范仲淹自为官以来，一心为公，每到一处，都注意兴修水利，兴办学堂，关心时政得失，博得了清正的名声。朝堂之上，敢于直言犯谏，不畏权贵，为仁人志士称道，却被奸人排斥，以至于多次被贬官。可是不管身处何地，他都以天下为己任，这也是他名垂青史的原因。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宋朝西北边境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原本臣属大宋的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沿宋朝边境部署了10万人马。突生如此变故，以仁宗为首的君臣顿时乱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有的主攻，有的主守，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边境上就更狼狈了，由于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平常又缺乏训练，战斗力极其低下。带兵的将帅也多是皇帝的亲戚故旧，根本不懂军事，如此弱旅如何对付得了西夏虎狼之师？
第二年正月，元昊大军进逼延州（今陕北延安）。延州是西夏军出入的必经之地，延州知州范雍志短才疏，他一听说西夏军来犯，吓得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忙遣人去调援军。不料元昊早有埋伏，援军刚到就陷入重围，死伤甚众，幸亏这时纷纷扬扬下起鹅毛大雪，元昊怕被风雪困住，匆忙撤兵而去，延州才未陷落。
形势严峻，有人为仁宗皇帝出主意，何不找范仲淹商议此事。仁宗差点把范仲淹给忘了，他知道，范仲淹虽然被贬，却是个爱国、忠君、可托大事的股肱之臣。于是，马上召范仲淹入朝，恢复了天章阁待制之职，让他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今陕西西安一带），这时的范仲淹已经52岁了，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当仁宗命他来收拾残局时，他欣然应允，丝毫没有推脱，风尘仆仆来到处境最险恶的延州。此时的延州，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到处是断壁残垣，茅庐草舍被焚烧成了废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范仲淹的心情十分沉重，当即写下一首《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
一到延州，范仲淹便马不停蹄地视察这一带地形和边防守备，积极听取守边将士的意见，视察归来后，废寝忘食地思考对付西夏的战略方针。范仲淹认为：宋军人数虽多，但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较少，但兵强马壮，战斗力强；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今天的银川市）。所以，一旦交战，粮草辎重很容易遭到敌兵截击，如果粮饷接济不上，就有被歼的危险，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西夏虽然能战，但是经济实力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又是它的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坚壁清野，修固边城，经济封锁，同时精练士卒，在西夏军大举进攻时，扼险坚守，这样西夏军无隙可乘，锋芒受挫；宋朝人口众多，兵源充足。而西夏人口少，兵源自然后备不足，这也是西夏的一个弱点。以上关乎两国胜负的决定性条件，宋朝占两条，所以，根据这种情况，范仲淹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方针。这是一个符合客观情况的战略决策，但是当时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怯懦的表现，就连与范仲淹交情很深的韩琦也不能理解。但是几次进攻之后，宋军都大败而归，仁宗方信范仲淹之言，放弃了进攻方针，采取守策。战略确定以后，还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它的实行。于是范仲淹推行修固边城、训练士卒、招抚延州其他少数民族等相应的措施。
范仲淹的部下种世衡建议：“延州东北200里，有故城宽州，可在故垒上筑城。这里地处要冲，右可屏障延州，左可得到山西的粮食，北可以进图银、夏二州。”范仲淹采纳了这个意见，派种世衡率兵前去修筑，夏兵来争，种世衡就一边作战一边抢修。经过军民努力，终于在宽州故垒上建城成功，称之青涧城（今陕西清涧）。种世衡又大兴营田，补充军粮；募商贾通贸易，繁荣经济。
在范仲淹及其后任的努力下，不仅修筑了新的军事据点，而且还先后修复了永平、承平等旧寨12处；召回附近逃亡的蕃汉人户，开辟营田数千顷，恢复了农业生产。经济的恢复和军事力量的加强，使延州及周围附近的寨堡十分巩固。夏军私相告诫说：“别想打延州的主意了，现在的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指范雍）好欺负。”
宋朝皇帝在诏旨中曾规定戍边将领的御敌方法，一旦外敌入侵，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职位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败亡。”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选择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6部，让每个将领统率3000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范仲淹从本地招募士兵，因为本地人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范仲淹又选拔了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尤其是狄青，为宋王朝守境安民、冲锋陷阵立下了赫赫战功，宋王朝也没亏待他，让他做了枢密使。当然这一切与范仲淹的栽培密不可分。
由于西夏长年用兵，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无力战争。这样，双方从庆历三年（1043）开始议和，到庆历四年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宋夏局势和缓后，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当时，北宋的官僚机构庞大臃肿，但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再加上军队数量不断增加，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不少有远见卓识的官员连连上疏要求宋仁宗进行改革，仁宗也意识到了危机重重，决心改革弊政。于是，宋仁宗召见范仲淹等人，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说：“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赶快提出来。”范仲淹一贯主张改革，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早在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就曾洋洋万言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现在仁宗提出改革之事，他更觉得责无旁贷，他对人说：“皇上信任我，不过，事情总有个先后缓急，长期积累的弊病，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啊！”于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第一，严明官吏升降制度
官员的升降应以政绩好坏为标准，不应以资历为标准。如果官员升迁只讲论资排辈，会造成大批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所作为。
第二，抑侥幸
宋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学士以上的官员，如果当官20年，一家兄弟子侄被举荐的就多达20人。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增加了国家开支。如果这些人有真才实学还好，如无真才实学又是纨绔子弟，当官后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不干正事。为了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占据要位。
第三，严密贡举制度
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以往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并不能济世经邦，要注重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第四，加大官员审查力度
对分布在州县两级官员进行审查，不称职者罢免。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提拔贤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第五，均公田
公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如此定会造成官员之间相互抱怨推诿的现象。范仲淹建议朝廷均衡官员的公田收入，按等级分发。这样，既可以督责官员廉洁为政；又可以对违法的人予以惩办。
第六，重视农桑
范仲淹建议朝廷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第七，整治军备
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大部分时间务农，一小部分时间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第八，推恩信
朝廷已经在老百姓心目中失去信义，所以要在老百姓中间推行恩惠建立信义。派遣使臣，巡察惠政是否施行，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这样，便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第九，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
法度是治理国家、维护百姓安居的条令，不宜频繁颁布、频繁更改。所以朝廷必须制定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
第十，减徭役
北宋仁宗时期，有些县城户口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范仲淹建议将户口减少的县裁减为镇，将使院和州院并为一院，官厅杂役，可派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这样，民间便不再有繁重徭役了。
范仲淹的《条陈十事》呈给仁宗后，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
范仲淹负责全面的改革工作，他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如果按察使报告哪个官员不合格，经核查属实就毫不留情地免职，枢密副使富弼见范仲淹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贪官污吏被除名，很多有才能的官员被提拔上来，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暮气沉沉的北宋王朝开始有了起色。但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因此这些人对范仲淹的新政恨之入骨，于是这伙人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
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辣，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由于贪污横行被免职，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他到处宣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仁宗对这件事也产生了怀疑，同时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最后彻底失去了改革的信心。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仁宗终于在守旧派的压力下，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并将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都相继逐出朝廷。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范仲淹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昔日好友滕子京从岳州（今湖南岳阳）来信，请他为重新修葺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被贬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好友的请求，于是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用洗练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同时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尤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也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范仲淹的思想和行动，赢得了后世人的敬仰。
后来范仲淹又辗转在青州、杭州为官。仁宗皇佑四年（1052），范仲淹在徐州病逝，享年64岁。他逝世的噩耗传到各地，人们深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斋戒数天才散去。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为楷模，学习和效法。直到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闪耀着奋发向上的思想光辉，仍有着积极进步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