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说：“行动比语言更具有说服力。”有的人默默无闻地工作，从来不表达自己，但是却让人从他执着的行动中感受到其人格的伟大；有的人没做之前便表达一番，听其言让人感动，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发现其言行并不一致，这种人最终大家会对他失望。因此，好口才不仅要会说，还要有行动。
俞敏洪在四川农业大学演讲时说：
我庆幸我是一个喜欢为别人服务的人。比如说，从小到大，因为我的成绩不好，又希望老师表扬我，所以我就老在班上打扫卫生，结果就一直做我们班的卫生代表；进了北大以后，卫生不用我打扫了，教室有别人打扫，但我发现宿舍没有人打扫，那就我打扫吧，还打水，所以我们宿舍基本上没排什么卫生值日表。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没有同学说你真伟大，为我们打水、扫地这么多年！但是，十年以后，有些事情就体现出来了。新东方做到一定程度，我觉得应该找一些我的好朋友、大学同学跟我一起做新东方。我知道，要把他们弄回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不回来东方肯定做不大。后来，他们说了一番话我特别感动。他们说，在大学四年，知道你一直是个好人，知道你是一个可靠的人，也知道你有饭吃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喝粥，你有粥喝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饿死。最后，大家就一起回来了，新东方就做大了。”
俞敏洪之所以深得同学们的信任，并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大学期间，四年如一日的行为，让人明白了他是一个可靠的人，从而愿意追随他。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有好多的人都是光喊口号不做事，说得天花乱坠，我会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真正要做的时候，才知道是空的。
子贡曾问孔子：“君子是德行有所成就的人。为学之人，如何用功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孔子说：“一般人常常嘴上说的太多，行动上却很有限。如果还没做到就先说出来，言行就不容易相符，怎么能成为君子呢？真正的君子，凡事都身体力行，亲自实践。比如君臣父子兄友弟恭之道，仁义礼智之德，凡是口中准备说的，必先一一实践于行动之中，没有一丝毫的亏欠。然后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讲给人听，所发的议论，都是由自己的行动总结而来，没有半句空话。因此，行动常在言语之前，言语常在行动之后，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君子。”
下面我们可以论证一下为什么“做”比“说”成功：
首先，古往今来，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靠说成功的，而是靠做才成功的。若将世间万事比作打井，那么“说”最多只是打井者站上一个位点，向外宣称自己要凿井的鸿图壮志而已；而“做”便是之后漫长艰辛却实实在在的开凿。这正如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说过：“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始终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
其次，“说”要以“做”为支撑。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意思是：先去实践自己想要说的话，等到真的做到了以后才把它说出来。因为光说不做，此人就会被周围的人们认为是人品上有问题，就会厌恶他；相反，做好了事而自己不说，则是会受人好评，获人尊重，会认为是踏实厚道。
由此可见，没有“做”，“说”就会变成空谈；没有“说”，“做”照样可以大行其道，成为“实干”，更多的时候反而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牛顿正是有了无数次物理实验的操作，才得出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奠基大作；马丁·路德·金也正是因为倾注毕生心血于非暴力黑人民权运动，这才有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卡斯特罗同样是因为一轮又一轮反独裁运动的实践，才有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著名辩护词。
“做”为我们的“说”提供了雄辩的资本，没有实践即没有真实的语言。如若没有做，有多少人类的杰作就不会产生，即便出现也将不复存在，有多少人类的进步将归于零点。
最后，“做”是“说”的最终目标与理想归宿，“做”才是意义所在。纸上谈兵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年轻时学兵法，谈起兵事来父亲也难不倒他。后来他接替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只知道根据兵书办，不知道变通，结果被秦军大败。学习兵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践，就算是说得再好，如果不用于实践的话，又能有什么作用呢？
一切理论的目的都是为了实践，如果抛开实践，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比如，我国古代许多文人，他们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是却都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因为一旦不受朝廷重用，他们的满肚子学问就等于没有价值。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宗师，万家传诵的精彩诗篇奠定了他诗圣的坚实地位。后人赞叹杜甫的胸怀广博，感悟深沉，人们以杜甫之诗为尊。然而写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一豪言壮语的他，在面对动荡时代无所作为的自己时，也只能是“名岂文章著”的自嘲与“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哀叹。
不唯杜甫，李白、陆游、苏轼、辛弃疾等等，纵观千年文坛，以诗以文聊以自慰者比比皆是。他们学富五车，却无人问津，只能郁郁而寡欢。由此可见，一旦能“说”而不能“做”，那么说也就失去了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