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记载了商鞅变法的某些史实,阐述商鞅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反映商鞅的变法主张,宣传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对“法”的起源和作用亦有所论述。它对研究商鞅的思想有着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姬姓,卫氏,全名为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孙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封地于商,后人称之商鞅。
商鞅年轻时喜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公叔痤临终前将他推荐给魏惠王,并说如果不用,一定要将他杀死,不能让他出境。可是魏惠王既没用他也没杀他。
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就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游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此为基础,开始了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343年,秦国富强,并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商鞅用诈谋迫使魏国割地求和。商鞅也因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号称商君。
商鞅变法期间,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公子虔一伙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但魏因此前一战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试图反抗但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商君书》是记载商鞅思想言论的资料汇编,又称《商君》、《商子》。
革新变法思想
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有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重刑少赏思想
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
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也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样。
重本抑末,反对儒术
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延伸阅读
《商君书》的作者是谁?
对于《商君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向有争议。近代吕思勉认为今存《商君书》以开塞、耕战思想总括全书,与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所说的“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内容相符,因而推断《商君书》并非伪撰,即作者是商鞅。郭沫若则认为此书是韩非门人揣摩商鞅的意思写成的。《四库总目提要》认为,秦孝公死后,商鞅仓皇逃命,无暇著书,如写于孝公在世时,则不应在书的开篇称孝公谥号,因而认定此书为其后学编纂。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商君书》为商鞅后学所编定,其中大部分是商鞅的思想和言论,但也搀入了后人不少附会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