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下午，被中共释放等待回台的前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谈到了他在1949年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经过。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由当年参与行动的今天被中共特赦的周养浩先生道来，不但可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杨虎城将军是由于当年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而被蒋介石囚禁和杀害的。而今天，国共斗争未息，周养浩先生也因此不能顺利同台湾和他的家人相聚。忆往谈今，周养浩先生谈起“西安事变”，谈起杨将军之死，难免感慨系之。
访问是在帝国酒店周养浩先生的住房中进行的。年届古稀的周养浩先生（到今年10月，他正好70岁），身材修长，头发花白。由于近年来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在谈话时有点气喘。然而，他还是热心地跟记者谈了好几个钟头，所谈的又是一件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往事。周养浩先生这种敢于正视历史事实、敢于评价自己过去的精神，的确使人感佩。
周养浩先生是浙江江山县人，同国民党的特务首领戴笠、毛人凤属同乡。也是由于戴笠的介绍，周养浩1932年在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于1933年加入了国民党早年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当时监督周养浩宣誓加入这特务组织的，就是现在还在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唐纵。从那时起，到1949年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干了16年的特务工作。特别是在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大溃败，蒋介石在这一年的5月逃到台湾以后，又多次飞抵重庆，住在离机场很近的地方，亲自主持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的大破坏和大屠杀。周养浩也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蒋介石和他手下的特务首领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谋害杨虎城的案件。
西安事变时，周养浩正任职于西安公安局
周养浩先生回忆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他当时也正好在西安，担任陕西省会公安局第三科科长。他承认，当时他对张学良、杨虎城拘捕蒋介石实行兵谏的行动，既不同情也不理解，因为在当时他的思想观念里面，下级对于上级应该唯命是从，至多只能苦谏，“犯上作乱”是不对的。至于抗日战争、民族命运以至朋友的感情，在他当时看来，同上下级关系来比是较次要的。这种观念一直支配了他十多年。1949年他在西南特区执行蒋介石、毛人凤的命令时，毛人凤对他说这是“临危受命”，他的回答也仍然是“唯命是从”。当年为国民党如此效忠的一个人，今天被摒诸台湾门外，他的心境是可以想见的。
周养浩先生为记者简述了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之后的经历。
“西安事变”翌年，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到过欧美各地，游踪所至，必对当地华侨和进步的留学生宣传抗日。后来国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非常焦急，希望能早日回国投入抗战。他先后几次打电报向蒋介石请示，但是蒋氏始终没有答复，后来据说还是宋子文复电给他，同意他回来。当时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公开软禁，所以也有些好心的朋友劝杨虎城还是暂时不要回国为宜，但杨虎城认为外侮当前，岂可逍遥国外，终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从马赛启程回国。
1937年11月，杨虎城偕同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一行抵达香港。上岸之后，旋即被军统特务暗中监视。接着，蒋介石也从南昌来了电话，要他到南昌相见，并说已吩咐戴笠欢迎他。在香港住了几天之后，杨虎城一家便搭飞机往长沙，后来在武昌见到了戴笠。
杨虎城回国抗战，被蒋介石囚禁
戴笠把他带回南昌软禁在自己的办公处，所谓蒋介石要在南昌接见他，完全是一种骗人的圈套。当时，杨夫人谢葆真偕同幼子拯中已去西安，后来听到这个消息，赶忙折返南昌，自此之后，就一直陪在杨将军身边，过着被囚禁的生活。
1938年春，南京沦陷，蒋介石亲自命令戴笠，把杨虎城转押往后方较为偏僻的地方，以便于看管。于是，杨将军就先后被转押到长沙、益阳等地，但始终都是由军统的特务来看管。直到这一年的冬天，武汉撤退时，他又被解往贵州。
息烽时期与杨虎城有过多年交谊
在贵州，杨虎城最初被监禁的地方是息烽阳朗壩的看守所。这地方后来成为军统的一个重要监狱，也就是息烽监狱，可容纳三四百人。1939年，戴笠到息烽视察，认为杨虎城被监禁的地方不够安全，离公路太近，于是在息烽县城东12华里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山顶上，找到一个名叫“玄天洞”的山洞。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出入口，易于警戒，于是戴笠就把洞中的一个道士赶跑，把杨虎城全家转押在这个山洞里。玄天洞终年不见天日，洞里异常潮湿。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再加上精神方面所受的重重折磨，杨虎城的身体一天天衰弱，常常闹病。后来不得已自己还出钱在警戒圈子里盖了一个简陋房子。1941年，杨夫人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的出世，更为他们带来无限的忧伤。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周养浩来到了息烽，直到1946年，他担任息烽监狱长兼军统息烽办事处主任。由于职权所在，他需要经常和杨虎城见面，后来见面的次数越多，彼此之间也就熟络起来。周养浩常到杨的住处，陪他喝酒打麻将消磨日子。后来，杨虎城曾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对军统的特务非常厌恶，但是周养浩却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周养浩先生谈到这里，一再重复杨虎城的这番话，他脸上的神情则流露出内心的负疚。过了一会，但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后来，我把他骗到重庆，这是很不应该的。”
1945年，杨虎城在狱中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除了为抗战胜利而高兴之外，他还以为自己很快就可以得到自由。当时，周养浩也是这么想。但是，事实很快就把他们的幻想粉碎。1946年，军统把息烽集中营结束，释放了一些人，但却把杨虎城一家押到重庆，加以更严密的看管。
1946年春天，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据说蒋介石表面上是同意了，但暗地里，却加紧想办法对付这些政治犯，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政治犯都被化名秘密转解到一些易于警戒的监狱里。杨虎城将军这时也被移到重庆特区的另一个秘密处所——杨家山。在这段日子里，杨夫人由于长期受到精神折磨，不幸染上了神经病，1947年在狱中逝世。杨虎城悲痛万分，他日夜以杨夫人的骨灰箱子为伴，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放在枕边。当时知道这种情形的人无不受到感动。
息烽集中营于1946年7月结束后，周养浩先被调到贵阳，1948年再被调重庆，负责前中美合作所地区内包括白公馆、渣滓洞等特务监狱的监督工作，1948年11月还兼任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副区长，区长是徐远举。西南特区在当时的权力是很大的，因为毛人凤的国防部保密局已移到台湾，而华东一带也纷告易手，所以西南特区就等于是保密局在大陆的唯一分局了。
李宗仁接受中共条件，曾下令释杨虎城
1949年春，蒋介石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就假意告退回他的家乡溪口，由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来承担罪责和收拾这个烂摊子。但实际上，蒋介石仍然暗中控制着国民党的主要部门，尤其是特务系统。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之后，曾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政治犯。他一方面给重庆市市长杨森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另一方面更派一架专机来重庆要把杨将军接走。当时重庆《中央日报》也登出了这消息。杨虎城看到报上登载的消息之后，他非常高兴。
且说杨森接到李宗仁的电话，就设法通知毛人凤。毛人凤是戴笠的继承人，当时他的权力之大是无法形容的，如果他不点头，一百道李宗仁的命令也无济于事。由于毛人凤住在上海，杨森拿不定主意，就只好一边给李宗仁复电推搪说，毛人凤不在，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没有人清楚，而一边却叫周养浩打一个长途电话给毛人凤。毛人凤和周养浩是世交，又是同乡，他们讲的家乡话（浙江江山话），外乡人听来就像外国话一样，绝对听不懂的。周养浩用家乡话同毛人凤商量有关释放杨虎城的事。毛人凤也拿不定主意，就去请示告退在溪口的大老板蒋介石。蒋介石断然反对释放。
蒋介石既反对释放，而代总统李宗仁派出的接载杨虎城的飞机又要来了，重庆的特务们怎么办呢？毛人凤、徐远举等人决定把杨虎城先转移到贵阳。当徐远举去找杨虎城劝他转移时，杨曾向徐远举大发脾气说，“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徐远举知道杨虎城对周养浩比较信任，就请周养浩去劝杨虎城转移。周养浩这样对杨虎城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一则杨虎城对周养浩信任，二则周亦言之成理，于是杨虎城就同意在周养浩的陪伴下专机转往贵阳。同去的还有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丽芳、幼子宋振中，和杨虎城的两位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
秘密会议决定把杨虎城接回重庆处决
1949年8月间，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又折返重庆亲自主持对西南特区的破坏活动。当时，毛人凤伪照蒋介石指示，暗中策划杀害杨虎城。他在重庆召开了秘密会议，商讨怎样处决杨虎城的问题。周养浩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会上，有人主张在贵阳就地处决，但是徐远举却极力反对，他认为就地处决，难免会露出风声，还是把他们骗回重庆后再行事。徐远举当时是西南特区的区长，所以也就听了他的话。但是要怎样把杨虎城一行再骗到重庆呢？这可是个难题。终于，毛人凤、徐远举认为还是由周养浩出面最合适。周养浩先生回忆道，当时明知把杨虎城骗回重庆是要杀害他，但接到这个命令时，自己脑子里所想到的，仍然只是“唯命是从”这四个字。
这次秘密会议还决定，处决杨虎城等人的地点在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这所戴公祠是戴笠生前的别墅，四周有松林围绕，非常僻静。1946年戴笠死后，军统的特务便把它改名为“戴公祠”。
当周养浩离开了重庆之后，毛人凤和徐远举召集六个刽子手开了一个极秘密的会议。在会议上，刽子手集体宣誓，表示坚决完成这次任务，绝对保守秘密，为蒋总裁效忠。毛人凤还在会上宣布，事情完毕后，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会议同时还讨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和步骤，例如决定匕首行刺，以避免发生惊动。这六个刽子手包括白公馆的看守长杨进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行动组长熊祥等人。其中除了杨进兴一人外，其余五人后来都由毛人凤派专机送往台湾去。而这次行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的徐远举，却和周养浩一样，来不及逃走，就被中共俘虏，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关了二十多年，终于在1973年病逝。这是周养浩先生这次被释到北京时才知道的消息。
再说周养浩于9月1日到了贵阳，见到杨虎城。当时杨很警惕地带周到他的房内问究竟，周佯称蒋总裁在重庆可能要见他，把他送去台湾。杨虎城信以为真，但要求周养浩在贵阳住几天再走。于是，周养浩在贵阳住了几天，每天都陪着杨虎城上街，逛公园，找朋友，令杨心情开朗。周先生回忆道，当时陪着他们一起的还有贵州民政厅厅长袁世斌夫妇，袁氏早年留学法国，后来曾任职何应钦私人秘书。周先生秘密把杨虎城介绍给他俩认识时，他俩对于杨虎城既表敬佩也表同情，并请杨虎城和周先生吃了几次饭。
9月6日，杨虎城终于答应周养浩，和他一起回重庆。于是周养浩按照毛人凤预先约好的做法，立刻秘密打了一个紧急电报，通知毛人凤什么时候他们的汽车就会到达重庆，好让重庆的特务们准备轮渡及安排行刺的工作。
就这样，杨虎城一行在周养浩及看管杨的军统特务队长张鹄等的押送下，分乘三部汽车，驶向重庆。
第一辆小汽车上坐的是周养浩；第二辆汽车是救护车，坐的是杨虎城及其儿子拯中，还有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第三辆汽车所乘坐的人最多，是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丽芳、儿子振中、杨虎城夫人在狱中诞生的小女儿以及杨虎城的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
周养浩所乘的第一部车子开得特别快，黄昏过后已抵海棠溪。这时候由毛人凤派专人拦途转其一封亲笔信，嘱周养浩先回家休息，一切后事由来人接洽。毛人凤并已准备好渡轮，于是他们很快就过了江。周养浩立即回到了中美合作所杨家山他自己的家里，等待消息。周先生说，至于后来杨将军等人怎样遭遇行刺的情况，都是从临场的特务队长张鹄口中得知的。
戴公祠里杨氏父子被杀身亡
10点钟过后，第二部汽车也过了江，向戴公祠急驶而去，到达戴公祠的时间是午夜十一点多钟。杨虎城走下汽车，张鹄即告诉他说，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蒋介石接见，另一方面等待到台湾的飞机。接着，在张鹄的带引下，他们走进了戴公祠。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杨夫人骨灰的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刽子手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会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杨将军倒下后不久，从贵阳来的第三辆汽车也到了戴公祠。这时除了杨将军的两位副官在过江后被带往戴公祠坡下汽车间之外，宋绮云夫妇及两个无知小孩都先后下了车。周先生补充道，本来毛人凤也想把阎继明和张醒民两位副官一起杀掉的，但是周先生却极力反对。他认为阎、张两人是无辜的，如果说他们对上司尽忠，那也是应该的，不是他们的过错。毛人凤勉强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车子过江以后才秘密把他们押往渣滓洞监狱。特务们哄骗他们说，毛人凤想要了解杨将军的生活情况，好向蒋介石汇报，所以要先见见他们两位。但是他们始终逃不了死亡的厄运，在后来的重庆大屠杀中，他们也都先后遇难，不能幸免。
再说宋绮云夫妇和两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子下车之后，跟着就被刽子手带往一间警卫室。一进门口，两把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匕首，先把宋氏夫妇逼向墙角，在他们刚明白这是怎样一回事时，利刃已刺进他们的躯体。这时候，两个本来正玩得开心的小孩，突然被这种可怕局面吓住，他们不约而同地哭着跪在地上求饶，但是年幼无知的他们，又怎知道眼前是一批军统的刽子手呢？这时候，一名刽子手一个箭步向前，拿着利刃往小孩的背上插入，小孩呱的惨叫一声，往前扑倒在地上。第二个小孩马上扑前去，正准备抱着自己的小伙伴，但是刽子手从后又是一刀。血，从孩子们的身上淌着，染红了地面。就这样，两个小孩子也终于在血泊中结束了他们短促的生命。
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特务们埋入花园的一座花台里，刽子手们为了保守秘密，还用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而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小孩的尸体也被埋在附近。这一天，是1949年9月6日午夜12时半。杨虎城将军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讲起来真是令人难过万分！”周养浩先生用这句话来结束他所讲述的杨虎城将军的遇害经过。
尽管整个事件的经过显示出：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主凶是蒋介石，是他把狭隘的个人仇怨放置在国家民族的大义之上；主谋是毛人凤和徐远举，是他们布置了整个行刺的过程；执行的刽子手是杨进兴、熊祥等人，是他们把匕首送进杨虎城、杨拯中等的躯体。然而，今天周养浩先生谈起了这一段往事，仍然心情沉重，语调低沉，因为他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把杨将军送往贵阳，使他失去了获释的机会；其后又把他接回重庆，交到刽子手的掌握中。难怪他今天一再地重复说：“这是很不应该的。”
毛人凤曾答应把周养浩带往台湾
当年促使周养浩先生去执行蒋介石的肮脏使命的，除了他的对上级“唯命是从”的观念，以及他想升官发财的个人欲望之外，就是蒋介石、毛人凤等对他能安全去台湾的保证。周先生回忆说，在1949年11月，毛人凤从台湾飞抵重庆，策划和指挥对西南特区的大规模破坏活动，以及布置国民党撤去后的反共游击活动，当时他任命了周养浩担任重庆保防处处长。为了使周养浩能安心工作，杨森和毛人凤决定先把周的妻子和八个儿女送去台湾。当时，周的妻子对他留在重庆很担心，曾提出反对，毛人凤就安慰她说，“只要我毛某人跑得了，也一定会负责把养浩兄一起带走。”就这样，周养浩先生的家属九人就在11月25日搭乘专机飞往台湾了。11月30日中午，重庆易手。在这一天早上六点钟，周养浩和毛人凤、徐远举到山洞找蒋介石。山洞是蒋介石一个公馆的所在地，离市区二十多公里，但是离飞机场却很近。他们知道蒋介石要飞往成都去，于是他们也就跟着搭第二架飞机往成都。周养浩先生说，这是他初次到成都，所以就在成都玩了几天。毛人凤同他开玩笑，问他：“你还不走，是不是想等着见刘伯承？”周回答说：“你曾答应我老婆，要带我一起走的。现在你还没走，我为什么要先走呢？”毛人凤就告诉周，说蒋介石留他自己一起走，叫周先走一步。于是第二天，周养浩便和毛人凤分手，与徐远举等人搭乘蒋介石拨给军统的三架飞机，由成都飞往昆明，准备转飞台湾。谁料当飞机抵达昆明后，张群等专机也随后而到，卢汉即宣布起义，于是被扣在机场，第二天便被指名押解到昆明警备部了。而毛人凤和蒋介石却在成都易手的前一天，乘飞机直飞台湾。
周养浩先生讲完了他的被俘经过，接着表示：“当年我临危受命，为国民党在大陆做了最后的破坏工作，甚至参与谋害杨虎城将军这样的使我一生痛悔的行动，并把家小托付给国民党。毛人凤当时答应负责把我送往台湾，虽然未能实现，我也不埋怨他。但是经过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被释放出来了，有机会同自己的家人见面，国民党却把台湾的大门紧闭着，既不让我进去，也不让我的儿女来香港同我会面，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一海之隔，父女不能见面
记者提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行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曾有一篇文章解释台湾当局不批准他们这些获释“战犯”去台湾的原因，是恐怕使人“产生一种可以‘和平谈判’或‘和平统一’的错觉，……影响我敌忾心理，消除敌我界线，瓦解我反共的民心士气，动摇我反攻复国的决心……颠覆我民主政府……”
记者说到这里，周养浩先生不觉笑道：“我怎么样也想不到我们十个人会发生如此重要的作用。国共是否和谈，是重要的国策问题，怎么会因为我们十个人去了就和谈，不去就无法和谈呢？”
周先生对记者说，他的子女有三个在大陆，其他的现在分别有四个在台湾、五个在美国和西班牙。他们知道父亲到香港之后，都先后来电、来信，并寄来许多照片，表达了对父亲的怀念及渴望会面。他在台湾的女儿，最近给他的信中就说，想不到一海之隔，一个多钟头的路程，我们父女就不能见面。现在，周先生在美国的女儿，已替他办理去美国的手续，可能在10月中旬就会办妥。但是，周先生表示，如果在去美国之前，台湾当局批准他入境的话，他还是选择去台湾，因为究竟在一个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比较习惯。
记者问周先生，但在台湾的老同事、老部下，难道不能帮他讲话吗？周先生说，由于他在军统的时间长，以前可以讲私话的老同事、老部下，现在在台湾的就超过三百人。“比如像杨森、唐纵、马志超、张师、叶翔之这些人，他们照道理是可以帮我讲话的，”周先生说，“但我都没有给他们写信，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决策的是蒋经国，是蔡省三以前的朋友，不是我以前的朋友。”
获释时与杨虎城大儿子同住一旅店
在同周养浩先生告别之前，周先生告诉记者最后一件同杨虎城将军有关的事情：就在今年3月，他们被特赦释放到北京时，刚好杨虎城将军的大儿子杨拯民来北京出差，和他一同住在前门饭店里。杨拯民是共产党员，二十多年来均在中共的政、军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据说，当时有人问杨拯民：“当年参与杀害你父亲的人，这次释放了，你有什么感想？”杨拯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尽管父仇不易忘记，但他完全同意与服从党和人民的宽大政策，无话可说。杨拯民的答复，使周养浩先生深深感动，他认为，作为共产党员的杨拯民，认识到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表现出深明大义的广阔胸襟。
香港《七十年代》杂志记者 刘慕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