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凌晨3时，杨虎城将南汉宸从睡梦中唤起，郑重地对他说：“我今天有要紧的事同你谈。我们两人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这种朋友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纯朋友关系，一部分是政治关系。在政治关系方面，十几年我是对得起你的。1928年在皖北的时候，你们要暴动，蒋介石派韩振声到皖北要我逮捕你，我不肯。我当时宁愿离开我的部队，去了日本，我不愿同你们决裂。1930年入关以后，我用你当秘书长。1932年冬，黄杰兵压潼关，蒋介石命令逮捕你，我不惜冒着引起战争的危险，将你放走，从此，我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搞不好。因此，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一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回南京，结果如何，现在我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我们现在的政治关系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我仍愿与你保持纯朋友关系。现在的局势发展很险恶，不知道会演变出什么事来，我现在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三原东里堡），你在那里是安全的，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
南汉宸听杨虎城说完后，对杨虎城表示：“我是共产党员，绝对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这样丢手不管。目前的严重局势怎样处理，我马上就去找周先生研究这个问题。”南汉宸就去向周恩来汇报了杨虎城的那番话。周恩来听完后对南汉宸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南汉宸将杨虎城的意见报告了周恩来。此时，中共代表团认识到，唯一能制约“左派”的就是张学良。为此，周恩来发电给正在与国民党联络的潘汉年要求他即转蒋先生：
（甲）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杨虎城已决心服从蒋先生，唯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汉卿不能回陕见面一次，决不肯先撤兵，恩来及何柱国、王以哲等向之说服亦无效。
（乙）除我们继续努力向他们说服外，务请蒋先生抚念此流亡之师，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即给张恢复公权，发表名义，许张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一次，以安东北军之心。
（丙）请蒋先生许张汉卿写亲笔信给杨、于、孙、何、王（指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及东北军将领，坚其撤兵之决心。
（丁）请蒋先生许可西安及东北军派代表见张一面，然后撤兵。
（戊）时机紧迫，请蒋先生速允办，否则忍令此抗日之师互耗国力，必非蒋先生之所愿。
（己）蒋先生有抚慰东北军其他办法，我们无不赞同。
对于中共的要求，蒋介石迟迟没有回复。但张学良29日又有手书来，要求部属务必遵照蒋介石之部署及商定办法迅速实施。然而这时，远在奉化的张学良已经遥控不住西安的局面了，一些少壮军官赶至与中央军对峙的前线，将前线师团级军官数十人组织起来，一致抵制西安对南京的妥协决定，坚持非张学良回陕不撤兵。
之前，1月2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
（甲）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能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
（乙）无论和战，应使杨、孙、何、王、于、缪、刘（指杨虎城、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免致不利时招怨。
（丙）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紫水、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同意让出各该县。（丁）西路军东进，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如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
（戊）汉年从南京来长电述蒋答复周信之意见，内容与米春霖、李志刚所述略同，我们复电要求保证。
从这份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共这时的对策基本上还是立足于“打”，试图以“打”促“和”。
蒋介石在西安时作了那么多的承诺，回去就不认了，他们又如何相信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真的会对红军表示诚意呢？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目前西北的这个“三位一体”，一旦“三位一体”被破坏，等着他们的多半又是中央军的大举进攻，那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或被调走或遭分化后，红军的处境肯定要比西安事变前还要危险得多。
问题是1月20日左右，中共中央又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们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具有特殊意义，但是这种解决办法可能受挫，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极力挑动内战的走狗在搞阴谋，而且也是因为你们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
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党以前的方针（即力图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的错误，虽然最近党对自己的政策作了一些修改，但是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作出的指示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党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被视为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而不是同他们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助长了亲日派的气焰。
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首先是争取使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放弃消灭红军的政策，争取同南京共同抗日，即使初期没有正式协议。因此，党应该公开宣布和坚决执行这样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措施。
同张学良、杨虎成（城）等人的军队的合作问题，应服从于完成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并应在这方面向这些军队施加各种影响。在西安人的地区，不应组织共产党的公开行动；不应就蒋介石在西安的许诺大发议论；不应提出立即对日宣战要求；不宜强调同苏联结盟口号。
同时，在全国、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必须加强群众运动，争取实现全国的统一和和平，以反对外来侵略，并且必须要求制止亲日集团所策划的“围剿”行动。一旦“围剿”军派出，你们的任务则是自卫，但是你们自己无论如何不要为这种事态转折提供借口。
在各种情况下，尤为重要的是保持共产党和红军的统一，因为这是顺利克服一切困难的保证。
要认真注意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他们在西安同在全国一样，试图以其挑拨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事业，他们是日寇的走卒。
我们觉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应该取消她以共产党人名义或以共产党人的所谓可靠人士的身份露面的机会。应该在报刊上严厉批评她的行为。
请确认收到此电。我们等待关于你们本着本指示精神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的通报。
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中共中央开始明确地把争取和平视为其中一切行动和政策的依据了。
为了推动和平解决，彭德怀和任弼时利用到西安会见杨虎城和东北军高层将领的机会，曾于1月22日上午邀请了和战两派军官进行座谈，希望能说服大家接受蒋之甲案，彭等谈了近两个小时，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可无人发言，只好散会。这反映出众人已跟不上中共政策调整的速度，对中共产生了看法。1月2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无论如何要说服东北军左派，全军整然撤退，不可冲突。”“请以红军代表资格正式向左派申言，为大局计应即撤兵。”
这时的中共代表团和杨虎城一样，也处在两难的境地：若支持与南京方面抗争，就会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若支持与南京妥协，必失东北左派，前线便会混乱。况且，左派基本上是东北军的骨干，直接掌握部队，失去这些左派军官，就意味着“三位一体”事实上的不存在。要不要将左派力作让步的问题迅速提到议事日程，对此，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态度极为明确，他提出：“我们应该毫不迟缓地坚决为和平奋斗，不为左派威胁所动。”“我们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大多数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以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
正是这个“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违背了红军当初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结为“三位一体”的诺言，激怒了少壮派，才出现了上节中笔者提到的“集体请愿”，引发了本节开始时杨虎城对南汉宸的谈话等情况，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