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由私人创办的提供启蒙教育的收费机构。一般按其设立情况可分三种：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称“门馆”、“家塾”；由一村一族聘请老师教授学生的，称“村塾”、“族塾”；由富裕人家独自一家聘请教师在家设馆，专门教授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的，称“坐馆”、“教馆”。私塾自汉代就已经存在，历经唐宋的发展，至明清时期成为民间广泛设立的学校，与社学、义学一起承担着儿童的启蒙教育任务，私塾教育亦是启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的私学中书馆是以启蒙教育为主要职能的私塾。唐代的启蒙教育主要也是由私塾承担。唐代教育制度规定，品官子弟14岁才能入州县学或中央各官学校。14岁以前的教育基本上是由乡学、村学、里学和私塾、家学来承担，聘请老师开设家塾在唐代较为普遍。私塾教师以在私塾教书为职业，主要依靠收取的学费谋生。他们有的进京，受聘于官僚家中；有的在乡里，受聘于富家大户开展教学活动。
宋代私塾的规模一般不大，学生往往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少数也有上百人的。私塾学生的入学年龄没有定规，可以是七八岁的儿童，也可以是20岁左右的青年，一般在七八岁至十四五岁之间。塾师靠学童所缴学费（多为粮米实物）维持生活，往往相当贫困。北宋叶梦得在其所著的《避暑录话》中逼真地描述了其幼时私塾教师窘迫的生活状况：这位老师姓乐，博学多才，但家里十分贫困，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他有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奴婢，住在城西，家里的三间草屋有两间用来办私塾，他和家人就挤在另外一间生活。这位姓乐的老师十分随和，从来不发脾气，整天笑嘻嘻的。有一天，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妻子让奴婢来告诉他，家里已经没米了，乐老师知道后说：“等一会儿，会有人送米来。”妻子听后十分生气，就从屏风后跳出来，顺手拿起桌上的教鞭，就朝他的脑袋上砸来，乐老师连忙逃走，学生见了都暗暗发笑。正在此时，叶梦得的父亲送来了三斗米，乐老师停下来对他的妻子说：“没有骗你吧！米不是已经送来了吗？我肚子饿得很，赶快做饭吃。”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私塾教师的贫困也就可见一斑了。他们大多是下层的读书人，迫于生计，不得不边读边教，边应科考。宋代的启蒙教育主要以《蒙求》、《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及儒家经典为教材，教学生识字、吟诗作对和书法等，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
明清时期，私塾广泛设立于民间，成为启蒙教育的主要机构之一。我国近代以来的许多名人都上过私塾，如鲁迅先生就曾就读于私塾“三味书屋”，并写下了哙炙人口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刻画的摇头晃脑读书的私塾先生形象栩栩如生，让读者过目难忘。然而在形象描绘私塾生活的同时，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旧式私塾教育的厌恶，特别是对私塾呆板教学方法和单调教学内容的反感，那么明清时期的私塾教育到底是怎样开展的呢？我们下面从私塾的教学活动、私塾的生活情况等方面作一简单的介绍。
私塾的教学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展开，对于五六岁的儿童，首先是培养他们的学习习惯——习坐、习静，然后才开始识字。识字一般是在阅读之前进行，主要的方法是通过卡片来识字，将《三字经》、《千字文》上的字用正楷书写在长宽一寸二分的纸上，纸的背面写一个同音字，如“闻”后写“文”，“实”后写“十”等等。然后一个一个地教学生认读，并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讲解字意。学完一天以后，将识字卡片用线串起来，或用纸包好，过一段时间进行复习，以巩固所学生字。此外还有对比识字，即通过对形似字、音近字的辨认进行识字教学。明代李登曾编过一本取名为《正字千文》的识字课本，就是通过辨字来认字的，如“戊戊戍戌、胄胃母毋、柬生阑炼、东出栋冻、巳生汜祀、己生忌记、折拆小异”等。
学生识字达到一定的数量以后，私塾的老师就开始教课文了，大多数的私塾是先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对联做准备，还要教《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然后再教《四书》、《五经》等经典。也有的私塾在学生识字达数千以后，直接教《四书》，先教学生《大学》，然后教《中庸》、《论语》、《孟子》。此外，学生在课余时间要多看注疏，多看古书，这些书包括《通鉴》、《近思录》和《性理大全》，这些都对作八股文很有帮助。课文的教法大多是学生站讲台边，教师先读，学生跟着读，读至数遍或数十遍后，再要学生回到座位自己熟读。水平更高的私塾教师则是先教学生认读书上每一句话的字，学生能正确地认读以后，教师再带读十来遍，每读两三遍就要学生自己读一遍，老师仔细听学生读得是否准确，再反复数遍，直至学生能够读准确以后，才让学生回到座位上自己熟读。
学生在自己的座位上读熟了老师所教的一段课文以后，就到老师面前背诵这一段，然后老师再教下一段。大概上午、下午各须教五段，每段都需要熟读以后背诵出来。在放学之前要在老师面前背诵当天学习的十段课文。《醒世姻缘》中说：“那南边的先生，真真实实地背书，真真实实看了字教你书。还要连三连五地带号背书，还要当面看着你默写。”在私塾中背书是最重要的教学方法。
每日教新课前，又须将数日前或数月前所读的书轮流背诵，称“温书”或“理书”。崔学古在《幼训》中明确规定：每月初十就要背诵前十天所学的课文，必须在中午之前背完……每月二十日就要背诵前二十天所学的课文，必须在第二天中午前背完……每月底背诵这一个月所学的课文，必须在第三天的中午前完成。每一季度需要背诵这三个月所学的课文，限五天背完。每学完一本书就要将这本书全部复习一遍，年终将这一年所学的课文复习一遍。清代参加科举考试需熟读《四书》、《五经》，据统计，《四书》、《五经》总字数是431286字。40余万字的经典正文，以每日学习记诵200字的速度，一般智商的学童大约需要6年才能完成。此外，还要背诵一定数量的佳作，以便积蓄词汇，学习表达方式和加强语感，并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有的私塾要求学生在熟读课文的同时，还要讲解课文的大意。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教育十分强调背功，注重记忆能力的训练，相对较不重视分析能力和求异思维的训练。
在识字、学习书本的同时，私塾先生还要教学生写字。明清时期私塾的写字教学可以分为扶手润字（亦称“把腕”或“把笔”）、描写、描影、跳格、临帖等几个步骤，到学生知道运笔的轻重转折、笔画的粗细以后就让学生自己练习。同时还要教给学生“握笔四要”和“作字四法”。所谓“握笔四要”是指“虚、圆、正、紧”，“虚”就是手指不靠近掌心，“圆”是握笔时手背须呈圆型，“正”是握笔写字时笔管要正，“紧”是指手指紧贴笔管。所谓“作字四法”是：横清竖直。横宜细，竖宜精；少粗多密。笔画少的字笔画要粗，笔画多的字笔画宜细；勾短点圆。勾宜短，点宜圆；空匀横直。空白宜匀，横路宜直。这至今仍是我们练习毛笔书法的有效方法。
当学生经一段时间的学习，能够稍微掌握文学知识以后，老师就开始教他们学习作对子，这是私塾作文教学的开始。明清私塾将作对子的方法编成歌诀，以帮助学生记忆。练习四声的歌诀是：“平对仄，仄对平，平仄两分明。有无虚与实，死活并重轻。上去人声皆仄韵，东南西北是平声。”练习分辨虚实字的歌诀是：“实对虚，虚对实，轻重莫偏枯。留心勤事业，满腹富诗书。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开万卷余。”练习辨明义理声音的歌诀是：“寻义理，辨声音，呼吸务调匀。宫商角徵羽，牙齿舌喉唇。难呼语气皆为浊，易纽育词尽属清。”作对子的训练一般从“一字对”做起，进而“二字对”、“三字对”、“四字对”，甚至“多字对”（五字、七字、九字）。崔学古在《幼训》中介绍了用增字的办法指导学生学习作对子的经验：“一曰增字。假如出一‘虎’字，对以‘龙’。‘虎’字上增一‘猛’字，对亦增一字，曰‘神龙’。‘猛’字上再增一‘降’字，对亦增一字，曰‘豢神龙’。‘降’字上再增一‘威’字，对亦增一字，曰‘术豢神龙’。‘威’字上再增一‘奇’字，对亦增一字，曰‘异术豢神龙’。以此类推自一字增至数字，为通文理捷径。”湖南人车万育著有《声律启蒙》，是专门教人如何作对子的蒙学教材。这本书将两两相对的文字分韵汇编起来，如“东”韵的第一段是：“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作对子要求对句语音平仄相对，词性、语法及修辞结构相同，讲究概念、分类、比较的逻辑关系。在作对子熟练以后，就要求学生多阅读古今名对及诗话，便可以进一步学习作文写诗了。
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因此学作文以学习八股文作法为主要的功课。明清时期的作文教学有几条原则，首先是要求学生不要过早动笔作文，以便更好地打好；基础；其次写作时从仿写开始，读写结合；最后是采取“先放后收”的方法。这主要是指开始作文时，“以放为主”，鼓励学生大胆创作，以培养其写作的兴趣。当学生的写作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再按照八股文的苛刻格式进行训练，就是所谓的“收”。有的私塾老师在要求学生作文时，往往会自己也写一篇文章，作为学生的范文。
私塾教育的严格自古以来就是公认的，《三字经》上的“教不严，师之惰”历来被看作金科玉律，所以学生挨打、罚跪是常事。崔学古的《蒙学录》中认为，蒙学教师应该平时要不苟言笑，遇事要赏罚分明，这样才能树立起教师的威严。教师在私塾教育中起着关键作用。曾经有人写了一首《训蒙诀》将老师的责任写得十分清楚、生动，现摘抄如下：
牢记串记牢牢记，莫把蒙师看容易。教他书，须识字，不要慌张直念去；声声字眼念清真，不论遍数教会住。教完书，看写字，一笔一笔要端详，不许糊涂写草字。字写完，作对句，见景生情不必奇，只要说来有意趣。平仄调，毋贪异。做完对句有余功，写个破承教他记。催念书，口不住，时常两眼相对看，怕他手内做把戏。非吃饭，莫放去。出了恭（上厕所），急忙至，防他悄悄到家中，开了厨门偷炒米。清晨就要来，日落放他去，深深两揖出门外，彬彬有礼循规矩。若能如此教书生，主人心里方欢喜。
大多数的私塾教师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他们是不得已才来教书的，往往是边教书边应试。尽管私塾教师与社学、义学一起担负着启蒙教育的重任，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却是教师中最低的。下面是一段书呆子气十足的私塾老师写的诉苦文字：
先生诉苦，眼泪直送矣。夫冷板凳之苦，一言难尽也。想将起来，岂不要哭乎？且先生之做不得也，非一日矣。束修只得些微，铺排到有无数。落雨包驼，晴天要送，仔细思量，讨饭不如也。今天下之生意最微薄者，莫如教书矣。挣起喉咙，一年叫到头的是“赵钱孙李”；放开力气，从早缠到晚的乃“天地玄黄”。谁想那个供茶，谁家供饭。姜汁面一碗，希图暂饱，休望张家请酒，李宅邀谈。糖烧饼两个，权且充饥。节礼包分文未见，到说今如不见；学课钱毫忽也无，反要查问功课。戴顶旧帽子，便说道这先生好去打卦；换件破衣裳，尽骂云这穷酸俨似叫化。任凭“寒来暑往”，不住的争堪道好；悉听“春露秋霜”，他还说去早来迟。收的低银潮色，皆缺戥头；来的七龄八岁，浑如凿石。未打骂尚云用夏楚，不放学犹言歇落太多。可怜雇工不如，奴才弗若，岂不要哭乎！你道不哭乎？
这段文字全面地描写了私塾教师生活之苦，深刻反映了蒙师的劳动与所获回报的反差，其地位不如雇工、奴才，生活水平比不上乞丐，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不公性。
著名的画家、诗人郑板桥（1693～1765）早年家贫也当过蒙师，曾做诗《自嘲》：
教馆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
半饥半饿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
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
清同治年间的李静山在他编的《增补都门杂咏》上有诗曰：
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
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沿门要束修。
清嘉庆年间佚名编的《都门竹枝词》上也有首诗描述了蒙馆先生的贫寒生活：
三两言明按月支，支来两月便迟迟。
修漂了随君便宜，再请旁人做老师。
崔学古的《幼训》从私塾在启蒙教育中作用的角度中呼吁改变私塾教师的生活待遇，他说：“为师难，为蒙师更难。蒙师失，则后日难为功；蒙师得，则后日为功。甚已，不可不慎也。”
私塾在促进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儿童的启蒙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与社学、义学等启蒙教育类型一样，私塾教育主要是一种应试教育，因此无论是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教学效果的检查以及教师的选择等一切教育活动都围绕科举考试展开。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方面，私塾的启蒙教材中包含着种种宣扬从小要勤奋学习，以获取功名富贵为学习目的的诗文，如《千家诗》中就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元。英雄三百辈，随我步瀛洲”；“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等许多这样的诗句。因此，私塾同样也是“储才以应科目”的基础环节。
由于社学、义学和私塾同为启蒙教育的类型，因此上面所介绍的私塾教育、教学活动的情况，在社学、义学中也是大同小异。另外，中国古代女子一般不接受正规的教育，一些女子（主要是家境较好的女子）所受教育主要是在家塾中进行。在社会安定的时代和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民众的识字率并不很低。唐末五代时期，北方有的地区每家都藏有《兔园册府》等启蒙读物；据有的学者研究，清末南方一些地区的识字率比民国时期的识字率还高。中国在古代时就已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成为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这和读书应举促进民间教育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