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思辩的民族，对“理智”的崇尚几乎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寄托。因此在德国，教育一直被视为民族复兴，振奋民族精神，使民族、国家处于领先地位的最有力手段，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同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民族一样德国教育的发展始终同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互相渗透和影响。
（一）
从中世纪起，随着德意志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德国的文化也逐步发展起来，并从城市向农村辐射，影响人们的生活、信仰等。著名诗人歌德在盛赞当时德国文化的影响时说：
德国假如不是通过一种光辉的民族文化平均地流灌到全国各地，它如何能伟大呢？但是这种民族文化不是从各邦政府所在地出发而且由各邦政府支持和培育的吗？试想自从几百年以来，我们在德国只有维也纳和柏林两个都城，甚至只有一个，我倒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文化会像什么样，以及与文化携手并进的普及全国的繁荣富足又会像什么样！
德国现在有20余所大学分布在全国，还有100余所公家图书馆也分布在全国。此外还有数量很大的艺术品收藏，因为各邦君主都在留心把这类美好事物收来摆在自己身边。中等学校和技艺专科学校多得不可胜数，几乎没有哪个德国乡村没有一所学校。
受当时文化的影响，德国的学校教育也陆续发展起来，在14世纪继意大利人之后，德国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批大学。1347年，德国皇帝卡尔·封·卢森堡四世定都波希米亚的布拉格。为把京城建成文化繁荣的城市，次年他下令在布拉格建立了帝国第一所大学，这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第一所大学。维也纳的哈布斯家族也在维也纳建立了一所大学。此后德国各地纷纷效仿，陆续建立大学，1365年海德堡大学建立，1388年科隆大学建立，1397年埃尔福特大学建立，1402年维尔茨堡大学建立，1409年莱比锡大学建立，1457年弗莱堡大学建立，1477年美茵茨大学和莱宾根大学建立。当时大学的课程是固定的，一直到17世纪，大学里使用的语言都是拉丁文。在当时的欧洲，拉丁文称得上是中世纪欧洲文化的载体。从地中海沿岸到欧洲北部、从葡萄牙到波兰，教会、大学以至于许多国家的管理文书都使用拉丁文。在学术界，写作一般也都用拉丁文，人文科学如此，自然科学也一样。在德国拉丁文的势力持续时间更长，学术界到莱布尼茨的时代还是以拉丁文为主。上课的形式是教师讲授，学生做笔记。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笔记一直是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唯一方法。
当时大学里的教学方式十分呆板，教学必须按照规定的方式进行，只能灌输教会和统治者承认的教条。教师没有授课的自由，学生也没学习的自由，但上课的地点却相当的“灵活”。主要是由于大学里没有自己的教室，所以授课和练习经常选在酒馆、教堂或修道院里进行，有时也在露天，甚至在街头巷尾的广场进行。考试是采用口头进行，博士也不例外。但取得博士后的礼仪却十分隆重，首先是在大学附近“游行”，以示庆祝，届时会有一些僧俗名流参加庆典。然后要大宴宾客，有的“博士宴”甚至会持续数日之久。所以，没有一定的财力的人是拿不到博士学位的。
在大学里，人们并不重视出身，贵族等名门出身者也不享受特权，教师当中人人有权竞选校长或系主任。在中世纪等级严森的社会里，如此平等的机构在当时极为少见，只有托钵僧（Franziskaner）和多明我会（Dominikaner）等一些教团才有这样平等的制度。所以，上大学同当神职人员一样，是许多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市民通过读书做官，借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争取打入主流社会的一条重要渠道。这同中国的科举制度颇有相似之处。当时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多是市民和农民，贵族子弟上大学者却寥若晨星。比较典型的是尼柯劳·封·屈斯（Nikolaus von Kues），他先是考入海德堡大学攻读法律，后又在科隆大学学习神学，一度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担任红衣主教的秘书，最终本人也当上了大主教，成为帝国诸侯。
中世纪末期，受宗教改革思潮的影响，德意志的民族意识明显加强，文化上的认同感使德国出现了对于一种全国性语言的要求。德国许多地方已经有了书面语言，但是受地域的限制无法在整个德语区流通。就是在宗教改革期间，改革派和反对派为了进行宣传和论战印刷了大量的宣传品。但是因为没有一种通用于各地区的书面语，宣传的效果受到很大的限制。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翻译了《圣经》起到了统一德语书面语的作用。
路德力图使德语成为全民接受的文学语言。一开始他也是用拉丁文讲话，后来他意识到拉丁文是一种外国语，而且是一种死的语言，便改用“土语”——德语。所以路德就极力采用一种较少受到方言限制的通用语——德语，来把《圣经》这样一本流传最广的书籍献给了广大的德国民众。使德国的普通人，只要识字就能阅读《圣经》。使用共同的语言来阅读《圣经》、宣讲《圣经》，增强了人们之间的凝聚力，使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比以前更加清醒和强烈的归属感。而且唤醒了陷于分裂状态的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为了进一步在德国推广教育，扩大受教育面。1524年，路德在《致德国各市、镇长和议员书》中指出：“一座城市最大的利益、最大的保障和最大的力量是具有大量有学识、明智、正直和虔诚的市民”，“提供完善的学校并鼓励人们入学，乃是城市和一般行政当局的职责。为此，他在《论学校保育儿童的职责》中，建议有关当局选拔优秀儿童给以专业知识教育，必要时甚至可用公款培养，并可采用强制措施。
这一时期产生的邦立学校正是路德上述思想的体现。这种学校选录家境贫困，但具有拉丁文基础知识的优秀青年。之后，由国家公费送他们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学成之后，须从事教会或政府工作，为君主效力。邦立学校的建立说明，开展学术和专业研究，已引起国家的极度的关切。
然而，德国经过“三十年战争”，整个社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使原来发展就落后于英、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尤其是生产技术的革新和贸易的发展使德国市民阶层的经济力量不断增强，市民阶层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与之相适应的是市民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烈，要求实现自己的权利，并且得到社会承认。自然科学在这期间取得了快速的进步，进一步动摇了教会的统治及宗教对人的精神的控制，整个社会继续朝着世俗方向发展。顺应文化发展的潮流，德国市民教育开始普及，有读写能力的人比例大幅上升。期间受启蒙运动的冲击，大量儿童开始接受教育，有了阅读和简单写作的能力，当时卢梭写的一篇小说《爱弥儿论教育》就反映了当时儿童受教育的观点等。
到十八世纪末，教育已被列入公民义务的范畴。社会有提供学校经费的义务。家庭有督促子女入学的义务。家长如不尽职，会被罚款，以迫使其履行职责。这一时期，德国人对于大学寄予厚望，不仅仰仗它们来解决科学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民族兴亡的大事，也期待它们提供锦囊妙计。
到了十九世纪，国家已变成了专门为民族利益而从事促进民族文化和推行民族理想的机构。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3——1814）指出：促进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教育。只要加强对人们心灵的教育，社会就会不断地走向文明和进步。
（二）
普法战争的失败，使德国人在法国人的刺刀下来接受法国革命后的法律、社会和经济思想的成果。面对法国革命带来的冲击，从1806年起，普鲁士的一批有觉悟的政治家发起了一系列广泛的改革运动，意在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适应新时代的强国。在众多的改革中，教育的改革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各项改革的基础，而且若没有教育的改革，其他任何改革都不会彻底。为了搞好教育改革，1809年2月，德国文化名人洪堡兄弟中的威廉·封·洪堡（WilhelmvonHumboldt，1767一1835年）经过再三考虑，接受国王的委任出任枢密院成员，担任普鲁士的内政部文化和公共教育司司长，在1810一1814年间，开始对普鲁士的教育事业进行改革。
洪堡教育改革的根本思想是基于新人文主义。作为启蒙运动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传人和代表人物，他坚定地相信人的价值，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按照自然本性发展个人的所有天赋和能力（Entfaltung a11er Krafte）。他从启蒙运动和德国唯心主义的人类形象出发，要求教育摈弃所有追求特殊化的片面性，而应发展人的个性。哲学家费希特和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的理论认为教育制定的目的是把全民教育、新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统一起来，反对教育的功利化，强调教育的非目的性（zweckfreie Bildung）。受其影响，洪堡极力反对启蒙主义功利性的一面，旗帜鲜明地要求教育和课程不要围绕某个专业，反对教育把人的各种能力割裂开来，使受教育者只能发展一种能力，变成畸形的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把受教育者塑造成全面发展的人，使受教育者的各种能力得到全面开发，成为“完人”。关于这个思想，洪堡有一段名言：
确实存在某种必须普及的知识，而且还有某种谁也不能缺少的对信念和个性的培育。每个人显然只有当他本身不是着眼于其特殊的职业，而是努力成为一个良好和高尚、而互按照他的状况受到教育的人和公民时，他才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商人、士兵和经纪人。如果给他讲授为此所需的课程，则他以后会轻而易举地获得他职业所需的特殊能力，而且一直保留着这样一种自由，即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行，而这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
简言之，教育不同于训练，教育机构与训练场所之间有天壤之别。基于这追求整体性的人文思想，洪堡认为，所有学校是一个整体，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结束，当中作为连接部分和桥梁的则是高级中学。他说：“从哲学角度来看，只有三个阶段的教学：小学教学、中学教学和大学教学”。在他看来，从根本上，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都是为大学教育做准备的。一些办学目的不清的学校，如介于国民学校和高级中学之间的市民学校之类的教育机构，被洪堡断然取缔。经过这样的筛选之后，保存下来的都是“有研究性质的学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洪堡的努力下，独具德国特色的文理中学（Gymnasium）在德国出现，洪堡也被视为文理中学的创始人。但文理中学的具体实施，则是在洪堡离职以后，由他人具体完成的。而且，关于大学是什么的问题，洪堡的看法极具新人文主义的色彩：“听大学讲座本身其实只是偶然的；真正所需要的是，年轻人在学校和进入社会生活之间有几年能专心致志地在一个汇集了许多教师和学生的地方进行科学的思考”，所以大学也不应该再是学校，因为在那里不应该再有教师和学生之分，而只有“受到指导的研究者”（即大学生）和“独立的研究者”（即教授）。
除在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之外，洪堡还采取了一些其他具体的措施，来对旧的教育方法进行改革，在普鲁士的小学和教师进修学校推广瑞士教育学家裴斯泰罗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的教育方法。他还制定了统一的教育法律和法规，把普鲁士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机构置于统一的规则之下，使全国的教育界逐渐同步发展；他把各种学校进行分类，“一切所谓的不合格学校必须停办；不经宗教和教育代表团考核的人不能主管学校”。在学校中引入各种由国家统一制定的国家考试（staatliche Prufungen），规定进入大学学习之前，文理高中的学生都必须参加结业考试（Abitur），把这种考试作为上大学的必由之路。洪堡引入了学年的概念，此外他还引入了周学时的概念：他要求各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时间作出规定，学生的学习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对教师则要求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在涉及教师的方面，洪堡把教师（包括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都纳入国家公务员的范围，凡是教师都是国家公务员。这样一来，教师免去了失业等危机感，可以安心地进行教学和科研活动。在国家机关谋取职位者必须参加由国家考试机构制定、安排的考试。鉴于等级制度已经严重妨碍社会的进步，洪堡要求教育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教育改革废除等级特权，消除等级差别。教育机构的先决条件是科研自由和教学自由。洪堡的改革卓有成效，普鲁士的教育事业获得了空前的活力。
1810年，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正是普鲁士战败，德国政治上处于最危险的时期。国家负担着沉重的战争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非常昂贵。但就在如此困难情况下，国家仍在极端贫困中拨给洪堡一笔15万塔勒的巨款，并且把富丽堂皇的海因利希王子宫划归洪堡组建柏林大学使用，给柏林大学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且国家每年拨巨款给这所大学。洪堡创办柏林大学的宗旨就是要培养全面的人，并不是成为某个学派的大本营。为此，柏林大学并不围于某种学派，对于各种学派、各种学说兼收并蓄。在聘请教师时，对待各种观点的学者都敞开大门，各种学派的思想都受到欢迎，大学（Universitat）真正成了“包罗万象的”（universal）。在洪堡聘请的柏林大学的师资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闪亮的名字：哲学家费希特，基督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法学家萨维格尼，医学专家胡夫兰德，古典语文学家弗·奥·沃尔夫，历史学家尼布尔，农学家塔埃尔，化学家克拉普罗特，等等。柏林大学内，德国学术界各方面的顶尖级学者济济一堂，学术水准自然迅速攀升。柏林大学成了德国大学的典范，在19世纪直至纳粹上台，柏林大学一直是德国声誉最高的学府之一，而且迅速脐身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之列，成为世界级的科学研究中心。
（三）
威廉帝国时期，德国的教育事业同样飞速发展，得到极高的评价，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水准令人赞叹。自从洪堡的教育改革实施以后，德国的高等教育便如虎添翼，培养出一种独特的治学精神。这种治学精神同样体现着德国人的国民性，尤其重视基础的扎实、思维的深刻，强调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与美国人那种重视想象、重视创新的教育理念相映成趣。
这个时期的德国大学生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阶层。一方面，他们是未来的学者、国家的栋梁，学习知识是最基本的生活内容，学成后给德国飞速发展的经济、科技、官僚队伍、文化事业注人大量有生力量。就这一点而言，这个时期的德国大学生与其他国家的并无二致。但是另一方面，德国大学的莘萃学子却又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尚武习武。德国人本来就有结社的习惯，大学里也不例外。这时的德国大学里各种协会林立，其中半数是击剑联谊会（schlagende Verbindungen）。这些协会的成员好勇斗狠，把普鲁士军官团的荣誉感移植到协会中，向往军事化的生活。除此以外饮酒和斗勇也是一个不可或缺少的活动，对此，诗人海涅在他的《哈尔茨山游记》中有生动的描述：酒量好、胆量大是勇敢的重要标志，善豪饮、不要命的人自然成为人中龙凤。击剑联谊会的影响不可小视，世纪之交时，击剑联谊会成员的数量居然占到德国大学生的一半左右，诗人海涅就曾因为参加决斗而被学校勒令退学。与几十年前的大学生相比，威廉帝国的大学生往往不问政治，而是承认和接受威廉帝国及威廉二世本人。在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中，作者对这个时期的德国大学生生活作过精彩的描述：
一个操德语的大学生觉得自己除了享有公民的和一般的荣誉之外，首先应该享有一种大学生的特殊“荣誉”。因此，谁要是侮辱了他，谁就必须答应“决斗”。也就是说，非用武器决一雌雄不可，如果那人也证明自己也“有权进行决斗”的话。所谓“有权进行决斗”，根据这种自呜得意的说法本身，显然不是指某个商人或者某个银行家，而是指只有受过大学教育和有学位的人或者军官才能享有这种和一个嘴上无毛的愚蠢年轻人进行击刽的特殊“荣誉”，这种“荣誉”在几百万人中间也难得有第二个人能享受。而另一方面，他之所以不得不“证明”自己具有这种男子汉气概，也无非为了标榜自已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也就是说，他要尽可能多地参加决斗，甚至要在脸上留下这种英雄行为的真正标记——“剑刺的伤疤”，让人看了一目了然；光滑的面颊、一个没有伤痕的鼻子，和一个真正的日耳曼大学生的身份是不相称的。
教育的发达给科学提供了人力资源，使德国的科学事业飞速前进。产生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和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年）这样对20世纪人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大科学家。
1870年至1914年问，德国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从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转变为以工艺技巧、金融和工业组织以及物质进步为公共生活的显著特征的民族。
1900年，德国职业教育之父乔治·凯欣斯坦纳指出：“对那些接受完国民学校教育、尚未服兵役的男青年进行职业教育，实为对社会的有利之举。进修课程（进修学校的课程，这类学校是职业学校的前身）应与学生利己的兴趣紧密结合。从利己的职业兴趣出发，应将学生引向通往公共的国家利益的道路。职业兴趣是通向人类教育的窗口”，“国民学校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劳动训练，或职业准备。就是说，从小学开始，就要教育学生乐于从事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工作和劳动，并激发起他们做好工作和参加劳动的愿望。”
为此，在1901年，凯欣斯坦纳创建了全德第一所职业学校。1907一1908年，仅在德国慕尼黑市就有46所专科学校共5134名学生。此外，还有12所地区进修学校，共999名学生。
随之这种职业教育模式很快遍及全德，并传入其它欧洲国家。现在，德国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一样，共属教育体系中的中等教育第二阶段。每年上职业学校的学生约占应届学生总数的70%一75%。近年来，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已经具有完全中学毕业证书者，不去接受高等教育，而选择接受职业教育。1982年，全国仅有5%的学徒拥有入大学资格证书，1984年为12.5%，1985年为14.1%，1986年为15.1%，1989年为20%。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德国，具有一技之长，受过良好培训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很容易找到工作。
（四）
德国教育事业之所以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德政府为办教育不惜重金，不断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880年，德国的教育经费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1890年又提高到1.9%。与此同时，英法两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9%和1.3%。1930年德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1%。充足的教育经费保证了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使得国民素质普遍得到提高，杰出人才不断涌现。据统计，从1900一1944年间，德国共有36位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一直把发展教育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政府认为，社会市场经济“只有在拥有大批训练有素的熟练工人和精通业务的管理人员的条件下，才能取得充分的成功”，而教育对“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基于这一认识，长期以来，在德国的国家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一直处于被优先考虑的地位。它的增长大大快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其它许多项目的增长，也大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据统计，1950年，联邦德国政府（包括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支出的教育经费为19.75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1961年教育经费增为81.96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占国家财政支出的8.6%。1975年教育经费增为568.35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5.8%，达到历史上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占国家财政支出百分比的最高点。人均教育经费由1965年的264马克增至1975年的922马克，1988年的1509马克。
由于国家重视教育，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德国教师是国家公务员。公务员与雇员、工人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可以终身任职。而作为职员和工人则需工作15年以上，且年满40岁时，才享有不被解雇的权利。对于德国这样一个每年拥有约200多万失业人口的国家来讲，稳定的职业，对许多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在德国大学里大学教授既负责搞科研，又是教学带头人，所以他们几乎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在公务员系列中，只有教师与警察、医生一样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由于教师负有教书育人的重任，所以要求中小学教师具有德国国籍，身体健康（需出示体检证明），不能带有任何党派倾向，要忠实于宪法，家庭中要历史清白。一般公务员只被要求具有实科学校毕业证书以上学历，而想当教师则必须具有完全中学毕业证书，并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经过两次国家考试，合格者，才被聘用。当教授更是不易，除需获得大学教育证书、博士学位证书外，还要通过教授备选资格考试。教授中又分三级，最终能够当上正教授者寥寥无几。
长时间的学习，一次次的严格考试，给教师职业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德国这一祟尚科学的国度里，教师职业令人羡慕，教师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教育事业。
1975年，联邦德国有中小学教师（含职业学校）495，100人，1986年，这一数字为541，600.1975年，联邦德国有76，200名高校教师，1985年这一数字为92，900.高校其它辅助人员由1975年的140，100人增至1985年的186，200人，1998年授课的职业教师大约有720800人。师范专业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高校最热门的专业。每8个大学新生中就有1人申请就读师范，而1986年这一比例仅为13：1.在师范新生中数目增长最为明显的是小学教师班。教师这一职业的吸引力由此可窥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