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的有序管理、良性发展离不开优秀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落地离不开完善的管理制度，即法家思想之“法”。如果法家思想之“势”是企业文化的推动力的话，那么法家思想之“术”即是企业文化的推行方法，是领导者的管理方法、管理艺术、管理手段。企业要使企业文化真正落地，需在企业管理中以法为本、以势为前提和保证、以术为方法和手段，从法家管理思想中汲取营养进行企业的制度管理和人事管理。
法家文化观中“术”的思想
韩非对“术”做了如下界定：“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术”本义为方法、手段、策略等，这里的含义主要指着眼于对下属的有效制衡，以暗藏不露的机智方法考察下属、以设计精巧的手段制约下属的一系列方法之和。简言之，术治就是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目的是察觉、防止、铲除犯上作乱者，维护君主地位。
韩非强调：“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综合韩非的诸多论述，“术”有以下四个特点：其一，术的对象只是官吏，不同于法的对象是民众及官吏；其二，用术的前提是不信任，越亲近的人越不能信任；其三，术由君主独操，不能与他人共享；其四，用术要隐蔽，不能让他人知道。君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受制于人，所以用术之时不能暴露自己行动和思想的端倪，要“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
对于君主而言，用术固然要隐秘难测，但在莫测高深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基本原则，即用术之道。只有掌握了这些原则，才能“以道御术”。具体如下。
君主之道，因静无为
申不害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小，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忧矣，因则静矣。”“因”就是顺应规律，“静”就是无为。“因事之理，则不劳而成”，此即为君者因静无为之原则。韩非在《韩非子·主道》中说：道是万物的本体、是非的准则，英明的君主把握本源来了解万物的起源，研究准则来了解成败的起因，所以虚静以待，让事物的名称依自然而定，让事情根据自然的规律发展。虚心就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安静就能知道行动正确与否。臣下进言，自然表达自己的主张，臣下办事，自然表现出一定的成效。主张与成效相互验证，君主就可以无为而治，使事情呈现出自身本色。
君主有智慧也不要思考，使万物处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有贤能也不要施展，以便观察臣下言行背后的动因；有勇力也不逞威风，使群臣尽情发挥他们的勇武。所以，君主舍弃了机智才有神明，舍弃了贤能才有事功，舍弃了勇力才能强大。君主处在君位上，寂静得好像没在君主之位上一样，臣子们不知道君主在哪里，又好像无处不在，只能在下面诚惶诚恐、殚精竭虑地办事。由此可见，韩非的“因静无为”是要让君主无为，而让臣子们人人自为，无为是君德，有为是臣道。
君主无为的作用有二：其一，喜怒、好恶不形于色，让臣子无机可乘；其二，不事必躬亲，免除形劳，有利于舍去局部细节而抓整体全局，更有利于全面掌握臣子的动向。这样表面上虚静无为，实际上又能迫使群臣尽忠尽力，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的关键是：君主虽不亲力亲为，但必须准确全面地掌握信息，以知晓局势发展的进程；更重要的是，要洞察臣下的利益格局、利益分配、利益流动方向，即知事、知人、知动向，无为而无不知，才能真正做到无为而治。
明主治吏不治民
韩非清晰地意识到，君主个人的力量和智慧都是有限的，一个人的力量不能胜过众人的力量，一个人有限的智虑不能穷尽万事万物，一个人的精力无论有多旺盛，他的管理幅度也是有限的。君主治理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亲自去管理所有的百姓，亲力亲为去处理细小的事情。韩非说：“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怎样才能“用一国”呢？韩非比喻道：善于捕鱼的人，只要把渔网上的钢索展开，渔网上的网眼自然张开，这就叫“纲举目张”。官吏是治理人民的，相当于渔网上的钢索，贤明的君主只要治理好官吏，就不必劳神去治理人民。所以，他提出的治国总原则就是“明主治吏不治民”，并把能否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作为划分君主愚贤等级的标准——“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
管仲更有针对性地概括为：“明主不用其智，而用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用众人之力。”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分辨出管理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尽己之能”，第二个层次是“尽人之力”，第三个层次是“尽人之智”。在《韩非子·主道》中韩非说：“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施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可以看出，韩非在管理上的理论目标是：设计出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让那些“不贤”、“不智”的君主也能够驱使智者尽其虑，贤者尽其才。
紧紧把握“生杀之柄”
韩非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事情分散在四方的臣民身上，但最关键的权柄在君主手里，贤明的君主掌握了关键的权柄，分散在各地的臣民都会来效力。这关键的“生杀之柄（刑德二柄）”必须由君主独自掌握，历史上“生杀之柄”让给了大臣而导致君主丧生的例子数不胜数。在《二柄》篇中，韩非列举了两位国君：一位是齐简公。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相田常向齐简公请求爵禄赐给群臣，对下用小斗进大斗出的办法把粮食施舍给百姓，这样，齐简公丧失了赏赐的大权而由田常掌握，结果齐简公在位的第四年被弑。另一位是宋桓侯，战国初年宋国司城戴喜（字子罕）对宋桓侯说：“奖赏赐予，是人民所喜爱的，您自己去做；杀戮刑罚是百姓所憎恶的，请让我替您掌管。”于是，宋君丧失了刑罚大权而由子罕掌握，最后落得被劫持的下场。可见，田常只使用了赏赐的权柄，简公就被杀；子罕只使用了刑罚的权柄，宋君就被劫持。
循名责实，察验群臣
治国的根本是法治。法制定之后，如何核定该赏或该罚，这就需要用术。有了术，法治才能落到实处，但用“术”也要守法。韩非倡导用“公术”而废“私情”，这就是“循名责实”。这里的“名”指臣子的职位，“实”指实际政绩，“循名责实”指君主根据臣子的职位来督责臣下，以求其功效，这实际上是法治精神在具体行政中的一种体现。韩非的“形名”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并不像孔子那样要求“正名”，而是要求“正实”，即以“名”为标准来责求“实”是否与“名”相符。韩非在《主道》中说：“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这样，不仅能了解臣属，而且能促使他们勤于职守，名实相符。
法家之“术”与企业文化落地
法家认为，法是客观规则，术是使用规则的方法，其使用者是君王，即管理者。法与术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必备手段，法治的过程中注意术的使用。在企业文化落地的过程中也应利用有效的御人之术。下面将从企业经营者的自身行为控制方面，阐述法家之“术”如何在企业文化落地中推行。
学会倾听与参验
法家管理思想中对管理者提出“听言”与“查实”的要求。“听言”，即听取言谈。韩非指出：“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这就是说，如果不听取人们的言论，那么在人群中即使有毫无学识的人，也将无从识别。领导者应广开言路，这样会避免偏听偏信的情况。韩非在其听言的基础上注重忠言逆耳。在企业的经营生产中，有时管理者听到的逆耳的话也许就是忠言，一定要广听建议并学会判断。韩非所重视的“言”绝不是空洞的夸夸其谈，他指出：“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高明的领导者在听取其下属的言论时，一定要责求它的实际效用。也就是说，“言”要言之有理、言而有物，通过“听言”，人品之好坏、见识之多寡便可以看得分外清晰了。“查实”，即检查实绩，具体就是在“听言”的基础上，进一步注意观察某人究竟能够做些什么以及做得怎样。在企业管理中，领导者不仅要听员工们的言论，还要用事实去验证言论的实施情况。提出建议不难，难的是实施建议，如果建议能顺利实施，那么“言”即是有价值的；反之，只能表示出言之人是个纸上谈兵之人。由此可见，通过“观行”进而“查实”，一个人的能力之强弱、水准之高下便一展无余了。
领导者的无为而治
无为是领导者领导的最高艺术。韩非虽然强调集权，但他也充分肯定了分权的重要性，在领导艺术上提出了“虚静无为”。他指出：“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这就是说，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应该以冷静退让为准则。所谓“虚静无为”，绝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而是领导者在用人过程中，通过充分授权，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下属的智慧、能力与积极性，不必亲力亲为，事无巨细，以实现“无为而治”的目的。韩非的“皆用其能，上乃无事”，说的是成功的领导者的领导艺术，表面上看是无事可做，其实权势都掌握在手中。
实事求是的态度
韩非曰：“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意思是社会现实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君主治国应该世异事异，法随时转，如果固守旧的体制，却步不前，食古不化，就像守株待兔一样愚蠢。企业的进步与发展不能一味地等待时机而停滞不前，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来寻找出路，不能靠走捷径来达到目的。像守株待兔一样，企业往往尝到了走运的甜头就不再容易务实了，但领导者应清醒地认识到实事求是的态度将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契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是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提高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只有实事求是，领导者才能带领企业创出更多的利润。
小心谨慎的工作作风
首先，要全面地认识自己。韩非常说，在位的君主多数是德行和才智都极为普通的君主。作为一位万民拥戴、唯我独尊的君主，要承认自己“普通”并不是容易的事，但却是必要的。君主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势位，但如果不能全面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能取长补短，一味骄傲自大，就难以树立和巩固权威的形象，很快就会势位不保了。所以，企业家对自己的能力和处境要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有缺点并不可怕，怕的是不知改正；认识别人不难，难的是认识自己而且严于律己。企业家越是被名利包围，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心态，越要防止刚愎自用。其次，要控制感情，严守秘密。法家主张君主小心谨慎，以致到了喜怒不形于色的地步，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总有一些人利用君主的好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法家认为，君主最大的患在于信任人，盲目信任别人就容易被人牵制。如果说现代企业管理的对象是整个企业，是一个宏观的管理，那么企业经营者的领导艺术就是微观管理，是对人的管理。无论是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还是领导者的人事管理，都可以从法家管理思想中汲取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