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越太平洋的大国关系
国际关系中，不能苛求任何一对完全和谐的双边关系。
美中关系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但总的发展趋势是乐观的，周期性波动只是曲折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段插曲。
华盛顿总统嘉奖过许多独立战争期间军功卓著的将士，其中就包括一位普通士兵Samuel Shaw（清朝人称他为山茂召）。战争结束后，山茂召做了美国商船“中国皇后”（china queen）号的货物管理员。1784年，29岁的山茂召随船到达澳门，开始了美中之间的贸易。山茂召之后成为了第一任美国驻广州领事。
“中国皇后”号开启了美中这两个太平洋岸最伟大国家的关系大门。
美中交往开始于美国存在总统之前，至今已经走过了200多年历程。与美国总统推行全球外交分期不同，美中关系经历了与美国整体外交分期不同的发展阶段。从1784年到1989年里根总统执政结束，已故总统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五个阶段：一、从“中国皇后”号开启到麦金利总统执政早期，远隔重洋、彼此陌生、自然交往。二、从麦金利总统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到1949年，扩大影响，争夺利益，重在布局。三、从新中国建立到1971年，彼此隔绝、冰冷对峙。四、从1971年到1978年，打破坚冰、走向建交。五、从1979年到1989年，美中建交，双边关系全面发展。
美国草创时期的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等开国元勋是带着羡慕甚至是崇拜的眼光来观察远隔重洋的中国的。从华盛顿到麦金利执政早期，美国对华交往有限，处在远隔重洋、彼此陌生、自然交往状态。尽管早在1801年美国平均每四个人就从中国进口棉布一匹，并在对在外贸易上一度出现中国热，但从对华政策到措施，都是紧随西欧之后的。
麦金利总统执政后，开始推动美国争夺全球市场。在中国问题上，提出“门户开放”政策。1899年9月和11月，麦金利总统先向英、德、俄三国，接着又向法、日、意各国提出在华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的照会。美国承认各国在华“势力范围”和它们已经得到的路矿等特权，同时要求列强在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对各国货物，一律由中国政府按照现行税率征收关税；在征收港口税、铁路运费方面，对别国船只、货物不实行差别待遇。配合麦金利的外交政策，强大的国力成为美国锲入中国的利器。
麦金利、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总统时期，美国国力逐步上升，国际影响倾泻全球。到威尔逊总统晚期，美国已经占据了对华贸易的首位，与努力扩展在华政治势力的日本发生了直接冲突。一些中国人一度产生了依靠美国强国抗日的想法。柯立芝、胡佛总统采取的支持国民政府的政策，客观上起到了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的作用。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最后选择了中国，完全与中国站在对日作战的战壕中。这是美中关系史上唯一的一次结盟。
为争取远东利益并调整战后国际的整体格局，富兰克林·罗斯福采取了罕见的对华友好政策，衷心支持中国发展。他高度评价中国的抗战。1945年1月6日他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在给予国民政府大量援助的同时，罗斯福总统竭力主张战后的国际社会离不开中国发挥大国作用，并顶住苏联和英国的强大压力，将中国推上了五大国的地位。在他眼中，中国是一个有力战友、忠诚的战士和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东方老朋友。
遗憾的是，继承富兰克林·罗斯福衣钵的杜鲁门总统将美中关系带入了冰冷的隔绝与对峙阶段。尽管杜鲁门的政策也是出于国际整体形势和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但美中对抗一开始，就尤如洪水出闸，失去了控制。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兴盛将美中关系推向了对抗的顶峰；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林登·约翰逊总统都继承了杜鲁门的冷战政策，直到尼克松上台。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深刻演变。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美急于从越战泥潭脱身，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美中两国领导人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勇气，把握历史机遇，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战略抉择，对美中关系和世界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领导人横跨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2月28日，美中两国联合发表“上海公报”，双方表明将“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并明确指出美中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在台湾问题上，美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在尼克松访华和美中“上海公报”发表近七年之后，卡特政府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在台湾问题上“断交、撤军、废约”，美中建交的障碍得以排除。1979年1月1日双方正式建交。美中建交公报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紧接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美中建交和邓小平先生成功访美，揭开了美中关系的新篇章。
里根总统执政初期，美中在台湾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经过艰苦谈判，两国政府于1982年发表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就分步解决售台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美方表示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将逐步减少售台武器，并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解决这一问题。
上海公报、美中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共同构成了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美中关系正常化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启动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推动美中关系的发展增添了强大动力。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美中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益活跃，两国关系得到全面发展。
美中关系的核心是台湾问题，也是影响美中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大因素。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涉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但美中建交后，美国为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玩弄两面手法，尤其在近年来，美国政府一方面承诺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另一方面却又增加与台湾进行官方接触；一方面讲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另一方面却借口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不断加紧将先进武器出售给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阻扰中国统一；一方面讲恪守三个联合公报，另一方面却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客观上给美中关系制造了很多障碍。台湾问题将主导美中关系的发展方向。
考察已故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可以发现，美国总统对华决策受四方面因素的制约：国家利益至上、对华陌生、权力制约和选举需要。美国一切外交政策的出发点都遵循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这与世界各国没有两样。但理性决策从来都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由于存在对华陌生、权力制约和选举需要等多重因素影响，已故总统的对华政策客观上并不总是十分理智的。
除胡佛总统以外，没有其他已故总统在就职前曾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全部来自美国舆论的宣传和幕僚提供的资料。对华陌生就容易导致主观臆断和非理性决策，很多时候并不符合美中关系的发展需要。总统更迭之际，新的总统更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华采取强硬政策。随着执政的深入，他们逐渐意识到美中关系的互补需要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转而执行较为务实的对华政策。已故总统任期将至时，务实特征更加明显；而卸任总统则大多成为中国的友好朋友。
已故总统的对华政策还受到国内权力关系的强力制约。很多对华政策虽然在总统手中签署，并通过总统向外发布，但并不一定是总统的内心所想。很少已故总统在国内政治中拥有说一不二的强权地位。由于美国议会和广大民众对中国普遍陌生，反华态度总体上高于亲华思想。为稳固权力，很多已故总统在执政时期对华采取强硬态度。
基辛格坦承：“稍稍关注一下世界局势便会明白，任何需要创造和平的机会，都需要美中两国的合作。”但在他掌权之时，美国政府极力反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来的老布什总统就是当时的美驻联合国大使），反对抛弃台湾。历任美国总统都理解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强烈关注，都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美台利益和关系错综复杂。压力和制约使历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此起彼伏”。对华一贯强硬和一贯友好的美国总统是不存在的。
除突发事件外，美中关系发展呈现有规律的周期波动，这种周期波动与美国总统选举周期吻合一致。事实表明，美中关系与美国大选紧密相关。在选票决定命运的美国政治中，选民的情绪与倾向成为政党和政府决策的依据。美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随选民的意志而动荡起伏，成为选民情绪的晴雨表。如1980年的总统大选，卡特总统与中国正式建交的重大外交成果被淹没在选民对卡特总统抗苏软弱的强烈指责和不满声中；而里根宣称对苏强硬、对台友好，应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的主张却大得民心，《与台湾关系法》成为里根竞选的法宝，在选民中大有市场。里根甚至还邀请台湾当局秘书长蒋彦士出席总统就职仪式。然而四年后，也正是里根访华，与中方谈判缓和了台湾局势和美中紧张关系。
已故总统的对华政策表明，中国要处理好中美关系，应遵循以下规律：
一、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中美作为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负有重大责任。发展中美关系的意义远远超过中美关系本身，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处理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二、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在国际关系中，不能苛求任何一对完全和谐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在地理位置、建国历程、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经济水平、民族精神、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等等各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两国在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分歧并不奇怪，这不应成为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障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在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应对恐怖主义、武器扩散、跨国犯罪，还是推动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增强两国在法制、环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潜力十分巨大。这些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和纽带，两国都应求同存异，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三、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历史已证明，只要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两国关系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就会遇到挫折甚至倒退。
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利益至上。纵观美国200多年的外交史，任何可能引致美国国家利益受损的决策和行为，都将遭受国内有关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而难以充分实施。尽管美中之间因为种种原因存在冲突和障碍，但美国绝不会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在中美关系间冒然采取过急的不理智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是乐观的，周期性波动只是中美关系曲折发展过程中一段段插曲而已。
二、访华的已故美国总统
首脑外交是考察双边关系的重要标志。由于地理、政治和历史原因，访华的已故总统寥寥无几。但不同时期的来华总统，反映不同时代的中美关系特点。
首脑外交是考察双边关系的重要标志。在当今中国，美国总统访华并在中国名牌大学演讲已经成为平常的新闻。但对于37位已经故去的美国总统来说，由于地理、政治和历史原因，访华的已故总统寥寥无几。只有2位已故总统在任期间访问中国（尼克松和里根）；包括在任期间访问中国的尼克松在内，也只有2位已故总统卸任之后来华访问（格兰特和尼克松）；另外，胡佛在当选总统之前曾驻华工作。
尼克松是美中两国首脑外交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72年2月21日是尼克松总统一生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为了突显他破冰之行的历史意义，以便美国民众能在电视直播中清楚地看到他与周恩来会面的情景，尼克松要求他的随从在飞机停稳后留在机舱内，直到他与周恩来握手后才能露面。
11时30分，“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
舱门打开，尼克松和夫人帕特顺着舷梯走下来。为了纠正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不准美方人员与中国代表团握手的傲慢失礼行为，当走到离地面只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主动微笑着伸出右手，与周总理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周总理深有感触地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尼克松事后也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14时40分，毛主席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原定为15至20分钟的会见最后延长到1小时10分钟。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方式诙谐幽默地谈到台湾问题，谈到蒋介石：“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要长得多。”尼克松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美中建交的主要障碍。
在一周的访问中，尼克松操刀参与了美中建交的谈判。双方各陈己见，对台湾问题展开了争论。尼克松重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讲“台湾地位未定”；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的活动；寻求美中关系正常化，逐步从台湾撤军。但是他也现实地宣布美国目前不能丢掉台湾，希望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2月27日，美中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28日，尼克松乘坐总统专机归国。
他在临行前总结此行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作为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取得了圆满成功。美中两国关系从此进入了新的时代。
1976年2月，辞职不久的尼克松作为普通公民再度访华。病中的毛泽东仍然兴致极高地和尼克松交谈。尼克松和夫人、女儿在北京、桂林、广州参观访问。患难见真情，这使处于低谷的尼克松非常感动。“我希望并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美中之间的友谊将像那些巨大的加利福尼亚红杉树一样茁壮成长！”
尼克松开启了美中谈判台湾问题的进程，为美中建交奠定了基础。卡特总统在任内完成了美中建交。里根总统继承了美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马拉松式谈判，他也成为美中建交后首位访华的在任总统。
卡特总统任内，虽然美中正式建交，但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和“台湾帮”在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干涉中国内政。尼克松总统有关逐渐从台湾撤军的承诺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美国政府继续对台军售。这导致了建交后的美中关系一直磕磕绊绊。
1984年4月26日，正在为第二个任期努力竞选的里根总统不得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了他。和12年前一样，双方谈的还是台湾问题。里根表示美国将履行三个联合公报所承担的义务，执行“一个中国”政策。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猜疑暂时告一段落。
里根访华期间有一个插曲。中方向里根夫妇开放了秦兵马俑，在一号俑坑，里根从马背到屁股细致地摸了一匹陶马；他拍了一下马的屁股，扭头问：“它会踢我吗？”并下意识地把手缩了回来，周围的人被总统的幽默逗笑了。事后，有报纸在醒目位置刊登里根摸着陶马屁股欢笑的巨幅照片，并附上别出心裁的题目：“里根总统拍中国的马屁”。
事实上，里根是对华相对强硬的总统。他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完全是形势使然。同年，他依然以绝对优势连任总统。
格兰特和胡佛总统则是在清朝末年来到中国的。
1879年（光绪五年）4月7日，卸任的格兰特总统乘船抵达香港，开始对清朝访问。
史料表明，清政府在接待问题上大伤脑筋。满清将总统职务等同为皇帝，给予格兰特“太上皇”的待遇。格兰特在京期间，出入乘坐八抬大轿，前有仪仗队鸣锣开道，后有大队兵丁簇拥，路旁站有士兵持长矛护卫。京官相遇，需按品级列队相迎。掌握朝廷大权的恭亲王奕亲自接待，言语恭敬。
格兰特来华时正值中日因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发生纠纷，清廷请格兰特居中调解。在华逗留月余后，格兰特于5月16日抵达日本。日本政府要求中日直接谈判，不希望第三国过问，将他婉拒。格兰特在华期间曾致信友人，预言中国将在20世纪变成强国。
1897年，22岁的斯坦福大学地质学学士胡佛，被总部设在伦敦的贝维克·莫林采矿公司录用为工程师；一年后，被公司派到中国工作。1899年3月10日，胡佛携新婚妻子露来到中国，胡佛取中文名胡华，露取中文名胡潞。他们先住在北京，后搬到天津。在直隶热河矿务督办张翼的德籍顾问德璀琳的撮合下，胡佛担任了张翼的技术顾问，同时担任直隶热河矿务局总工程师兼秦皇岛建港工程监工。
虽然在天津生活不到两年，胡佛却成为美国唯一能使用汉语交流的已故总统。胡潞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收集了明代和康熙时期精美的青花瓷器，还学会了讲普通话。回国后，在公共场合需要夫妻私谈时，胡佛夫妇便讲汉语；在白宫时，他们也常讲汉语以防窃听。
到达中国几个星期后，义和团运动兴起。胡佛参加了保卫外国人社区的活动。在激战中，胡佛夫妇救下了天津道唐绍仪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唐梅；唐梅后来嫁给资深外交家、驻美大使顾维钧，成就一段佳话。战乱中，胡佛与德璀琳一道从张翼手中秘密买下了开平煤矿。1900年底，莫林公司等成立“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承揽了开平的财产权益，准备接管开平煤矿，胡佛任总经理。此事被告发。1902年，胡佛归国。1905年初，清政府令张翼、严复赴伦敦劳伦斯法庭与胡佛、德璀琳打了一场国际官司，历时三月。3月15日，法庭宣告中国胜诉，责令胡佛、德璀琳限期归还开平煤矿。不久，胡佛等人经过密谋，使英国另一同级法庭竟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没有开庭、没有审理的情况下，宣布取消了劳伦斯法庭的判决。清政府终末收回开平煤矿。这段不甚光彩的历史一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疮疤。1928年，胡佛竞选总统时，政敌还攻击他“手脚不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