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朱佳木
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出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也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它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国史、大力宣传国史、深入研究国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确对待和阐述革命与国史的关系，是《国史稿》的一个突出特点。《国史稿》一共五卷，却专门拿出很大篇幅，设立了一部序卷，用以概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反抗封建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野蛮侵略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它清楚地告诉人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另外，《国史稿》还在正卷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是如何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祖国大陆基本统一，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外国在华经济特权和工商企业内部的封建把头制度，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树立新型社会风尚，从而用短短四年时间收拾了旧中国的烂摊子，使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又是如何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改变原定用“相当长久”时间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打算，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并通过“一化三改”和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几场运动和斗争，《国史稿》一方面指出其中存在的斗争方法简单、有的把学术和思想问题同政治问题相混淆的偏差，另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它们对于清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作用。所有这些论述，完全符合唯物史观和新中国历史的实际，充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没有革命，没有革命前辈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现在已经结束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革命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革命前辈建立的丰功伟绩必须得到肯定、尊重和歌颂，革命的精神必须得到继承和发扬。而且，从扫除发展生产力障碍的意义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我们要抵制“告别革命”、“重写近代史和现代史”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绝不允许否定革命、诋毁革命的错误言论畅行无阻。否则，不仅国史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新中国也会站不住脚。
《国史稿》的另一大特点，是正确对待和阐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国史稿》的正卷起自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止于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因此，在这部书中，除了改革开放前的29年，还有改革开放后的6年。如何正确撰写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时期，关系到如何正确评价国史，也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史稿》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新中国头29年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指出了那个时期走过的弯路、犯过的错误、遭受的损失、得到的教训；一方面深刻阐明了改革开放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它清楚地告诉人们，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既不是相互割裂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本质上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接续发展；后一阶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一阶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样认识和阐述国史，既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荣誉和尊严，给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以正确的国史教育，又有利于正确总结经验，做到了以史为鉴。我们要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绝不能让苏联由于全盘否定自己历史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在我们国家重演。
注意国史和党史的区别，是《国史稿》的又一个特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定等等，必然对共和国的建设事业和社会生活起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历史是国史的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走向决定着国史的走向。因此，国史的撰写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在内容上难免有交叉和重合的地方。但是，党史撰写的对象主要是党，而国史撰写的对象则是整个国家。这就决定了国史撰写的角度、范围、重点，与党史会有也应当有很大不同。否则，国史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国史稿》在撰写过程中，注意突出国史的特点，对党的会议和活动，凡没有在国家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能略则略；而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活动和举措，以及国民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国防外交等，则尽可能多写详写。例如，同是写新中国的成立，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目一级标题中只出现了政协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的制定和人民政府的组制；而《国史稿》的目录中除了这些之外，还专设了“开国大典”一目。再如，对于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和《宪法》的制定，《党史》只把它们作为一节，其中《宪法》的制定只是一个目；而《国史稿》却把它们作为一章，其中《宪法》的制定则设为一个节，下面还分设了“《宪法》的诞生”和“《宪法》的特点”两个目。再如，对于党的八大，《党史》用了一章，而《国史稿》则把它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章中的一个小节。这些都说明，为了在撰写上与党史相区别，《国史稿》从章节设置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我们要继续加强国史研究和党史研究这两门不同学科的建设，深入探索国史与党史撰写各自的规律，不断提高国史研究和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从而使国史书更加突出国史的特点。
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反过来，我们要卫己之国，也必先护其史。我们要以《国史稿》的出版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国史研究，大力普及国史知识和国史教育，把正确认识和解释国史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工作，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为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提供更多更好的历史教材。
（原载2012年10月25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