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在给自己四大密友之一的同乡兵部左侍郎黄悼函中说了一段惊世名言：
人都有个脸面，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每人都应当控制好这张面具。人生最高的境界不在于得意时有个笑脸，失意时剩个哭脸。人不能没有脸面，但时时都是一副脸面也无法活得滋润。山有阴阳两面之分，人也有阴阳两面。什么时候用哪张脸面，什么时候不该用哪张脸面，这是一门绝学。我曾有两次自杀的想法，想到人生不就是为“面子”而活吗？顿时轻松了许多。摸摸自己的脸面，竟然是一张饱经风霜的皮。我用这张面具抵挡住了多少是是非非，才成就此生。只有用这张脸，才能不露秘笈，才能保全自身。快哉！快哉！
曾国藩是用面具向别人说话的高手，掩饰了自己，却成就了自己。别人还看不见，这是一种神功。
曾国藩行世天下，乃有秘笈可循，左左右右，明明暗暗，东东西西，全在一副“面具”。“面具”是什么？面具是隐身，是包装，是伪造，是活法。
世人有君子、有高官、有大人、有小人模仿曾氏面具，活得有滋有味，洒洒脱脱。这是曾氏面具的魅力。
人生本来就是化装舞会，你真我假，你实我虚，你追我躲，个中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怕看清对方的心理活动。
曾国藩的绝招是轻轻松松地驾驭各种权力，含而不露，随机应变，隐身玄秘。因此，他常把“脸”藏在面具里，常把“心”藏在面具里，常把“手”藏在面具里。照此说来，曾氏是用面具伪装自我的大公，他隐藏了自己，却成就了最大、最全的自己，用曾氏面具演绎人生，极见效应，极见功力。
要言之，曾国藩面具的总特色是两个绝妙的字：一个是写在左脸上的“伪”字，一个是写在右脸上的“变”字。伪中有变，变中有伪，真伪结合，变化多端，却功成名就，此为曾国藩戴面具的最佳效应。
曾国藩保护脸面的素质和能力是极高的，大致在《面经》中有下面几点：
（1）人生一世，争面子第一，保面子第二，丢面子第三，但丢面子最令人气得牙根痒痒、口吐白沫。
（2）你来我往，好面子，坏面子，不知到底是真与假。
（3）笑脸与苦脸、智脸与傻脸，都是脸。笑脸犯傻，苦脸显智。
（4）厚脸、薄脸都是一张皮，抗风雨，抵雪霜，厚而薄，薄而厚，世道大变。
（5）大脸欺负小脸，那是因为大脸五官大。世人也有小脸反欺大脸的，那是因为小脸骄狂。
（6）方脸与圆脸，尖脸与鹅蛋状脸，愚人、蠢人、智人、能人、男人、女人，都有脸，管他又有几多变？
（7）阴阳脸比小白脸更让人恶心，因为这是暗藏的杀手面孔。
（8）虎脸、狗脸、猴脸、猫脸全都不如人脸，看不透的不是兽脸，而是装扮的人脸。
（9）黑脸与白脸都是不好惹的，红脸更不好惹。剩下的就是花脸，也许好看，但可信吗？
（10）收敛脸面最好的办法是收住私心。
（11）摆个脸谱吓人，这一招最绝。小偷就会这么干。
（12）与千面人相处，你却不必站在太远打量他的五官特色。
（13）翻脸不认人，是丑脸的本事，但要成就大事，必须脸色特好。即使心中做不到，脸面也要守住。
曾国藩一介书生，赴考中第，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可谓变化万端，尔后更是恰遇太平天国浪潮席卷湘湖大地的变乱，他创湘军，几经艰辛，平定天下是他的不变之心。纵观曾国藩一生，他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变幻动荡中，或因自身刻意追求，锐意进取；或迫于时势动荡，以变应变。然而伪装了自己，则救活了自己，真是变则通，变则活，变则灵，曾国藩竟然崛起于这动荡不安的乱世，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风云人物，他可谓惟变而生。生活的奇妙就在于看破尘世、看破关系、看破脸色后的巧妙变化，一个变术则有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美好效果。活着就是“伪”与“变”，也许，伪与变就是最好的活法。曾氏是一代伪装大师与变术宗师，也是一代面具大师。
纵论曾氏面具，谈伪变之术、说伪变之招、倡伪变之妙、求伪变之术，一句话，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固守死法，必须像流水一样能变换方式向前运动，否则就会自己把自己的去路堵死。所谓“行云流水”，除了讲一种飘逸之外，不是也突出了一个“伪”与“变”字吗？曾国藩一代变术宗师，于“伪”与“变”字确有着很深的研究造诣。一则他具备应变之智，在变乱横生、波折频出的千钧系于一发之际，能灵机一动、机巧百变，或冷静、或韬晦、或奋起、或循势。行动无一不合节合拍，恰到好处，宛如庖丁解牛，顺势自然，游刃于变乱漩涡之中；二则，他更兼变通之谋，于乱世中不但能察变、知变，更是能谋变、求变、用变，以积极、主动的态势来修身、处世、治家、从政、督军。不拘泥于陈规旧矩，不迂腐于书山学海，而变则通、变则活、变则灵，巧握“变通”这柄利刃，而纵横于天地之间。古人所谓“时势造英雄”，曾国藩身为开变术学说先河的一代大师，身怀绝世之技，当然更能把握“英雄造时势”这一至理，玩弄天下大势于股掌之中。他的变术思想无处不在，无时不用，伴随着他走完显赫的人生长途，并为今人树立一面鉴古察今的变术明镜。这就是曾国藩面具的特色。
实际上，面具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学。人活得艰难，因为有时不得不违心而行，不得不装腔作势。你明白吗？人有时比鬼还可怕。曾国藩善戴面具，用面具来装扮自己的一言一行，是一种人生智慧，也是一种生存技巧，它使的曾国藩左右逢源，信手拈来，使自己的人生开了花，结了果，真是中国古代一位巧用面具装扮自己人生的高手。大概用面具装扮人生，对曾国藩来说是他心智的表现，也是他观察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官场种种险恶、种种矛盾、种种纠缠、种种冲突、种种陷阱的结果，这是他的智谋所在。
面具对曾国藩是重要的，如他所言：“一张脸模糊最好”，因为它给曾国藩提供了一件保护自己的有效武器——既可以是矛，也可以是盾，处处可以防身，时时可以保身，刻刻可以养生。
做人，特别是做好人，更要讲面子。真正的面子是含而不露，又讲原则。
“面子”这一词汇的由来，现在已经很难考证清楚，但中国人好面子这一事实却是源远流长，由来已久。特别是在官场这一人类社会特殊而显赫的历史舞台上，矛盾异常尖锐，斗争异常复杂，刀光剑影中，人人自危，所以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便是官场中人无不为己打造几副形象各异、颜色不一的“面具”，做藏身保命之用。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曾国藩甚至为此做了一番研究，细细揣摸这一门复杂深奥的学问。认为：“吾以为面具可以遮脸，还可遮心。”
曾国藩喜欢戴面具，擅长用面具，是因为他的的确确、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戴面具与不戴面具的区别。戴之、不戴之，往往会有不同乃至天壤之别的效果。
官场中人好面子，也最易为面子所累，这是官场的“面子”的基本状况。然而，民间俗语所谓“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好脸色也就成了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曾国藩要想在主流社会特别是官场这一矛盾高度集中的敏感地带生存和立足，必须得到别人的认可。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捷径便是戴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面具，曾国藩是如此想的，也是这样做的。面具艺术是曾国藩解决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官宦之间纠缠的核心手段。
曾国藩知道“面子”虽然很轻，只是做给他人看的面具而已，但却是飞黄腾达之必不可少的砝码。因为在封建社会，各种能力、本领、价值等等都只有被形式化，上升到“面具”高度，才易于对一个人的社会价值进行衡量。这样便出现了官宦中人脱离开“里子”的实际而盲目追求“面子”的弊端。于是，人们在追求“面子”的过程中，便显示出如下特征：缺乏目的的高投入，毫无意义的繁文缛节和表里不一的虚伪性，总而言之是弊大于利而祸端百出的。曾国藩，一代智者，对“面子”的利弊得失自然是洞若观火、心如明镜。
曾国藩用面具之妙便是深藏不露，遮住原形，正所谓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加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违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见死不救，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剧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他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他还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錱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錱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了。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戴面具的艺术，至关重要，曾国藩自由行走于官场，畅通无阻于仕途，便是明证。
什么是变脸？能变出什么模样呢？从理论上讲，人情是中国人维系群体的最佳手段和人际交往的主要工具。但你要是以为好心都有好报，做完了人情都有好报，必能换来交情，就未免太书生气了。而曾国藩的高明之处便在于戴上面具，逢场作戏、量入为出，也就处处得利、时时升高。
从另一角度而言，曾国藩戴上面具，给人面子是协调官场中人之间矛盾的安全阀，也是他得以步步高升的重要因素，记得有位哲人说过：没有矛盾就没有生活。在封建仕途官场，人们便更是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种种矛盾。官场中人不如曾国藩的太多了，面对种种矛盾，困惑彷徨者有之，无能为力者有之，悲观厌世者有之……而曾国藩却是游刃有余、轻松自如地解决种种矛盾，这便是曾国藩面具的作用。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其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倚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分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也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璿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朝廷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大，作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镕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致陷入后来那样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