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捐”，就是通过游说求人募捐作为军饷。曾国藩赞成彭寿颐的想法，募捐之事立即去办，至于抽厘之事容再商量。
经过活动，果然先得了一笔银子。黄赞汤出面大力张罗，在乡绅之中很快募得白银十万两，彭寿颐竟也募来三万两，这真是雪中送炭。
设厘局之事，经过商量也搞了起来。曾国藩让彭寿颐负责，在南康设总局，在各县设了十几个关卡，出手便抽得数千厘金，曾国很甚是高兴，以为这下子军饷有指望了。
然而好景不长，曾国藩设厘局用了彭寿颐。彭是江西地方人，江西巡抚陈启迈以为这是越权用人；江西地面不归曾国藩管辖，他有何权在这里设厘局抽厘金？于是，陈启迈煽动地方官，与曾国藩对抗。不久，湘军的厘局在抽厘时，查到了地方官走私鸦片，厘局扣了地方官的走私船，地方官又向陈启迈告状，双方便闹了起来。可陈启迈不问曲直，指令地方官封了曾国藩的厘局，还把彭寿颐捆绑入狱。事情闹得非要曾国藩出面不可了，曾国藩率刘蓉等幕僚，到出事地点调查，查出了地方官私卖鸦片的确证。在忍无可忍之下，向咸丰上奏参了自己的同乡同年陈启迈。参奏的内容也是他调查来的，如陈启迈曾为已革总兵赵如春冒功请赏，曾为奉旨正法的守备吴锡光虚报过战功。这两条是地方官常干的事。地方大吏，明明打了败仗可以说打了胜仗，逃将可以说成功臣。只要不出大漏子，即使皇帝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曾国藩还告陈启迈并不认真安排战守，丢了江西的八府五十四州县。又告他阻挠破坏湘军作战，捆绑逮捕办团有功举人彭寿颐，纵容地方官私运鸦片。人家拒绝他讨饭，他却告人家的状，也实在是无奈之举。
曾国藩的奏折上达后，其中丢了江西大部分土地给太平军一节打动了咸丰帝，他本来就恼恨太平军在江西搅得心神不安，怪罪陈启迈没有守住江西。因而准了曾国藩的弹劾，一下子把陈启迈罢了官。
但去了陈启迈，来了文俊，曾国藩在江西的军饷问题仍未解决。为了军饷，几乎使他全军覆没；为了军饷，文俊害死了湘军大将毕金科。以后的日子，仍靠“讨饭”维持。多亏黄赞汤一人先后为湘军筹捐百余万两，刘于淳、甘晋等士绅也极力帮他筹措，才勉强维持住，使湘军没被困垮而已。
湘军能作战，但军纪败坏，也源于以抢代饷。
湘军没有固定的军饷来源，又实施厚饷养兵的策略，曾国藩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在筹饷上，甚至不得不纵兵抢劫。
长期高水平的固定成本支出，是经营企业的大忌。从本质上说，曾国藩经营湘军也可以认为是经营一个企业，至少也是经营一项事业。战争实际上是双方的经济实力的较量，刘邦之所以战胜项羽，除了大家一般熟悉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刘邦占据了富庶的四川和汉中，因此刘邦才能取得最后成功。
湘军一直都是团练身份，军饷不是从国库中支付，而是曾国藩自己想办法筹集。厚饷养军的策略的确提高了湘军的战斗力，但也必然导致长期的筹饷困难。
军无粮则乱，无饷同样也要乱！
曾国藩说：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所以进，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他之所以欺骗他人，也是因为他心中怀着私物。所知在好德，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成其好德之知。所以说，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胸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之至虚。
凡是正话实说，尽可多说几句，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就是真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的短处。驭将之道，最可贵的是开诚布公，而不是玩弄权术。
曾国藩说：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心虚而不讲客套，不挟私见，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失败的。“勤”可以医治怠惰，“慎”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须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立志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回避。这说的是对自己诚实。人天生是直爽的，与军人交往时，直爽就显得尤为珍贵。文人的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军人水火不容。文人必须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使军人粗人坦然无疑。这说的是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用，也许可以避免大灾大败。
自古以来，中国驾驭外国，或者是恩信，或者是威信，总之离不开一个“信”字。并不一定明显违背条约，或者放弃承诺，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纤细之事，谈笑之间，也必须真心实意办理或说出。心中对他只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装十分。既然已经通和讲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远方的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装模作样。面临危险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财宝有不沾染的廉洁，这就是威信。这两种做法，看似迂远而不着边际，实际上质朴而耿直，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
从做人，到治军，到治国，曾国藩所信奉的只有一个“诚”字。
另外，曾国藩还很重视于军队的思想指导问题。
他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述说，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够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以资生计”。这样一来，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为了刺激湘军士兵出生入死，曾国藩提出厚饷养兵稳定军心的主张。为此，他制订了湘军官兵俸饷优于绿营的制度。具体做法是：陆军营官月薪五十两，月给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均包括在内。哨官月饷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正勇四两二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阵亡者，恤银三十两，伤重者赏银十五两，次者赏银十两，复伤者赏银五两，成为残废另加银两。水师营官月薪水及办公银二百两，哨官十八两，舱长四两八钱，舵工四两五钱、头篙、炮手四两二钱，桨工三两九钱。马队营官月薪及办公费一百五十两，帮办月薪十六两，字识九两、正哨官十八两，副哨官十五两，什长七两八钱、马勇七两二钱，伙夫三两三钱。曾国藩为防止各军统领多设官、长夫，以冒领军饷，特在饷章中规定，凡统带千人者月支付银不超过5800两，统带万人者月支饷银不超过五万八千两。
咸丰五年（1855），江忠源部曾因索饷哗变。直到同治四年（1866），还发生了湘军精锐鲍超部因欠发军饷，发生了“哗变于金口，火掠西南”的事件。由于饷银不支，还曾使湘军的一些军事计划无法付诸实施，“同治二年（1864），湘军毛有铭部增援寿州，以无饷可领，军行稍滞。成大吉自麻城援寿州，亦以饷缺未能成行”。
由于清政府府库空虚，镇压太平天国主要靠就地筹饷。湘军筹饷范围很广，既有厘金、盐务、劝捐，又有协饷、漕折、关税，几乎遍及清王朝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
湘军的种种筹饷方式，是在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下，伴随着清王朝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的产物。湘军通过广泛的筹饷方式，得以维持和发展，成为太平天国最凶恶的敌人，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比较成功的。这也反映了清王朝已竭尽一切可能集结的财力、物力来扑灭人民反抗的熊熊烈火。但同时它也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士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200两，分统、统领带兵3000人以上者每月为390两，5000人以上者520两，万人以上者650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本过于丰厚”。《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靡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处，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他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但厚饷也造成湘军日后筹饷的困难，军饷的筹措直接关系到湘军的作战以至生存发展。
曾国荃部湘军在同治元年（1862）春天到达雨花台时，全军不过1000余名，至同治三年（1864）初，已扩至50000余名，加之由曾国藩负责筹饷的其他湘军部队的人数也在增加，这无疑是导致曾国藩湘军军饷处于紧张状态的主要原因。
由于拖欠军饷，各营将领“无颜以对士卒，故遇细微轨法，不能过为绳切。更虑积以成渐，士气必将懈怠”。大军陈兵天京城外，长期以来毫无进展，湘军锐气日减，士气大落。又因为各营粮饷困难，因此各营官对四处抢劫的湘军士卒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湘军纪律日渐败坏。
湘军创建伊始，曾国藩决心一改过去绿营军纪律败坏，以骚扰地方为能事的恶劣影响，十分重视地方士绅对部队的反映，对那些为恶一方，引起公愤者，严加惩处，力求挽回人心。
自同治元年（1862）曾国荃进驻雨花台以来，湘军久顿坚城之下，斗志日益懈怠，纪律亦日愈松弛，抢劫、奸掠妇女已成湘军内部时有发生的事件。自从合围天京以后，李秀成为减轻城内的粮食供给压力，将大批老幼、妇女放出城，以求其另谋生路。不想，这却成为湘军劫掠、****的主要对象，大批妇女被劫留在营中，“城北各营，颇不守法。江北民渡江耕种，锅铲俱为所夺……亦以外营多不奉法，统帅宽慈重情，军政颇弛，相与忧之。又江东桥所出难妇，陈舫山部下截留几半，属商舫仙此后以帮办压送。”
为严肃军纪，赵烈文特将所闻所见之事秉告曾国荃，希望曾国荃能加以干涉，从而对败坏的军纪加以整顿，没想到曾国荃却对此一筹莫展，对赵烈文无奈地解释道：“各营欠饷过多，勇于多食糜粥，各统领营官俱愧见之，无缘更绳以法。日下食米将罄，采办无地，更一月不破城，必成瓦解之势。”然后又忧心忡忡地说道：“夜梦登高山至顶，顾视无返路，进退不可，疑非吉兆。”
对于日益困扰湘军的纪律问题，曾国藩也深感无奈，他只好写信嘱咐曾国荃，要多方进行抚慰，以免引起变乱，而出现功亏一篑的局面，“其欠饷太久，不可过绳以法，只宜多方抚慰”。
从此，曾国荃对湘军败坏的军纪更加放任，各级将领也退避三舍。湘军军纪愈益败坏，乃至一发不可收拾。
正当曾国藩被粮饷短缺问题困扰时，江西巡抚沈葆桢却不预先进行商量，径直上奏朝迁，将原来一直解往雨花台大营作军饷的江西厘金，全部留下，充作江西本省军用，从而引发了一场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斗争。
沈葆桢的步步高升，全凭着曾国藩的保奏，照理两人之间不应有矛盾、磨擦。但为了各自利益，两人却吵闹起来，以至于反目成仇，症结便是江西的厘金。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时，辖区内的江苏、安徽尚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上海、苏北更是鞭长莫及，完善之区仅有江苏一省。为了筹集湘军水陆两师的巨额粮饷，曾国藩便与江西巡抚毓科商定，江西的牙税、厘税不作为江西藩司收入，在江西额外另设牙厘局，选任道府大员进行管理，牙厘局所收款项移作湘军军饷。巡抚专管线漕，以发本省绿营及各防兵勇之饷。不久，曾国藩为解决徽州、宁国的军需，又奏准“江西每月将漕折银协解五万两”。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据《中英北京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开辟九江为通商口岸，月入关税四五万两，归九江道管辖。次年，曾国藩又奏准每月拨九江关税三万两归湘安粮台。
同治元年（1862）秋，湘军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湘军攻占了安徽，随着李鸿章率领淮军去上海，代替薛焕署理江苏巡抚。上海江海关，每月可得五六十万两关税，加之上海商业发达，捐税丰富，上海地区的总收入应不下六十万两。曾国藩的饷源远比咸丰十年宏阔得多。但他却仍然坚持以往在江西征收的款项，这也引起了沈葆桢的不满。
江西、江苏同为两江总督的辖区，可江西的收入远无法同江苏相比，每每提交京饷、协饷之后，江西本省则所剩无几。而李鸿章却因粮饷充足，而不断招兵买马，淮军不仅很快都使上了洋枪、洋炮，而且军队人数也迅速扩至五万余人。何以这样厚此薄彼？
为此，沈葆桢上《请留漕折接济军需折》，尽陈其苦衷。
沈葆桢的突然之举，使曾国藩大失所望，他认为这是沈葆桢以怨报德。但无奈朝廷已批准了沈的所奏，这使曾国藩着实为难。虽然，此时湘军饷源不断充裕，在天京城外湘军招兵买马的同时，放弃了江西稳定的收入而另辟饷源，依然是困难重重，可强行争取江西漕折充作军用，已实属不可能。为了在万难时，能够再次得到江西的援助，曾国藩不得不放下架子，致信向沈葆桢解释。
曾国藩本想以自己的退让，博得沈葆桢的同情与理解。没想到沈葆桢根本没买他的帐。
湘军水师控制长江水道后，从扬州到汉口，湘军水师畅通无阻，两江总督的盐税收入甚丰。而江西省却需要筹集席宝田、韩进春等部湘军、江忠义等部楚军、彭玉麟等部湘军水师共计三千人的军饷，沈葆桢穷于应付。为此，同治二年（1863）夏，沈葆桢奏请将九江关税尽先江西充作军饷，请政府再次批准沈葆桢的请求。
曾国藩对于沈葆桢的苦衷是能够理解的，可是对于沈葆桢不顾情面的做法，他又十分不满，虽然默认了江西收回九江关税，但曾国藩也本能地对此进行了反击。
对于沈葆桢所奏的不实之处，予以揭发。沈葆桢看透了宦情的淡薄，于是他便呈上《吁恳开缺折》，将与曾国藩之间争执公开化。朝廷对于曾、沈之间的矛盾早有了解，面对太平天国失败已成定局的局面，拥兵自重的曾国藩则愈来愈成为朝廷猜忌的对象。扶持其对立面，削弱其力量，已成为这一时期清政府政策的出发点。在曾、沈意见不合的问题上，明显出现了袒护沈葆桢的倾向。
在朝廷的庇护下，沈葆桢更觉应该争回自己的权益。在左宗棠攻下杭州，太平军余部纷纷逃向江西时，沈葆桢疲于奔命，江西的军事开支激增。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沈葆桢奏请清政府准许将江西税厘月十万余两归江西经收。曾国藩闻讯，急忙具疏力争，结果户部偏袒沈葆桢，指出即使没有江西厘金的收入，则两湖、川、赣仍月可协解湘军155000余两，警告其不要广揽权利，贪得无厌。
曾国藩接到“部文”以后，十分忧愤。在与沈葆桢争斗的过程中，并非缺江西饷源不可，气的是沈葆桢“无一事可以先商后奏”，“沈葆桢专尚客气，不顾情理，实有令人难堪者”。所以，曾国藩争的就是总督的面子。可是，在与沈葆桢的几个回合的较量中，朝廷则屡屡袒护沈葆桢。这使曾国藩深深感到来自于各方面的猜忌，以及朝廷在暗底下对自己所掌握兵权搞釜底抽薪。一时间，苦闷、忧虑的情绪包围着他，使他寝食难安。
于是，曾国藩上奏清廷，请求告假养病。实际上，这也是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这一招果然奏效，此时朝廷还要全力仰仗曾国藩稳固东南半壁江山。朝廷便将江西厘金一分为二，总督与巡抚各得其半。为打消曾国藩的顾虑，又特将购置阿思本舰队的退款50万两，拨给曾国藩充作军饷，其中21万两可以在上海、九江等关提取。加上淮北盐厘每月8万两，曾国藩筹集军饷的困难基本可以缓解。
曾国藩厚饷养军是迫不得已的必须策略，否则不可能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去平定太平天国的。
尽管曾国藩试图建立一支有理想的军队，但这多少显得有些徒劳，因为湘军的兵士都是冲着名利而来的，将领是为了升官发财；小兵倒是不奢望升官，发财则是肯定的想法。对于旧式的军队，名利是最好的动力，理想仅仅是一种摆设。曾国藩看得十分清楚，所以采取了厚饷养军的策略。
尽管曾国藩后期获得了最大的实权，但应对日益庞大的湘军每个月天文数字般的军饷，仍然是困难重重，尤其是湘军几乎没有真正稳定的军饷途径。
同时，常年的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也很大，几乎也没有力量持续支持曾国藩的湘军。为了筹集湘军的军饷，曾国藩花费了巨大的精力，甚至与地方大吏反目成仇，造成负面的政治影响。
长期拖欠军饷，兵士自然怨声载道，军纪自然败坏，曾国藩迫于无奈，甚至鼓励兵士抢劫，实行“以抢代饷”的措施。湘军成为历史上军纪最败坏的军队之一，追本溯源还是曾国藩实行的厚饷养军策略。
一个道貌岸然的理学家，居然调教出一支军纪败坏的湘军，自然是曾国藩的一大败局。
湘军的军饷来源几乎都是取自于战区的几个省市。长期的战争中，双方你来我往，对当地的人民和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战争的后期，民力已经枯竭，曾国藩实际上已经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败局。
围困天京的两年中，太平天国的失败已经是定局，曾国藩最担心的不是太平天国，而是长期欠饷的湘军是否哗变。
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初期，或许犯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错误，就是认为太平天国尽管实力强大，但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尤其是自己组建的湘军加入战斗的情况下。因此，为了提高湘军的战斗力，就实施了厚饷养军的策略。
为了应对湘军高额的军饷，曾国藩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可以明显的分为三个阶段。因时因势而变化，是曾国藩成功的关键原因，军饷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太平天国初起之时，民力有一定的积蓄。由于太平天国实行财产公有的政策，地主阶级自然要反对太平天国。满清有一套完整的劝饷策略，就是“卖官劝饷”。
战争初期，一般的地主阶层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太平天国旺盛的生命力，幻想战争可以很快结束，因此“卖官劝饷”的策略很有市场。湘军初期规模也不是很大，劝饷基本上可以维持。
由于劝饷可以维持湘军，曾国藩就借此机会树立湘军“爱民”的良好形象，受到了地主阶级的广泛拥护，为自己和湘军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随着战争的深入，“卖官劝饷”的策略后续乏力，已经不可能支持湘军日益增加的军饷需求。曾国藩只有重新开发饷源，包括厘金、盐务、漕折和关税。
新开的饷源都是建立在控制地方实权基础上的，曾国藩长期拥兵自重而没有地方实权，筹饷自然要看地方官的脸色。为此，曾国藩要么委曲求全，要么强拿强要，与地方官吏反目为仇。
好在李鸿章占据了上海，大大缓解了湘军筹饷的压力。
尽管曾国藩想尽所有的办法筹饷，但仍然堵不上湘军每月军饷的大窟窿。湘军中后期，实际上实行的是半饷策略，也就是每一个月只发一半的军饷。长期下来，积欠的军饷实际上是不可能兑现的。
加上后期湘军的规模高达几十万人，各种途径的饷源实际上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为了满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实施“取之于民，用之于军”的策略，实际上就是“以抢代饷”。
这一招效果十分明显，曾国荃的十几万大军围困天京两年，几乎没有正常发饷，湘军都坚持下来了。最后能够攻克天京，事实上也是因为军饷的原因，即不愿意让李鸿章分享天京抢劫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