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曾国藩所说的知悔，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对己，要时时知道悔过，做错的事，就是错了，就要追悔不已，一有改过的机会，就毫不犹豫地抓住；对人，就要不顾个人恩怨，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姑息的成分。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曾国藩一生经历中的重要教训。
最能体现曾国藩知悔的，是他对李元度的态度。
李元度系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向学。
入曾幕府后，曾国藩的两次自杀，都是李元度舍身相救，拼命将曾国藩抱过了江，使曾国藩幸免于难。可以说，李元度与曾国藩确有救命之恩。
咸丰八年（1858）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李元度旋即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浙的开始。曾国藩东山再起后，率领江西湘军追击翼王石达开入浙，并保荐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交巡抚王有龄差遗委用，六月王有龄授予浙江温处道道员。李元度以所部三千交浙江提督饶选统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
咸丰十一年（1861）一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
曾国藩对李元度打出“安越军”的旗帜，“分裂”湘军，做“异己分子”越想越生气，不能容忍了，不能再柔顺下去了，于是现出刚挺之气，便于二月二十二日，参劾李元度，加给他的罪名是：第一，私求王有龄调赴浙江。并且不向我请示而擅自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第二，“安越军”在江西、湖北所得胜仗，多系“冒禀邀功”。第三，李元度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忌檄文飞催，书函哀恳，不赴援救。是该员前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予革职，“安越军”应予遣散。到后来，清政府命浙江巡抚左宗棠查复，遵照曾国藩的意见，将李元度革职遣戍（后警告故未遣）。这是曾国藩刚的一面。但同样是对李元度。曾国藩又表现出了柔的一面。
一日，曾国藩召集幕僚，让众人指陈三次失败的原因，但大家都面面相觑，不敢乱讲话。
曾国藩一向看重李元度，他又有救命之恩，便亲点名号说：“次青，你大胆请言！”
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也很着急，眼见这样下去，自己的前途也委实堪忧。于是他鼓足勇气，语未尽，已惊三座：
“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于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初挫于岳州，继挫于靖港，今又挫于九江湖口。幸而屡蹶复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风，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
李元度的话，如芒刺在背，一针见血。众将领谁也不敢望一眼曾国藩的表情，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曾国藩倒还沉得住气。他又说：“次青请细道之，吾愿闻其详。”
李元度也不再犹豫，说：“岳州之败，师未集而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意，于理于势者都是如此的结局。靖港之败就不然，临阵变夕令朝败，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改，问题就更大了。敌断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猛虎拔牙。并且，师出不为退路着想，乃行军大忌。犯此，则不能不败。”
李元度的话虽然当众揭了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一剂良药，众将领不由地频频点头，已忘记了曾国藩此刻什么样。
曾国藩善于听人之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他的心胸是宽广的。此刻见李元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次失败的原因，也颇觉叹服。于是他接着说：“次青的话句句在理。望吾将士共当戒之。”
上文已经提到李元度时，曾国藩的恩义和两人的交情非同一般，可他因为洗刷自己的过错而弹劾李元度，此事成了曾国藩终生内疚的事。据说当时参劾李元度遭到曾氏的部下和幕友的强烈反对。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本来就这样不主张。曾不听，李“复力争之”，曾便赌气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到曾国藩准备参劾李元度时，李鸿章率幕友们向他求情，并且声称若参劾李元度，“学生不为具疏”。曾国藩说，你不具疏，我可以自己动手。李鸿章“力争之不能得，愤然去”，曾国藩也就“立遣之”，叫他到延律邵道赴任。这之后，曾国藩的另一幕友陈作梅专门写了一份说帖，“极言劾次青折不宜太重”；曾国藩与之面议时，“渠复再三婉陈”，曾国藩只得“将奏稿中删去数句”但内心更加抑郁。他在九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做一事。”
其实，徽州之败，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深责李元度的。后来，李元度写了一篇《杨萃耕哀辞》，追悼他的同僚，详尽地叙述了徽州之役的全过程：“十年四月，侍郎擢督两江，命余复募平江勇。六月，与君共检阅。七月二日成行……先是，防垸者为张副宪芾，驻徽六载，有卒万四千，缺饷五月，师哗。属曾公驻祁门，副宪内召。余以八月十六日抵徽，前四月，宁国陷，贼犯绩溪之丛山关，急遣将援之，弗克，童同知梅华死焉。副宪行。君缮城守，城周十三里，女墙尽圮，蓬蒿没有，葺治三昼夜，埤堄完三分之二。忽伪侍王李世贤率领贼十数万至，余出战东门外，君任守陴。既交锋数次，原防兵千有六百，忽不战奔。援师之至自祁门者亦奔溃。我军不能支，入城拒守。贼抵隙攻，力御之。诘旦，君曰：‘出，险矣！’余摇首曰：‘列，吾职也。子有老亲在，前岁犹视子有，其忘之乎？’君泣，余亦泣。是日贼攻愈力，君分守北门，余西门，三登三即之，杀贼过半，贼忽冒死自小北门登，酉刻城陷。君守矛头城上，亲座掖之不肯下，遂被戕。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事也。”这段朴实的记载，至少说明了四点：（1）李元度率领的平江勇，全是新兵，六月组建，七月成行，八月便仓促上阵；（2）由他节制的张芾的旧部早因闹饷哗变，余下的人也不战而奔，曾国藩亲从祁门派来的四营援兵“亦奔溃”，退还休宁；（3）他面对的太平军是异常强大的，号称十数万，克宁国，即丛山关，来势汹涌，当时直接围攻徽州的李世贤部亦达四万余人；（4）李元度八月十六日抵任，二十五日失败，张芾“驻徽六载”，率军万余人，未得取胜，而责之在于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御敌仅九天的李元度，不也太过分了吗？
对于李元度在这九天中尽忠职守的情况，曾国藩本人也是承认的。他在九月初六日《徽州被陷现筹堵剿折》中说：“二十四日，伪侍王李世贤同抢无义、通天义、赞天义诸逆首共带四万余人，直扑徽城，更番诱战。李元度亲督各营出城接仗，自辰至午，毙贼数百。岭后伏贼，抄我两翼，众寡不支。礼字、河溪各营由西门大路退回休宁。李元度率平江四营入城固守。贼即跟踪围攻四门，因西门城垣坍塌，又无垛口，是夜三更，乘阴雨黑暗，专攻此门，势极危险。李元度身卧城头，竭力堵脚，天阴贼退。二十五日申酉之间，贼伏西门民房，凿墙对城施放火枪，守陴弁勇站脚不住，贼众即缘梯直上。李元度赶调各门队伍来救，贼已四面扒城而入，府城遂陷。”又说，“在太平军围徽州府城时，曾急调鲍超、张运兰两部，又系新募之卒，由湖南远来，甫经到徽，竟不能支持数日，以待援师，实堪痛惜。”这段文字证实，李元度所带之勇，人少、新募、远来。人少则难挡四万之众；新募则训练无素；远来则疲倦可知，且不熟悉徽州地形。这段文字还证实，西门“城垣坍塌，又无垛口”，身为主帅的李元度，自任其难，而又救援无及。从曾国藩本人的奏折看，李元度似亦无可非议。
另外曾、李二人并非素有嫌隙，相反，两人是儿女亲家，又相处甚笃。李元度入曾氏幕府最早，随曾氏自湖南而湖北、而江西、而安徽，先办文案，后领军参战，败仗时少，胜仗时多，其为曾氏所赏识和器重。李元度因此被曾国藩节节推举，由教谕而渐次升为按察使衔的道员。咸丰七年，曾国藩居丧乡间，有闲回顾总结前几年激烈的战斗和纷纭的人事，深深怀念着李元度，常常信来信往。在《曾国藩全集·书信》中，咸丰七年（1858）现仅存曾氏与李元度及其母亲书信，其他信觉无关紧要，未予保存。在这七封信中，曾国藩尽情地倾吐自己的忧苦，和对李无度的深情厚谊，其“三不忘”之说，尤为动人。
曾国藩不但对李元度在政治上、军事上与自己患难相依，荣辱与共，一往情深，而且对李元度的文才也很赞赏，在日记、书信中常有流露，如：“观次青所为《石钟山词记》，甚有气势”，“次青又作《怀人》诗十六首，再用何廉昉原韵，绵丽遒劲，才人之笔”，“夜与次青论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当未可量”。正因为如此，曾李二人亲如手足。翻开曾国藩在徽州之役前的日记，自咸丰八年七月十八日至咸丰十年九月十七日，几乎每月都有他与李元度书信往来或延坐畅谈的记载。他们交谈的内容，虽无详细的实录，但涉及的范围显然是很广的，如咸丰九年六月十九日夜。“与次青谈调遣大局”。同时，曾国藩还请李元度综理营务处，帮办许多公文印信事宜，咸丰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记：“请次青批禀，并写信与张凯章、王文瑞、吴国佐各一件，余每信添一二片。”甚至在生活上，二人也是互相关照的，如曾国藩咸丰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记：“次青伤痕已愈，为之忻然。”同样八月二十五日记：“次青之母太夫人左手膀忽痛，不能举箸。”同年九月初一日记：“夜，议次青假归事，派史连城带途费自平江迎接李太夫人。”同年十一月十九日记：“是日专人至次青处……送信。”同年十二月初五日记：“次青将以廿七日启。”咸丰九年九月初七日记：“写次青信一件，专人送银三百两、对一付至渠处，为其夫人寿。”以上所引述的这些远不完全的资料，说明二人的私交至厚至深，而曾国藩从未在书札、日记中流露对李的半点不满之处。
然而，在徽州之败后，情况便急转直下，曾国藩则不顾朋僚的劝阻，如此绝情地参了李元度一本。为什么？是曾国藩为国为君吗？不，上面资料已说明李元度在徽州之役中是尽忠职守的。是公报私仇吗？似又不是。原来，是另有原因。第一，徽州失守之后，祁门孤悬，被李世贤、黄文金包围，曾国藩困守祁门达数月之久，他的急功近利的三路进击芜湖宏大计划立成泡影，连自己也时时有性命之虞。第二，更重要的是，曾国藩上《徽州被陷筹剿堵折》后，咸丰帝批谕道：“该大蔬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画未密……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殊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查明下落具奏。”这一褒一贬，是什么滋味，曾国藩自然是深可体会到的。所以，曾国藩不顾上上下下的议论，一意孤行，定要奏参李元度，使他被革职拿问，原来一是把自己东征计划破灭的愤怒一古脑倾泻在李元度身上；二是想借参劾李元度之败，来偷偷掩盖自己“筹画未密”之过，曲折地表达自己对清廷的不满。
本来，成功常常伴随着失败。军事斗争的成败，是兵家之常事，不可以一时一事论英雄。曾国藩不顾众议，倔然驻扎祁门，一度出现祁门孤悬的局面，连言灾异者也“谓祁门不可一朝居”，应该算得到了很大投入。后来由鲍超等的竭力救援，始获得历口、洋塘和上溪口三次胜利，曾国藩算是死里逃生。这时，那些说灾异的好事者，又说祁门这地方仍然有符瑞，仍然来了岁星。曾国藩看透了这种炎凉世态，口占一绝云：
天上岁星也起霉，掉头一去不归来；
忽闻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门走一回。
可是，曾国藩在嘲讽世态之余，却不能推己及人，竟在一怒之下夺去了李元度头上的岁星。
而且，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打击并未就此结束。徽州失败后，李元度在浙赣边界徘徊了21天，这才在回到祁门。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傍夕，次青自广信来，至营一见，尚无悔过之意，恐难长进。”可见，两人在军事见解上依然不能一致。李元度并未因失败而心灰意懒，他向粮台索还欠饷后，径自回到湖南，招募兵八千人，名曰安越军，重起炉灶，并在扼守浏阳等地初见战绩。但曾国藩并未因此高兴，对李元度有所安抚，而杭州将军瑞昌、浙江巡抚王有龄趁机奏调李元度援浙，李元度欣然从命。曾国藩与王有龄因浙饷不援湘军，湘军不助浙江军而早有嫌隙，李元度的改换门庭，引起了曾国藩的迁怒。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军援鄂，于义宁等处出力有功，经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奏请，赏还按察使原衔；旋又克江西奉新、瑞州等城，经江西巡抚毓科奏请，赏加布政使衔。这年九月，李元度始率军入浙，会合左宗棠部，从太平军手中夺得常山等地，还于同治元年正月得补授浙江盐运使兼署布政使。二月初三日又奉旨擢授浙江按察使，开始了他在仕途上的另一个高峰。李元度这一连串的升迁，本来都与曾国藩无甚关系，却使曾国藩很不自在。他写信给彭申甫时，引用春秋时豫让的典故，斥责李元度“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帅”，表示从此将与李元度“公私并绝，无缘再合”。于是他于同治元年二月起，重新与人“论次青之非”，并且于李元度擢授浙江按察使的上谕发出后的十九天，即二月廿二日，又亲自写了再参李元度的奏说，说他在湖北江西并无打仗克城之事，“冒禀邀功”，又“节节逗留”，“不赴杭州救援”。这一奏本不但彻底否定了官文、胡林翼、毓科等人的上述奏折，而且使从厄运中苏复过来的李元度再次跌入深谷，重新获得的官职又重被革掉，交由左宗棠差遣。但奇怪的是，李元度革职的上谕才下达几天，署江西巡抚李恒上奏道：“咸丰十一年三四月间，伪忠王李秀成窜扰瑞州，分陷上高、新昌、奉新等处，势甚披猖。迨六月间前皖南道李元度督率所部安越军由楚入江，乘势进剿，始于七月初七、初八、初九等日先后攻克要地。嗣又收复兴安县城，与总兵鲍超夹信江而上，共解信围，江境一律肃清。”李恒言之凿凿，并且胆敢为安越军员弁向朝廷请赏。这表明，曾国藩向朝廷上奏李元度的“罪状”，明显是捏造。但是，这个以“诚”待人的曾国藩并未止步，他仗着朝廷的偏信偏听，因私愤未除，竟于这年五月在参劾副将陈由立、总兵郑魁士时，又第三次向朝廷论及李元度之“罪”，说他们三人的共同罪过是“私行选扬”，“朝秦暮楚”，“予智自雄，见异思迁”，而“背于此并不能忠于彼”，“叛于本国，断难忠于他帮”。这就是彻底暴露了曾国藩由于埋怨李元度投奔王有龄，因而有再次参劾李元度之举的阴暗的内心世界。
但就在曾国藩的参劾密折送呈后的第八天，尚蒙在鼓里的忠厚的李元度，却因曾国藩先年十月十八日拜受节制四省军务之命，当年正月初一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二月又有交部从优议叙之旨，乃给曾国藩发去一道贺禀。曾国藩这才萌发内疚，在三月初二的日记中写道：“因李次青来一贺禀，文辞极工，今及前此参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加上这个时候，他的两个弟弟沅甫、季洪对他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参折颇有意见，向他进行规劝，他才真的愧悔起来，于6月27日给弟弟们写信说：
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吾因郑魁士享当世大名，去年袁、翁两处及京师台谏尚累疏保郑为名将，以为不防与李并举，又有郑罪重李情轻，暨王锐意之等语，以为比前折略轻。逮拜折之后，通道读来，实使次青难堪。今得弟指出余益觉大负次青，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闰八月二十四日，又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假惺惺地说：“次青之案，竟是假信，亦殊可诧！”接着又为自己辩护道：“余跻李于郑之上，折中颇有斟酌”，把郑、李“相提并论，亦尚非似于不伦”。但究竟李元度是曾家的儿女亲家，又跟随曾国藩多年，曾国藩也不免内疚，在信中说：“惟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改，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过了两年，到同治三年（1863）八月，也就是湘军业已攻克金陵两个月，曾国藩被加封太子太保、一等伯爵，顶子再次染得红红之时，忽然为仁为义，上一密折，说：“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回隅之感”，“臣均对之有愧”。又说：
李元度从臣最久，艰险备尝，远近皆知。其十年守徽之役，至郡不满十日，伪侍王大股猝至，兵力未厚，府城失陷，臣奏参革职拿问，其十一年授浙之役，参案未结，遽行回籍，沿途饰报胜仗，又不努力救杭，臣奏参革职留营。议者皆谓臣后在授浙最为允当，前参守徽失之太严，江楚等省之公论，昭昭在人耳目。臣虽知公论谓臣太严了，而反省尚不甚疚。所最疚者，当咸丰六年之春，臣部陆军败于樟树，江西糜烂，赖李元度力战抚州，支持危局。次年臣西忧回籍，留彭玉麟、李元度两军于江西，听其饥困阽危，蒙讥忍辱，几若避充而不顾者，此一疚也。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内而清要各职，均可胜任，惟战阵非其所长。咸丰五年自请带勇，十年夏间臣又强之带勇，用违其材，致令身中俱裂。文宗有‘李元度失衄可惜，人才难得’之叹。皆臣不善器使之过，此又一疚也。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
在这道奏折里，曾国藩虽然没有勇气承认为了转移文宗对自己的斥责而参劾李元度的卑劣，也没有勇气承认因交恶王有龄而迁怒李元度以致再度参劾李元度的隐曲，甚至还用了“最为允当”、“失之太严”一类文过饰非的话，不过，他究竟还是承认自己的“每饭不忘”的“二疚”，较公正地评价了李元度的战绩与才智。故论者常谓：曾国藩既前有“三不忘”，后有“二疚”，又何必当初呢？他常以“存诚”、“去私”诫人，却为何如此歪曲事实，对李元度一参再参，以雪私愤呢？何诚之有！及至同治七年（1867）八月，曾国藩在与捻军战斗中业已大败，忧伤重重，思前想后，乃在同治元年参劾陈由立、郑魁士、李元度三将的密折的抄件后，写了一段后记：“此折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亦不失为贤者，此吾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曾国藩到这时才彻底表现出自省和悔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