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隐时，曾国藩是否可以揭开面具，回到他向往的“笃实之真面目”呢？
刘蓉回籍后养晦深山，冲襟乐道，其志不移，其性不变。他作《还山篇》讽喻曾国藩。诗中云：
功臣名遂身不退，劬劳缺掌胡为哉！
南岳巍巍固天纵，岩栖要得幽人共。
看武乡尽事何成，邺侯还山身更重，
留侯辟庠谷意非狂，淮阴就醢词何痛，
青霄已快翔双鹤，丹穴终看巢三凤。
题诗远寄多髯公，唤起黄州春一梦。
曾国藩见诗后，感慨万千，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同治三年（1864）三月，湘军在金陵正血战方酣。而曾国藩竟为江西争饷之事败讼，使他的失望忧烦达于极点，于是很快具疏辞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两席，还决计偕弟曾国荃同时引退。
曾国藩兄弟引退之念，始于同治二三年间。而决心之坚，则成于江西争饷的败讼。从中可嗅出朝中亲贵大臣倾挤之味道。而且此案之外，朝廷更故意发布言官对曾国藩之弹劾，尤使曾国藩惊恐不安。所以，到了三月，他称病辞官。在其具疏请辞之先，他还将引退决心函告郭嵩焘：
近来礼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热收声，引嫌谢事。拟于近日，毅然行之，未审遂如人愿否？
这已充分表明曾国藩决心引退之志，而无所隐瞒与眷恋。
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伟人、名人之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是曾国藩的名言。这句话也反映出他坚忍的性格修养。曾国藩早年做京官时，得到穆章阿的提携升迁极快。至他的恩师受到咸丰帝的惩治以后，虽说他没有受到什么牵连，但是确确实实失去了一个坚强的后盾，根基也没有以前那么深厚了。后来奉命办团练可就吃尽了苦头。
曾国藩虽然身为团练大臣，但是起初他并不相信团练武装在对付太平军的作战中能起什么作用。他认为，嘉庆年间虽有依靠团练武装镇压白莲教起义的经验，但至咸丰初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不甚适用了。首先是饷源不同，嘉庆初年，团练费用出自国库。到了咸丰初年，清政府财政拮据，军饷尚且难以为继更没有余力供给团练费用。因而团练经费由地方绅士自筹自管，与官府无关。这样如果所委任的团练人员不得其人，承办人员乘机搜刮民财，必使农民走投无路而走向反抗，无异火上浇油。这样来举办团练，不仅不能达到自救的目的，反而会引火烧身，加速灭亡。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明代末年加派“辽饷”、“练饷”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对清朝来说，可谓“殷鉴”。但是，曾国藩是团练大臣，咸丰皇帝给他的任务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并没让他募勇练兵，建立军队。所以他就不得不打着办团练的旗号，把自己的计划纳入其中，以求名正言顺。为此，他在“团练”二字上大作文章。他说：“团而兼练者必主营哨，发口粮，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日官勇之法。”他没有机械地执行清政府的命令，也没有盲目仿效前人，照抄邻省，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打着办团练的旗号另搞一套，志不在团练而在建军。应该说，曾国藩的政治眼光还是高出清政府和当时的平庸同辈的。
曾国藩集练的湖南官勇第一次出省作战，是在1853年赴援江西之行。这年夏天，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奉命帮办江南军务，由湖北广济前往江南大营赴任，行至九江，惊闻太平军欲攻南昌的消息，急忙赶到南昌城中助守，以所带兵勇过单奏请增援，曾国藩奉命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商定，派勇三千六百人分三批启程，前往南昌。结果带兵书生心狠手拙，在南昌城下遭太平军伏击，死骨干七人，兵勇七、八十人，罗泽南的门生多人毙命。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且喜且忧。喜的是书生临阵敢战，远胜绿营员弁，亦证明他不用营弁，纯用书生带兵的办法切实可行；忧的是初集之勇尚不善战。当时罗泽南带往江西的一千湘勇，也只有一营受过训练，其他两营皆是未练新勇，而这些新勇一战全丧。从此曾国藩更加重视对新勇的训练，把它看作决胜的基础，这给他镇压农民起义也打下了基础。湖南串子会、红黑会、半边线会等正准备起义，就被曾国藩的军队残酷镇压下去，使湖南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基地。
然而曾国藩镇压会党，得到的是“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各种诅咒传遍湖南，致使对他追随很紧的李鸿章等人都为他担心。因为曾国藩的一些作为，威胁到了一些地方官吏，所以他们也处处与曾国藩过不去。
1854年湘军攻占武昌后，处于悲观失望中的咸丰倍受鼓舞，看过捷报后，立刻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并在奏折上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他还眉飞色舞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一位军机大臣在此时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听罢，“默然变色者久之”，再不肯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使他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恰在这时御史沈葆桢上一奏折，要求曾国藩乘胜东下。咸丰便趁机收回成命，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而鄂抚一职则由曾在湖南屡次作对曾国藩的陶恩培担任，在他未到任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昌而从“署理”转为“实授”的湖广总督杨霈兼任。刚收到令其署理湖北巡抚的谕旨时，曾国藩还有意推辞一下，免得由于丁忧期间立功受职而为人讥笑指责。然而，他的辞谢奏疏还没有送到北京，咸丰就改变了主意，并已收回成命。更可笑的是咸丰帝在曾国藩的奏折下批道：“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并倒打一耙说：“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著严行申饬。”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官文和署理湖督杨霈皆得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还受到“严行申饬”，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从此，也让他看透了清廷对他的猜忌心理。可是曾国藩还是忍了下来，以致最终成为清王朝的“中兴名臣”，泽被后代。
“挺”是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他流泪的时候，人所不知，因为他是戴着面具的。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立自强才能成就大事。他指出，自古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即是成为圣贤的，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因而才能够独立不惧，坚定不移。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他们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刚”。刚是一个人的骨架，靠着这副骨架人才能站立于世，才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才能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人若无刚则无以自立，若不能自立则无以自强。刚，是人类生命运动中最大的源泉，否则，生命则变得无动力、无价值、无意义。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他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甘愿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持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他也因此而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在《山木》篇中，庄子讲到了东海有一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它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它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悠哉悠哉，远离祸患。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
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逢、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惨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柔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历史上的勾践灭吴，就是一则外柔内刚、以求自强的典型事例。春秋时候，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采取了与吴国讲和的方略，向夫差称臣做奴，并献上了越国的珍财异宝和美女西施。夫差每次外出，勾践总是恭顺的请夫差踩其背而上车，并在车前为夫差牵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口尝夫差粪便，以表忠心。即使有人唾骂，他也不在乎，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面孔，深讨夫差之欢心。久而久之，夫差便放松了对勾践的戒惕，放他回到了越国。勾践深以会稽之战为耻，一面卧薪尝胆，苦心劳力，爱抚群臣，教养百姓，发展生产；一面到夫差面前问安献宝，借以迷惑夫差。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打败了吴国，活捉了夫差而称霸诸侯。勾践以匿刚显柔的手段，从而达到了灭吴称霸的目的。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熟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南中酋长孟获多次侵犯蜀国的边境，诸葛亮决定南下征伐。首次交战，孟获便陷入了蜀军的包围圈，他只好弃马夺山路而逃，被早已埋伏在山上的魏延活捉，南兵大败。诸葛亮下令，赏赐南兵俘虏酒饭，随后把他们放归。南兵个个感恩不尽。独孟获不服，说他是因为山路狭陡才被捉住的。诸葛亮就放他回到了山寨，孟获又重整人马要与诸葛亮决一死战。他常饮酒取乐，对部下凶狠，他的部将董荼那元帅为了报答诸葛亮不杀之恩，趁孟获酒醉之际，绑缚孟获送进了蜀营。孟获见了诸葛亮大叫不服，说他是被自己手下捉来的。诸葛亮攻心为上，二次放了孟获。孟获回到山寨与弟弟孟优密议，使孟优入蜀诈降里应外合以便一举打败蜀军。诸葛亮胸有成竹料事如神，用药酒灌醉了孟优等人，孟获当夜偷袭蜀营，第三次做了俘虏，孟获还是不服，诸葛亮又一次痛痛快快地放了孟获兄弟。如此，又三捉又三放，到诸葛亮精心策划第七次活捉了孟获，仍旧对孟获说如若不服还可以回去准备再战，孟获感激得涕泪交加，表示南人永不造反，愿与蜀国永远修好。诸葛亮以“怀柔”的手段，以柔制刚，克敌制胜，降伏了强悍的南人，达到了安定蜀国边境之目的，排除了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水可以冲击任何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以柔制刚，以柔克刚，运用于人格的自立自强上，往往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一次，宋太祖赵匡胤正手持弹弓在后苑打鸟。忽传报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见，赵匡胤一听说有急事，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召见大臣听奏，然而听奏后却认为事情不大，便斥责这位大臣说：“这算什么急事！”奏臣对皇上的态度不满，随口说道：“这总比打鸟的事急吧！”赵匡胤恼羞成怒拿起斧柄向这位大臣的嘴上抡去，大臣的牙齿当即被打掉两颗，他不卑不亢地拣起被打落的牙齿。赵匡胤更火了：“难道你还想保存这两颗牙齿找我算后账吗？”大臣说：“我怎敢与您论是非呢？这事史官自然会记的。”赵匡胤听了猛惊，连忙笑容满面的好言安慰，还送给这位大臣许多金帛。这位大臣在权势和地位上是弱者，无以与至高无上的皇位抗衡，但他采用了柔弱的态度，却寓于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征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自己在人格上不畏强暴，据理而争，自立自强的目的。
退步宽平，清淡悠久。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从而从中抽取人生的信条与经验：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天下兴亡的大义面前不争何待？在人生难行的地段、在名利场中、在富贵之乡、在人际的是非面前，退让一下有何不好？所以说，为人处世，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自立自强。
曾国藩确实爱脸面，这是一种洁净自身的观念。其中，一定要把骄气除去，何以见得？他认为，曾国荃对于世间阅历渐深，而来信中仍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之间只有谦虚谨慎是致福的方法，骄傲就会盈满，盈满就会倾倒。凡是说话、写文章，憎厌别人的习俗，嫌恶人家的鄙陋，议论他人的短处，揭发他人的隐私，都是骄傲的表现。不论所指的事是否确实恰当，即使一一都确切可靠，已被天理所不允许。我们家的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就说人家的长短是非，讥笑他人鄙陋，都不是好现象。贤弟要想戒除子侄辈的骄气，一定要先把自己好议论他人短处、好揭发他人隐私的习气痛加改正一番，然后让后辈事事警觉改正。要想去掉骄气，总要以不轻易非议讥笑他人为第一应当做的事。
的确，“骄则荡，荡则倾”，“进步处便思退步，着手的先图放手。”关键是“骄脸”令人忌恨，令人刺杀，这不管你是有无真本领，皆然。这是大众都能明白的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