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中，感到读古书和古代文学作品，必须了解掌握其义例，如此才能对古书和古代文学作品获得准确的理解，否则很容易产生疑惑和误会，甚至厚诬古人。这里举两个感受较深的例子来谈谈。
一是对六朝乐府吴声、西曲许多歌辞内容的理解问题。六朝乐府清商曲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大部分，现存曲调数十种，歌辞数百首。其中有不少曲调，其创制者和产生背景，过去《宋书？乐志》、《古今乐录》、《旧唐书？音乐志》等都有记载，但都很简略。“五四”以后，学术界重视民间文学，也重视吴声、西曲的文学价值。但有的研究者未加细考，认为《宋书？乐志》、《古今乐录》的记载不可信，甚至认为出于捏造附会。形成这种误会的原因有二。一是没有注意到古籍中其他方面的有关记载，这类记载有时还颇为具体。例如吴声中的《长史变歌》，《晋书》、《宋书》的《乐志》，都说是“司徒左长史王？临败所制”，仅这么简单一句。如果仔细考察，便可发现《晋书？王导传》、《宋书？王华传》、《魏书？司马□传》都载有王？的具体事迹，只是地位不显著，因此不为人们所注意。又如《碧玉歌》，相传为东晋孙绰所作，叙述晋汝南王爱妾碧玉之事；钩稽各种记载，也属可信。
形成误会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现存不少歌辞内容与《宋书？乐志》等所载的本事、缘起不相符合。这类现象也属屡见不鲜。例如吴声中的《丁督护歌》，《宋书？乐志》载其本事云：
《督护歌》者，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宋高祖使府内直督护丁？收敛殡埋之。逵之妻，高祖长女也。呼？至阁下，自问敛送之事。每问，辄叹息日：“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
这事件在《宋书？武帝纪》也有记载。《武帝纪》云：“（义熙）十一年正月，公（指武帝刘裕，时为宋公）……率众军西讨。……三月，军次江陵。……公命彭城内史徐逵之、参军王允之出江夏口，复为轨所败，并没。”督护本指收尸人丁？。徐逵之西征丧身，而现存的《丁督护歌》却写女子送督护北征，前去洛阳，与本事大不相同。原来宋高祖长女哭其夫徐逵之战殁，痛呼“丁督护”，声调哀切，后人利用其声调写作歌辞，以表现女子送别丈夫出征时的哀伤之情，这就是《宋书？乐志》所谓“后人因其声广其曲”。这种后人因声广曲的情况，在吴声、西曲中屡见不鲜。如《阿子歌》，相传原是晋穆帝升平年间的童谣，后人利用其和送声写出若干内容很不相同的歌辞。又如《乌夜啼》曲，原为宋临川王义庆得罪遇赦后所作，以表示庆幸之情；但现存歌辞，《旧唐书？音乐志》已指出“似非义庆本旨”，原因也是后人因声广曲。我在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初写成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用了较多篇幅考订了吴声、西曲一部分重要曲调的作者、本事，并通过对曲调和送声的分析，解释了现存许多歌辞内容与本事不相符合的疑问。
乐府诗中这种歌辞内容与本事不相符合的现象，其实在汉魏乐府中也常有出现。例如相和歌辞《陌上桑》曲，据崔豹《古今注》，原系写邯郸王仁妻秦罗敷拒绝赵王强夺之事，今传《陌上桑》古辞《日出东南隅》篇，已是后起之作。又如《雁门太守行》，按题名原来应当歌咏雁门太守，但今传古辞却是歌咏洛阳令王涣的政绩，显然也不是原始之作。唐代李贺也写了一首《雁门太守行》，内容写幽蓟一带地方长官抗击敌人的英勇战斗。原来，《雁门太守行》被后人当做歌咏地方贤明长官的一种曲调来进行模拟和再创作，其歌咏的对象却不一定是雁门太守。后世有的李贺诗的注释者，硬把此篇背景落实到唐代的雁门一带地区，就不免穿凿附会。
《乐府诗集》说：“凡歌辞，考之与事不合者，但因其声而作歌尔。”（卷八七《黄昙子歌》题解）乐府歌辞多因旧声作新辞，故后来歌辞内容往往与本事不相符合，这是乐府诗的一个特点，也是我们阅读乐府诗时必须明白和掌握的一个重要义例。
第二个例子是对钟嵘《诗品》的理解问题。《诗品》品评汉魏六朝诗人，喜言师承流变，往往指出某人之诗源出某某。这一点往往为后世所诟病，特别是陶潜源出应璩一点，后人议论尤多。《诗品》把陶潜置于中品，的确品评不当，但它反映了当时骈体文风昌盛、不少评论者重视语言华美，不能充分认识陶诗艺术价值的偏见。有的《诗品》研究者根据《太平御览》一本的引文，说《诗品》原把陶潜置于上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诗品》的义例，上品之人不可能出于中品。《诗品》认为陶诗源出应璩，应璩在中品，陶潜当然不可能属上品。这个问题，就是依据《诗品》全书义例得到澄清的（参考钱钟书先生《谈艺录》）。
《诗品》说陶诗源出应璩，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曾批评为“此语不知其所据”。但细考《诗品》全书义例，钟嵘的说法还是有其理由的。《诗品》所谓某人源出某人，指出前后诗人在创作上的渊源继承关系，主要是从诗歌的体制、风格立论。《诗品》一开头评古诗云：“其体源出于国风。”其后评张协云：“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评谢灵运云：“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张协）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评张华云：“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可见《诗品》所谓某人源出某人，是指诗歌的体而言。它所谓体，指作品的体貌，即《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说的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风格。如张协的“华净”，张华的“华艳”，都是其例。又如张协诗“巧构形似之言”，谢灵运诗也“尚巧似”，故说谢诗“杂有景阳之体”，这就明显地从体貌上指出其渊源继承关系了。南朝文论，多言体貌的特征和继承变化。除《文心雕龙》、《诗品》外，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指出自汉至魏，文体经历三次变化，《南齐书？文学传论》认为宋齐时代文章可分为三体，都是其例。《诗品》这种据体貌分析某人源出某人的议论，正是这种时代风气的反映。《诗品》说陶诗源出应璩，也是从体貌上立论的。《诗品》说陶诗体貌特点是“省净”、“真古”、“质直”，应璩诗“善为古语”，古语意为语言古朴。应璩源出魏文，魏文诗“鄙质如偶语”。三家之诗体貌都是古朴质直，《诗品》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他们之间的渊源继承关系。《诗品》的这种评论不一定都恰当，但从全书义例看，说陶诗源出应璩，还是有理由的。
《四库提要》评《诗品》有云：“唯其论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耳。”这一评论也是欠妥的。南朝文人写诗，往往有意识地模拟前人，有时在题目上都予以标明。如鲍照有《学刘公？体》五首。江淹有《效阮公诗》十五首。谢灵运诗在南朝影响广泛，史传等记载中述及当时文人作诗学谢灵运体的，屡见不鲜。从写作角度看，学习前人诗体，已成为一种风气；那么从评论角度看，研讨后起者在诗体上主要接受前代哪些人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诗品》探讨前后作家渊源关系的评论，固然不一定都中肯，但这种研究评论方法却未可厚非，它正是结合创作实践来进行的。
司马迁曾就历史著述发表主张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史记？五帝本纪赞》）我一直很服膺这句话，把它作为阅读古籍、做研究工作的原则。对古书上的记载和言论，我们固然不能一味盲从，但也不宜轻易怀疑以至否定（特别是那些有功力、写作态度认真的著作）。阅读古书，应当全面考察，虚心体会，以探明其原委。读古书要达到心知其意，明白、掌握书的义例，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条件。
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