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有些事情和有些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在二十五史和其他官修、民修的史籍、方志中并无记载，或虽有记载但极为简略、粗疏，颇多遗缺，有的甚至多有讹误。而在历代所遗存下来的碑刻中，则记有许多珍贵的史实，可资补充和校正史籍记载中的不足和讹误。
南北朝时期的北周，自西魏大丞相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于公元557年代西魏称帝改国号周，到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1年取代北周称帝，改国号为隋，仅存在25年，更换5个皇帝。国祚短，存世的实物和文字记载资料甚少，因此，长期以来，有关历史上北周的许多情况都不甚清楚。1994年底至1995年，陕西省咸阳市通过打击盗掘走私文物活动和进行抢救性发掘，先后收缴、征集和发掘出了北周的《独孤浑贞墓志》、《武德皇后墓志》、《大周高祖武皇帝孝陵志》、《北周南秦刺史成君碑》等一批珍贵的北周碑志，为研究北周历史补充了很多重要的史料。
北周皇帝的丧葬制度仍遵循先秦时期的古制“墓而不坟”，“不封不树”。由于北周帝陵在地面上没有留下任何标志，史籍也不载其具体位置，北周皇帝埋葬之地也就鲜为人知。此次出土的《大周高祖武皇帝孝陵志》，正方形、边长85厘米，厚14厘米，志面阳刻篆书3行，每行3字，共9字：“大周高祖武皇帝陵。”志文的明确记载补充了史籍的不足，从而使人们由此而得知了北周武帝孝陵的确切位置。
唐李延寿《北史·后妃传》，称周武帝的皇后、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阿史那氏的封号为“武成皇后”，而唐令孤德棻《周书》，称阿史那氏的封号为“武德皇后”。这两部史书均修成于唐初，为何两者不一样呢？究竟是误刊呢？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呢？究竟孰错孰对昵？长期以来，由于《周书》并未记载阿史那氏“武德皇后”这一称号的由来，这个问题也一直无法解释。此次出土了边长48厘米正文形的《武德皇后墓志》，其所刻志文为：“大隋开皇二年（582）年，岁次壬寅，四月甲戌朔，廿三日乙（甲）未周，武帝皇后阿史那氏殂，谥日武德皇后，其月廿九日壬演，合葬于孝陵。”根据志文所刻，与史籍记载加以对照，用“生封死谥”的古制来进行研究，人们终于得以弄明白，原来，李延寿《北史》中称阿史那氏为“武成皇后”，用的是她生前的封号，而令孤德棻在《周书》中称阿史那氏为“武德皇后”，乃是开皇二年阿史那氏死后，隋统治者出于拉拢当时还强大的突厥这一政治目的，谥于阿史那氏的称号。李延寿的《北史》和令孤德棻的《周书》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史料，也就有了不同的称呼。《武德皇后墓志》的出土，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从中可以得知，令孤德棻《周书》中“武德皇后”这一称呼的由来是有确凿依据的，并非误刊，更非杜撰，从而使为何在两部史籍中阿史那氏会有两个不同的尊号这一问题得以澄清。
举世闻名的唐代墓志，不仅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同时也具有补充和校正史籍记载的重要价值，在许多唐代墓志中，载有史籍中所没有的重要史实，弥足珍贵。
据查考，千唐志斋中具有较重要的补充和校正《唐史》记载不足的墓志可数以十计。如《程思义墓志》对武则天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陷害无辜、滥杀所谓李姓反逆的史实作了生动而详细的记载。志文载，当时“杨豫作逆，祆氛未殄，王侯将相，连连下狱，伤痍诛斩，不可胜数。周兴荣贯廷尉，业擅生杀，鬻新开之诏狱，袭乱常之遗口，虐甚脱踝，文繁次骨，公卿倒足，行路掩首”。“来俊臣密树朋党，远加组织”，令志主程思义“推问”“冀陷殊死”，江右牧王子琨，程思义因“情深哀敬”，抵制来俊臣的指示，被贬为兖州袭业县令十余年之久，后来，程思义又遭“素无材行”的“右台侍御史魏探玄”的诬陷，“横加考察，久系囹圄”。这些记载足以证补《唐史》之阙文，从中可以看到，武则天执政时代流言诽谤风行，陷害无辜屡见不鲜，吏治是相当黑暗的，这对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价武则天的统治，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千唐志斋中由唐相李德裕在贬谪海南崖州后为他夫人写的《刘氏墓志》，对“牛李党争”的残酷激烈情况作了生动具体的记载，是证补唐史的重要资料。屈突通历仕北周、隋、唐三朝，是唐初著名将令，千唐志斋中的《屈突通墓志》，对屈突通生平事迹的记载，如其籍贯、家族迁徙、历任官职、所立军功、所受封邑大小等都比新、旧《唐书》的记载详细，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赵洁在唐玄宗时任锦州刺史，《旧唐书》和《新唐书》均无传。千唐志斋中的《赵洁墓志》不仅提供了关于赵洁生平事迹的资料，而且对唐初少数民族及匈奴犯乱的情况多有记述，这些资料颇为难得，是对新、旧唐书记载不足之补充。李邕是唐玄宗时著名书法家，为人不矜细行，天资豪放，时人难以争锋，被“笑里藏刀”的李林甫构陷害死。《新唐书》、《旧唐书》都有其传，但有许多地方的记载不确切或有遗缺。千唐志斋中由李邕族子著作郎李昂撰文并用楷书书写的《李邕墓志》，可资补充和校正史籍记载之不足和遗缺。如史籍只说李邕是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而《墓志》则清楚地载明，李邕的祖先并非扬州人，而是从北方迁居来扬州的，其“烈祖恪，随晋南迁，食邑于江数百年矣”。对李邕为人，《墓志》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云：“人有不知公（李邕）者，或以为外暴内侈，尚华好侠，曾不知泛爱之道，犹春风入林，不辨嘉木与众薪也。”关于李邕去世的年龄，《新唐书》说他“死年七十”，《旧唐书》说他“死年七十有余”，而《墓志》则作了准确的记载，说李邕死时“年七十三”。李邕死后，《新唐书》记载“代宗时，赠秘书监”，但并未说明唐代宗为何给李邕赠秘书监；而《墓志》则明确记载：李邕死后，“边将作乱”，待“先帝克平”之后，“尚书户公讼里，追赠秘书监”。《墓志》的这些记载，纠正了对李邕的一些不公正的评价，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现存于其他地方的许多唐代墓志，同样也具有重要的补充和校正史籍记载之不足的作用。譬如，孙处约是唐初学识渊博的一代名儒，曾奉敕修撰《周史》、《续贞观实录》等重要典籍。《新唐书》有其传，但极为简略，《旧唐书》所记之传比《新唐书》为详，但也仅约二三百字。而1943年冬出土于河南孟津县小梁村，1964年秋被洛阳博物馆征集收藏的《孙处约墓志》则洋洋二千言，对孙处约的生平事迹记载甚详，足可补史和正史。程咬金是传奇英雄式的唐代开国功臣，新旧唐书中有《程咬金传》。1986年冬，在唐太宗昭陵的程咬金陪葬墓中，发掘出了《程咬金墓志》。正方形志石边长80多厘米，盖顶篆书阴刻“大唐故骠骑大将军卢国公程使君墓志”16个大字，志石正面刻有数千字铭文，其篇幅比新旧唐书的《程咬金传》多一倍以上，详细记载了程咬金的生平业绩，并涉及隋末唐初许多政治、军事逸史和细节，大可补正新旧唐书记载之不足，对研究唐初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晋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对其编修的开始年代，史学界依据《唐大诏令集》等有关文献记载，认为始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其完成于何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后人根据《唐会要》、《册府元龟》的有关记载，推判出完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1970年2月，在陕西乾陵东南2.5公里处发掘出了唐中书令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薛元超的墓志，该墓志不仅对薛元超的生平事迹记述较之史籍详细具体，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同时也为确定《晋书》编修的确切起始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据该墓志记载，志主薛元超卒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十一月二日，终年62岁，而他在21岁时，曾以太子通事舍人的身份参与《晋书》的编修。从其卒年往上推算，他参加编修《晋史》是在贞观十七年（643年），这也就是说编修《晋书》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即已开始，而不是历来所认为的贞观二十年。该墓志又记载，“……（薛元超）三十二”岁时，“新书成，进爵为侯”。据此进行推算，《晋书》修成是在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而不是历来所认为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历来认为《晋书》编修由贞观二十年（646年）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前后不到三年时间，而从《薛元超墓志》记载的推算中可以得知，《晋书》编修由贞观十七年（643年）至永徽五年（654年），前后历时十一年多。这无疑是对中国史学史的一个重要补充和校正。
宋代的许多碑刻也具有重要的补充和校正史籍、方志记载不足的作用。戴复古是著名的南宋江湖派诗人，一生留下爱国诗词近千首。学术界历来认为戴丁系戴复古的族弟。1994年10月，在戴复古的家乡浙江温岭市长屿镇丁岙村发现了一方戴复古撰写的《宋故淑妇太孺人毛氏墓志铭》，铭文记载了戴复古族侄戴丁之妇毛氏一生的德行及子孙姓名，末署“族叔祖石屏樵戴复古撰”。这一记载纠正了学术界一向认为戴丁为戴复古族弟的讹误，对研究戴复古及其家族世系具有较高的价值。在河南巩县建有宋太祖、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及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宏殷的8座皇陵，这些皇陵与历代皇帝陵墓一样，都是极其浩繁的工程，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极为巨大的，但为了掩饰皇帝的奢华和对百姓的残酷压迫，宋代史籍中极少对皇帝陵墓修建中的具体情况作详细记载。而现存于河南洛阳市偃师县缑氏镇永庆寺旧址的刻于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的《永泰陵采石碑》则记述了修筑宋哲宗陵墓的采石具体经过。碑文记载：为了为宋哲宗陵墓采石，朝廷“凡辟文武官朝请朗孙熙及部役等二十有六员”，专门组成了采石的管理机构。采石于二月十日丁未开山，至五月十一日丁丑毕功，前后历时3个月，共“取大小石两万七千六百有余”，其用石量与前朝修宋神宗陵相比，“盖增多五千二百七十有二焉”。为完成这一采石任务，“凡役兵匠九干七百四十有四”，又另调“近县民夫五百”。当时劳动条件十分恶劣、艰苦，“然属运寒气，疬目凉都，逮于四方，人多疾疫，而况大山深谷之间，岚雾蒸郁，朝冲冒，病者宜甚”，在采石中，“病者七千百余人”——巩县志记载“采石中病者一千九百余人”，而碑文的记载病者数倍于此。大批采石民工劳累得病死于山中，乃至“每至久积阴晦，常闻山中有哭声”，景象甚为凄惨。《永泰陵采石碑》的记载，补充了史籍记载之阙，不仅是研究宋代帝陵的重要资料，同时对研究历代帝王陵墓和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也都是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明代的碑刻也有许多具有补充和校正史籍、方志记载阙失不足的作用。据《明史》记载，明太祖最小一个女儿的驸马名叫赵辉，但对赵辉的记载简略，故关于赵辉的情况后人知之甚少。1995年4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队与雨花台区文管会从雨花台板仓桥镇的一座明代古墓中，发掘出了《赵辉墓志》，志文长达1300余字，记述了赵辉的家史、生平和业绩。从志文中可得知，赵辉字孟旸，别号存古道人，系宋宗室之后，娶明太祖朱元璋幼女宝庆公主为妻，卒于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享年81岁。该墓志补充了《明史》记载之不足，为研究明皇室宗族世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潘子霓系明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殿试三甲第九十一名，仕至户部员外郎，乃山东济南历城的地方历史名人。清乾隆版的《历城县志》载有其生平、家族世系和生平业绩，然由于《历城县志》修于其死后二百多年，故其中记述的情况多有阙失和讹误。1995年5月，在山东济南市燕子山北麓发现了潘子霓墓，从墓中发掘出了《潘子霓墓志》，志文近二千四百字，内容颇为丰富，从而不仅补充了《历城县志》记载之遗缺，而且也匡正了《历城县志》某些记载的讹误。如《历城县志》卷第二十九（选举表二）云：“潘子雨，子霓弟，临漳知县，历任长芦巡盐御史，太仆寺少卿。”《县志》中说潘子雨是潘子霓之弟。然而，《潘子霓墓志》则记载：“承德公生三子，伯子雨……仲子震”，“子霓……承德公季子也”。这一载表明，潘子霓共弟兄三个，他是老三，潘子雨是他的长兄，并非《历城县志》中所记的是他的弟弟。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据专家考证，他大约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或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但是由于缺乏历史资料的记载，他本人的身世、祖籍和家族世系等方面的确切情况，长期以来一直弄不清楚。然而，这一情况近几年来取得了重大突破，而这一重大突破即来自于曹氏家族一大批墓志、墓碑的先后出土和被发现。1992年7月在北京通县发现了1968年一些农民在平整坟地时从地下发掘来的《曹雪芹墓碑》（见本书上篇第十一章第一节），碑上刻“曹公讳霑墓”5个大字和“壬午”两个小字，引起了全国红学界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此碑的真伪学术界岐见不一，但此碑的发现和由此而引起的讨论，进一步推动了对曹雪芹身世和家族世系的考证、探讨和研究。
1993年5月8日，河北省丰润县政协文史办在该县高丽铺管理区小尚古庄村，发现了1991年秋在该村西曹家坟地制砖取土时掘得的《曹鼎望墓志》和《曹墓碑》。《曹鼎望墓志》共两块，一块是志盖，上刻篆书“皇清诰授中宪大夫陕西风翔知府加三级澹斋曹鼎望墓志铭”26字；男一块是楷书志文，共3000余字，记述了曹鼎望的生平经历、荣受诰封、先世沿徙、子孙情况及葬地等内容。《曹墓碑》断为两截，碑阳镌刻“皇清待赠休职佐郎曹四公讳冲谷府君，孺高、张太君之墓”24字，从碑上署款看，此碑系“口室朱门女立”。著名清史专家杨向奎教授据研究认定，曹鼎望为曹雪芹祖父，曹为曹雪芹的父亲，但是由于过去关于他们的历史记载资料极少，故关于曹鼎望的生卒年、死后葬地、曹寅称曹四兄与家谱载鼎望三子不合等疑难问题，一直难以说清。而《曹鼎望墓志》和《曹墓碑》的发现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使上述问题得以解决，乃曹寅之父先过继曹鼎望之子曹，后来他又生了曹寅，故而曹寅称曹为兄。而曹后人皆以水旁字命名，所以曹雪芹（）当为曹之子。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经研究认为，《曹鼎望墓志铭》中关于曹鼎望长子钊、次子钅分“俱先公（指曹鼎望）卒”，“季子钅分爱卜宅兆，奉枢安厝……”的记载，具有重要的价值。曹寅曾在《楝亭诗抄》中提到“我的两个亡兄”，过去，对曹寅所说的“两个亡兄”究竟是谁一直弄不清楚。《曹鼎望墓志》提供了曹钊、曹钅分是曹的兄长这一情况，从而使曹寅的“两个亡兄”究竟是谁这一问题得以明确，因为曹与曹寅兄弟相称，曹的兄长当然也就是曹寅的兄长，曹寅所说的“两个亡兄”即指先其父曹鼎望去世的曹钊和曹铹。
继发现《曹鼎望墓志》和《曹墓碑》后，1994年，河北首丰润县又相继在该县的小陈庄、尖山峪、大坡庄等地发现了一批丰润曹氏家族的重要碑刻：刻于明正统三年的《豫章曹氏坟碑记》、曹澄瀛立的《曹公讳宗礼配傅氏之墓》碑；刻于明崇祯年间的《明文林郎山东鳌山卫经历曹公暨配孺人张氏合葬志铭》；清顺治十四年由户部启心郎曹邦贵刻立的《皇清诰赠通义大夫曹澄瀛碑》；刻立于清康熙年间的《皇清诰封太恭人曹母殷太君墓志铭》、《曹钊墓志铭》；刻于清乾隆年间的《皇清敕授文林郎贵州平越府安县知县加三级声山曹公暨元配段孺人合葬墓志铭》；刻于乾隆十四年的《皇清诰封直大夫陕西直隶邰州知州曹公讳永著配陈宜人之墓》碑：刻于乾隆二十九年的《皇清诰授武德郎丁巳科进士直隶全省塘务厅去慝曹公讳淑配李宜人之墓》碑；刻于乾隆三十三年的《皇清试授增广生显考曹公讳镇配孙、谈孺人之墓》碑：刻于清嘉庆十三年的《皇清太学生曹公讳萼辉配王氏之墓》碑等。这些碑刻为了解丰润曹氏这一旺族的兴衰历史、深入研究曹雪芹的家族世系，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具有颇为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