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政治三年楚汉战争后，刘邦等一班布衣将相在与旧贵族项羽的斗争中胜出，建立汉朝。在反思秦政的基础上，复兴民生经济的政策得到有序地施行，宽和的举措不仅制造了令人清新的气象，而且利于增加农业人口。恢复农业，对以农为本的古代王朝来说至关重要。
高祖去世后，吕后曾一度****，但很快又权归刘氏。文、景二帝沿袭高祖政策，在更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全面与民休息，经济迅速发展。到景帝时，经济已经极为繁荣，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是中国古代****王朝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
汉初政治风云尽管项羽骁勇善战，但在东奔西突中一直不注意人才储备，结果渐成孤家寡人，最后在垓下刎颈自杀，成了流传千古的悲剧人物。刘邦建立起来的新王朝与此前的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同，它的缔造者以平民为主。新王朝建立后，内乱频仍，先翦异姓诸侯，继而吕后临朝专权，同姓诸侯与中央皇权的矛盾则一直存在。在汉初六十多年的政治舞台上，开国功臣往往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
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出身小吏，地位低贱，生性狡诈，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务生产。但他心胸宽大，顺谏如流，没有小聪明，却有大智慧。在西进关中时，他就体现出了善用人才，用兵灵活，尽量避免与强敌交锋的特点，而不像项羽那样惯逞蛮力。项羽出身楚国贵族，是名将之后。少年时代先是“学书”，转而“学剑”，皆不成，又欲“学万人敌”，但最终还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好高骛远的项羽身有蛮力，力能扛鼎，勇猛好战。战争中他嗜杀如狂，令楚怀王等人心存戒备。刘、项相比，一个是和风细雨，令人欣喜；一个是狂风暴雨，令人避之不及。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战火之后，人们渴望的正是和风细雨。
刘邦入咸阳之后，采取温和的政策，下令将府库财物封存，同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悉数废除繁苛秦法，并声言：“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并率军驻于城外的霸上，以示不扰民之意。进咸阳后，刘邦充分利用了秦朝的行政系统，保持了城内的相对稳定。先前惶恐不已的秦人大喜过望，纷纷牵牛捧酒犒劳军士，这时刘邦又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宽和的举措令秦人疑虑全消，“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高祖本纪》）。在秦统一之后，由于战争和秦王的残暴，在秦人和六国故地的人们之间形成了很深的隔阂。来自东方的刘邦抚平了这层隔阂。
项羽全然相反。史书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妇女而东”。因此，后人一直流传项羽烧毁了阿房宫，但据考古发掘，并没有火烧的遗迹。冲进咸阳的项羽瞬间成了暴发户，当有人劝他占守关中，以利称霸时，他却一心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进言者说他是“沐猴而冠”，项羽遂“烹说者”（《史记·项羽本纪》）。项羽的残暴令秦人大失所望，也使追随他的人渐次离去。
项羽入关时，领兵四十万，而刘邦却只有十万。但项羽念念不忘衣锦归乡，了无志向，刘邦却心怀天下，志存高远。刘邦入咸阳后听从张良等人建议，不取财宝，不夺妇女，萧何又帮他“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这使刘邦得以具知天下要塞，人口分布，何地富庶，何地贫瘠，民众所需等情况。刘邦再次抢得先机。
项羽还报楚怀王之后开始分封诸将，并自封为西楚霸王。在分封刘邦时，项羽的“妇人之仁”令他错失良机。项羽本不想按约将关中封给刘邦，但他又不敢完全无视此前的约定。于是他玩起了偷换概念的游戏，项羽认为巴蜀道远且险，是秦人的流放之地，也算是“关中”。“汉中”靠近关中，地理位置也不错。由此，刘邦被封为“汉中王”，占有巴、蜀、汉中三地。盘踞关中的是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等，他们三分关中，对刘邦形成围攻之势。这其实是项羽的一厢情愿：三位降将早已领教过项羽的残酷，侥幸活下来的他们不可能完全服从项羽。让刘邦占据汉中等地也是大错特错。早于此一百多年，张仪曾力主秦国占领巴、蜀，二地因而成为秦国实施统一战争时的大后方，也是重要的粮食供应地。“汉中”则是向东、南进攻的跳板。范增献给项羽的策略完全无视历史，显得鼠目寸光。而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正是萧何镇守的巴、蜀给刘邦提供了粮食和兵源，使刘邦得以屡脱险境，几番起死回生。
兵力处于劣势的刘邦只好忍气吞声，接受了分封。进入汉中，又从张良计，烧毁栈道，以示永不出汉中之意。这当然是放给项羽看的烟幕弹。当刘邦在汉中积蓄力量时，项羽却派人将义帝淹死，使自己背上了不义的名声。
楚汉战争进入汉中的刘邦曾一度消沉，手下将领也逃跑了不少，许多士兵因思念家乡而意志低落。弃项羽而来的韩信在刘邦的军营里待了一段轻闲时光后也选择了离开，但他被一直追随刘邦的萧何追了回来。由于萧何的极力举荐，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有了韩信，刘邦的处境迅即大变，他依韩信之计，出汉中，击章邯。关中的几位降将无意与刘邦恶战，他们再一次投降。于是刘邦的军队很快占领了关中，并派兵出武关。由于项羽忙于在齐地与田荣作战，刘邦出关之后并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很快占有了大片土地。但当项羽率楚军转向西边时，刘邦的汉军就开始屡屡受挫，节节败退，甚至刘邦的家人都在败退中失散。这一阶段中，刘邦的最大收获应算成功说服九江王黥布，使其背楚投汉。黥布精于用兵，作战骁勇，从他的领地出发，可以随时扰乱项羽的后方。
公元前204年，韩信率兵击败叛变的魏王豹后，进军赵地。汉、赵两军在井陉口（今河北省井陉山井陉关）摆下阵势，赵军谋士李左军力主赵军高墙深堑，与长途奔袭的汉军打持久战。但大将陈余却想利用赵军的优势兵力，趁未从疲惫中恢复过来的汉军立脚不稳时一举破之。赵王歇采纳了陈余的作战方案。但韩信并非庸碌之辈，他深知率领2万人左右的军队与20万大军对垒有必要剑走偏锋，于是不顾兵家大忌，摆下了“背水阵”。韩信将自己置于死地的怪招使赵军误认为有机可乘，当看到韩信领着士兵杀过来时，陈余充满信心地领兵应战。汉军一触即退，陈余全力追击。就在赵军倾巢出动时，早已埋伏好的一支2000人左右的小分队由小道攻进赵军大营，将赵军的旗帜全部换成了汉军的旗帜。被人抢了大本营的赵军顿时阵脚慌乱，而已经再无退路的汉军又开始了绝地反击，在汉军的夹攻之下，陈余兵败被杀，赵王歇也被汉军生擒。背水一战后，韩信很快占领了赵北。与此同时，刘邦在荥阳与项羽来回拉锯，由于项羽需要兼顾身后左右的战事，所以刘邦虽在正面交锋中不能战胜项羽，甚至狼狈不堪，但总能逃出生天。吃了多次败仗后，刘邦听从建议，引兵出武关，将项羽主力吸引至南边，以便于韩信在赵、燕、齐等地作战。等韩信占有赵、燕、齐之后，再攻荥阳，迫使项羽来回奔走。
不仅如此，在项羽的后方，还有彭越、黥布的不断骚扰。虽然在与刘邦作战时，项羽能接连获胜，但其实他的实力却在逐渐下降，而刘邦虽有几次狼狈逃亡，但由于兵力分散的原因，实力却有增无减：韩信在北方攻城略地；彭越、黥布在项羽背后始终保存着一定的实力，足以扰乱楚军的粮食供应或后方支援；萧何镇守着巴、蜀，为汉军提供粮食和兵力补充。而且刘邦又以项羽杀义帝为由，打着诛杀无道的旗号，得到了更多将领的认同。而且由于陈平经常对楚军将领使反间计，致使钟离眛等将领被项羽疏远，楚军的战斗力因此被削弱不少。
项羽像头猛兽一样东奔西突，却并无实质性突破。公元前204年冬天，韩信攻至临淄（刘邦的谋士郦食其当时已成功说服齐王田广投降刘邦，因而放松了各地的戒备。韩信攻齐，直接导致了田广烹杀郦食其），项羽派龙且救齐。由于郦食其的谋划，刘邦又攻破了成皋，占据了粮食集散地敖仓。双方在广武相持数月，楚军粮食将尽。项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此时他异想天开，提议与刘邦决斗，以定战争胜负。刘邦当然不会接受这种匹夫之勇，当两军对话时，他将项羽奚落了一番，并冠以十项罪名。这十项罪名包括负约封刘邦王蜀汉，纵火焚烧秦之宫室，杀降王子婴，谋害义帝等等。项羽大怒，下令埋伏的弩手射伤刘邦。不久，在东方作战的龙且被韩信击败，项羽更加恐惧，派武涉出使韩信，试图劝降，但被韩信拒绝。当楚军粮食已尽时，韩信又开始攻击楚军。疲惫至极的项羽提议与刘邦以鸿沟为界，东边为楚，西边为汉，并送回扣押在军中的刘邦家人。鸿沟是连通黄河与淮河的人工运河，大致是南北走向，位于河南省，荥阳是这条运河的北端。刘邦这次同意了项羽的建议。
当项羽军队拔营东归时，刘邦也准备退回西边。这时，张良、陈平却主张追击项羽，刘邦遂跟在回家心切的楚军背后，一路追赶。与韩信、彭越约定合攻楚军，但在固陵（今河南淮阳北）并没有等到韩、彭二人，结果刘邦大败。吃了败仗的刘邦只好坚壁固守，听从张良谋划，承诺获胜后分地于韩、彭二人（韩信此时已经是齐王），二人得到承诺后，立刻出兵，于公元前202年在垓下合围项羽。晚上，汉军又令人于楚军军营四面高唱楚地的歌曲，楚军军心大动。垓下一战，项羽大败，只领800余人突出重围。渡过淮河后，向一农夫问路，农夫骗他们说“往左”。结果项羽等走进了一大片沼泽地，汉军很快追了上来。项羽纵能以一当十，但已是匹夫之勇，无力回天，最后在乌江（位于安徽，秦时曾设乌江亭，今苏皖边界有乌江镇）边刎颈自杀。
身陷沼泽时，项羽与将士一起回首往事，认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可见他至死都没有明白自己何以败于刘邦。比较项、刘二人，刘之胜出，实是必然。项羽有着旧贵族的骄横和霸道，自认为凭一己之力即可征霸天下。孰不知寡道失助，有限的几个谋臣不仅不管用，而且还得不到他的重视，韩信就是从项羽军中投向刘邦的。而且项羽有勇无谋，心胸狭窄，鼠目寸光，入咸阳夺得财宝美人之后就退出关中，梦想着衣锦还乡的荣耀。刘邦显然不同，他虽也贪得财物美人，但能听从臣属忠言，这使他帐下聚集了一干得力谋臣，有萧何、张良、陈平、郦食其等文臣，还有樊哙、郦商、韩信、彭越、黥布等武将。因此，刘邦总能逢凶化吉。
布衣将相当陈胜在大泽乡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时，即标志着平民的觉醒。秦末战乱以平民首义开端，以平民出身的刘邦最终一统天下结束，旧贵族项羽的失败有他自身个性的原因，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与秦以前的王朝相比，汉朝君臣多平民出身，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刘邦手下这些臣属大都是平民出身，如萧何、曹参等是小吏出身，陈平、陆贾、韩信等都是地位低下的平民，周勃常常在丧事上为人吹箫，申屠嘉是拉大弓的武士，黥布是苦役，灌婴是贩卖丝绸的行商，樊哙年轻时以屠狗售肉为生。众谋臣中，只有张良出身略微显贵，但也只是一个落寞的贵族遗少。这些人以微末之身起于民间，对民众疾苦更能身同体会，故常能劝谏刘邦行宽和之政，大得民心。清人赵翼称之为“布衣将相之局”（《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以与此前的“世卿世禄”相区别，认为这是秦汉之际最大的变局。
由于君臣皆起于微末，因之谦谦君子者少，质朴率直者多。众臣与刘邦饮酒至醉时，兴奋地举剑击柱，朝廷上总是大呼小叫，就像集市一般。叔孙通帮助刘邦改变了这种局面。
叔孙通曾任秦朝的博士，战乱中先是跟随项梁，后来投靠刘邦。叔孙通经常穿着“儒服”，刘邦不以为然，叔孙通遂改着楚式服装，刘邦见后大喜。可见叔孙通是一个没有迂腐气的儒士，因此他为刘邦制定的朝仪也是量体裁衣。天下归刘之后，叔孙通向刘邦进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史记·叔孙通传》）刘邦嫌礼仪烦琐，叔孙通表明“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不知皇帝威严是何滋味的刘邦允其先行尝试。
叔孙通先领一帮人在郊野训习礼仪，一个多月后请刘邦观瞻。刘邦看后觉得简易可行，于是下令群臣演习礼仪。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当长乐宫落成时，群臣朝拜皇帝，自始至终，无不依叔孙通所定礼仪行事。场面肃穆，秩序井然。朝会过程中，无人喧哗失礼，刘邦大为惊叹：“吾乃今知为皇帝之贵也。”
刘邦是极不喜欢儒生的，曾以儒冠为溺器，讥笑儒生无用。但叔孙通为刘氏王朝制定了各种礼仪，间接地为儒生在新王朝赢得了声誉，使这个群体在汉初政治舞台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为武帝以后儒家思想的勃兴积蓄了力量。在学术思想往往受权力左右的古代，叔孙通制定朝仪的影响绝不止于君臣之间的出入礼仪，而且也部分实现了儒家制礼作乐的理想。从叔孙通开始，制礼作乐一直是汉代社会的关注焦点。在政治层面上，通过礼仪约束功臣有利于巩固皇权，稳定政局，但这也强化了等级观念，“布衣将相之局”也随之渐变。
狡兔死，走狗烹在楚汉战争中，许多将领归附刘邦，与其戮力攻楚。其中一些将领本来占有封地，如黥布是九江王，臧荼是燕王，张耳是常山王，他们与刘邦拥有同等的地位。其他一些将领，如韩信、彭越等则在战争中贡献颇大，且形成了相当的势力，如韩信在战争结束前既已被封为齐王。因此，分封异姓诸侯多少有点迫不得已的情势。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称皇帝。对于韩信、彭越二人在围攻项羽时拥兵自重，刘邦心有不快。而韩信还曾在攻下齐地之后邀封“假王”，当时刘邦就心存怒火，大骂韩信只顾自己称王，而不急救汉军之危难，在张良、陈平踩脚暗示后，刘邦隐忍不发，强作欢颜，假装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然后派张良持印封韩信为齐王。大局甫定，刘邦对二人的积怨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在灭项羽后不久，刘邦就冲进韩信军营，夺去了他的指挥权。然后将韩信移封楚地，号楚王。按照垓下之战前的约定，刘邦封彭越为梁王。
此外，刘邦还封韩王信为韩王，都颍川（今河南禹县），原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黥布被封为淮南王，都于六县，臧荼、张敖仍原封号不动，总共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这七个异姓诸侯大约占有汉朝所控制疆域的一半，而刘邦能直接控制的只有24个郡。面对这样的政治格局，刘邦当然不能满足，而各异姓诸侯也难以心安。
首先造反的是燕王臧荼。幽燕之地历来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前哨，而且臧荼握有重兵，反叛之前曾与匈奴相通。刘邦亲率军马征讨，两个月后虏获臧荼，封亲信卢绾为燕王。卢绾与刘邦两家是世交，两人同日出生，从儿时起就是亲密的伙伴。刘邦起义之后，卢绾一直跟随左右，史称“（卢绾）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史记·韩信卢绾列传》）。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7年），陈豨在代地反汉，刘邦领军亲征，卢绾亦助刘邦。当双方久战不决时，陈豨向匈奴派出使者王黄请求支援，王黄在匈奴碰见了卢绾的使者张胜。王黄提醒张胜，燕王目前之所以能安然无恙，完全是因为刘邦受到其他诸侯的牵制，一旦陈豨被灭，燕王也就危险了。因此燕王不仅不要助刘邦攻陈豨，而且有必要和匈奴保持友好关系。张胜将这些话捎给卢绾，后者很快放慢了攻击陈豨的速度，并派使与陈豨联系。第二年，陈豨兵败被斩，降将供出卢绾与陈豨通使之事。刘邦诏问卢绾，卢绾托病不见，再派使者，卢绾仍然托病不行。这时，匈奴降者供出了张胜出使之事。刘邦遂令樊哙攻卢绾。卢绾带领家属和几千骑兵逃到长城之下，想等刘邦病愈后入宫谢罪。不久，刘邦病逝，眼见再无解脱罪名的机会，卢绾于是率众入匈奴，最后客死匈奴。
在平定了燕王的反叛之后，刘邦接到告发楚王韩信的文书。在陈平的建议下，刘邦移驾南巡，要求各诸侯与之会合。当时韩信收留了项羽的将领钟离，刘邦下诏逮捕钟离。闻讯刘邦南巡后，韩信也非常恐惧，听从人的建议将钟离杀死，以其首级献于刘邦。出乎韩信意料的是，刘邦一见韩信即令人将他五花大绑，载之回朝。回到洛阳后，刘邦并未杀韩信，只是将他降封为淮阴侯。此后，韩信常常称病不上朝，又羞于与灌婴等为伍，看到樊哙等对刘邦跪拜迎送，韩信嗤之以鼻。曾受胯下之辱的韩信终究不甘久居人下，当被委任为巨鹿郡守，而且一向敬重韩信才干的陈豨向他辞行时，他对陈豨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大意是陈虽是刘邦亲信，但如果长期领精兵驻守要冲的话，难免不会受到刘邦猜疑。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韩信愿意与陈豨里应外合，共谋天下。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陈豨果然反汉，韩信马上派使者与之联系，并开始着手准备袭击吕后和太子。韩信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位被他关押的家臣的弟弟向吕后告了密。当时刘邦正在与陈豨作战，吕后遂与萧何密谋。萧何献计，要吕后诈称陈豨已死，要韩信上朝祝贺刘邦。韩信接信后，即刻入宫。入宫后被埋伏的武士捆绑了起来，吕后下令马上将韩信处死，并株连三族。
当刘邦征讨陈豨时，梁王彭越称病，只令手下将领率兵前往助战。刘邦派人责备梁王，梁王惊恐，意欲请罪，帐下将领劝其干脆起兵谋反。未等彭越行动，就已经有人告梁王密谋造反，刘邦派人趁梁王不备，将他逮捕，送往洛阳。刘邦对彭越采用了与对付韩信类似的方法，将他贬为庶人，发配到四川。彭越在赴蜀的途中邂逅吕后，以为可得补救，于是在吕后面前哭诉，自言功勋卓著，并无谋反之心，请求回到老家。吕后表面答应帮助彭越洗清罪名，哪知到了洛阳后，就暗地派人告彭越造反，又在刘邦耳前吹风。结果彭越被杀，株连三族。枕边风确有奇效，可惜彭越识人不深，弄巧成拙，将整个家族的命都搭了进去。
黥布本姓英，有相士预言他在受刑后称王。成年后的英布因犯法而被处以黥刑，因此有了黥布的名字。受黥刑后，黥布被送往骊山服苦役，结果他带了一群徒役逃到了长江，做了江洋大盗。陈胜起义之后，黥布也领着几千人与秦军作战，在陈胜节节败退时，他竟然大破秦军。在投到项梁帐下后，黥布又屡建奇功。项梁死后，黥布又成为项羽旗下的悍将，参与了巨鹿之战、坑杀降卒、奇袭函谷关，黥布因此功冠诸将。秦亡之后，黥布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受项羽之命谋害了义帝。坑降卒、杀义帝在当时遭到很多人的抗议和耻笑，参与其事的黥布可能从此对项羽有了防备之心，数次违抗项羽的命令，在战争中只是敷衍了事。公元前204年，刘邦在彭城一带遭到楚军重创，为扭转战局，他派使者出使淮南，试图说动黥布归汉。被刘邦讥笑为迂腐、呆板的使者成功说服了黥布，后者领军牵制楚军数月，帮助刘邦脱离了困局。刘邦称帝之后，黥布成了淮南王。
韩、彭二人被诛令众诸侯更加惶恐，人人都成了惊弓之鸟。刘邦下令将彭越的尸体剁为肉酱，且将它传视诸侯，黥布见到后大为惊恐。此后，黥布开始聚兵备急。在这样的局势之下，谁敢确保厄运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呢？但是，越担心的事情，越会发生。
黥布有一个宠妾，常往医生家看病。淮南王的中大夫贲赫恰与医生家对门，于是贲赫往医生家与黥妾饮酒，希望她帮自己吹吹枕边风。黥布得知后，怀疑二人有染，贲赫心虚，称病不见，黥布令人逮捕贲赫，后者跑至长安告黥布谋反。黥布不得已起兵，初期打了几场胜仗，不料刘邦不顾高龄，亲率大军征讨，加之战略不佳，黥布最后兵败被杀。刘邦遂封儿子刘长为淮南王。
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和淮南王黥布是楚汉战争中刘邦最为倚重的三员大将，被当时人称为“同功一体”（《史记·黥布列传》）。韩、彭二人在战争结束前即显骄色，黥布在投向刘邦之前曾是项羽麾下的大将，他与刘邦对峙时排的阵势都与项羽的军队相似，这令刘邦非常厌恶。此三人受封之后，虽有骄横之处，但并无谋反之意。只是他们与刘邦之间的关系太过敏感、脆弱，相互猜疑只是时间问题。自春秋以来的几百年，诸侯攻伐不已，曾经令周享国几百年的分封制已经不合时宜。韩信所说：“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亨通烹）这只能说明他对时代和皇帝与诸侯之关系缺乏洞见，不懂得内敛处下之道。
另一位异姓诸侯韩王信在公元前201年被刘邦改封到北方，建都晋阳。由于韩王信的请求，刘邦同意将国都改在距边界稍远点的马邑。同年秋天，匈奴包围了韩王，韩王多次派使者讲和，此举遭到刘邦的怀疑。得知自己被猜疑后，韩王索性与匈奴约定合力攻汉。第二年冬天，刘邦领军亲征，与韩王和匈奴的军队几番恶战之后，在白登山被匈奴包围。幸有陈平出奇计，贿赂匈奴王后才使刘邦脱离险境。后来，韩王又派王黄劝陈豨谋反，并经常领兵骚扰边境。汉高祖十一年，韩王信被汉朝柴将军斩杀。
赵王张敖是张耳的儿子，在张耳死后继嗣为王，他的妻子是刘邦和吕后的大女儿鲁元公主。身为女婿的张敖对待皇帝岳父素来谦恭有加，而岳父在女婿面前却从来不客气。张耳留下来的几位老臣看见这样场景感到愤愤不平，因此劝张敖寻机杀掉刘邦，忠厚的张敖拒绝了这班老臣的请求。但事情还是泄露了出去，几位老臣在严刑之下仍然坚定地维护张敖的清白，再加上吕后的帮忙，张敖总算捡了条小命，但在出狱后被降封为侯。张敖于公元前182年病逝。
众异姓诸侯中，实力弱小，且非处于要冲之地的长沙王一直与中央相安无事。长沙王吴芮病逝后，由其子承袭王位，三代之后因无子嗣而被除国。
张耳、陈余是一对生死与共的好友，但两人后来因为权势之争而反目成仇，恨不得致对方于死地。刘邦与七个异姓诸侯也曾是好友或盟友，但友情终究经不住权势的考验。历代的功臣都害怕狡兔死，良狗烹的结局，但他们的命运又往往会不断印证这条规律。权势面前，从来不乏以身试法者。
同姓诸侯分封异姓诸侯有情势上的不得已，而分封同姓诸侯则出于对秦王朝政治的反思和抑制异姓诸侯的需要。刘邦等人认为秦之速亡，与其无同姓子弟拱卫皇帝有关，所以在天下大定之后，刘邦陆续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并在清除了异姓诸侯后与群臣约立“非刘氏不王”。刘邦末年，同姓诸侯共有9个，分别是刘邦之弟刘交，为楚王；刘邦之子刘恒为代王，刘恒即文帝；刘邦之子刘肥，为齐王；刘邦之子刘长，为淮南王；刘邦之子刘如意，为赵王；刘邦之子刘恢，为梁王；刘邦之子刘友，为淮阳王；刘邦之子刘建，为燕王；刘邦之侄刘濞（其父曾为代王，因为匈奴所破而降封为侯），为吴王（《汉书·诸侯王表》）。在封刘濞时，刘邦曾叮嘱他：“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汝邪？然天下同姓有家，汝慎毋反。”吴王顿首曰：“不敢。”（《汉书·高祖本纪下》）讽刺的是，吴王并未遵守自己的承诺，他最终还是犯上作乱了。
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说：“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榖、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诸侯可以“自置吏”，即有权自行任命封国内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且向封国内居民征税。汉承秦制，郡守秩二千石，县令（长）秩六百石至千石，也就是说，同姓诸侯国内的所有地方官员均可由诸侯王任命。中央只委任诸侯国的太傅和相，这就形成了诸侯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的局面。诸侯国拥有“得赋敛”的权利，有些诸侯甚至可以铸币、煮盐，富比皇室。与诸侯相比，中央所能控制的疆域和人口很少。汉高祖当初设立同姓诸侯有以之与异姓诸侯相制衡的意图，但在异姓诸侯只剩力量弱小的长沙王之后，同姓诸侯与中央的矛盾日益浮现。
吕后专权时期，为了削弱刘氏权力，吕后罢除了梁、赵，并割齐、楚以封诸吕。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已有三个吕氏诸侯国：燕、赵、吕；张氏诸侯一个：鲁；吴氏诸侯一个：长沙；伪惠帝子诸侯三个：常山、淮阳、济川；刘氏诸侯六个：淮南、代、吴、齐、楚、琅邪。总计诸侯王国十四个，其中异姓五个。诸吕被诛后，吕后所立的吕氏三王，及伪惠帝子均被诛杀。
文帝时贾谊建议控制诸侯权力，景帝时晁错又屡献削藩之策。贾谊年少得志，于文帝初年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等一系列建议，文帝并没有遵从这些建议。在担任了几年长沙王太傅之后，贾谊又任梁王太傅，期间多次向文帝上书。在论及诸侯国时，贾谊建议“众建诸侯以少其力”和“以亲制疏”。文帝采纳了贾谊的谋略，将儿子淮阳王刘武徙为梁王，并扩大封国面积。文帝前十六年（公元前164年），趁齐文王去世而无子嗣的机会，将齐国一分为六，将齐悼惠王刘肥在世的六个儿子封为王：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武成侯刘贤为菑川王，白石侯刘雄渠为胶东王，平昌侯刘卬为胶西王，扐侯刘辟光为济南王。封淮南厉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公元前157年，长沙王吴著逝世，因无子嗣而国除。
与贾谊相比，晁错有幸得到景帝更多的支持，但这也导致了他的悲剧归宿。晁错先学“申商刑名”，接受的是文法吏的训练，文帝时从伏生学《尚书》。晁错很受太子（即景帝）的喜爱，被人称为“智囊”。他在文帝时即上书言削诸侯事，上书数十次，但文帝只是“奇其才”，并未采纳。这种态度说明文帝虽内心赞同晁错的政见，但并不认同他的过激策略。景帝即位后，晁错任内史，“宠幸倾九卿”。晁错升任御史大夫后，他提出来的削诸侯的政策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尤其是一些老臣和宗室重臣。而景帝先后借故削减赵王、胶西王封地，也引起了众诸侯的恐慌。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起兵为乱，声称“诛晁错，清君侧”。眼看恶战在即，与晁错素有过节的袁盎通过窦婴请求叩见景帝。袁盎为景帝分析了形势，认为只有杀晁错才能避免战祸。景帝依其谋划，痛斩晁错，“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对景帝而言，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就是在晁错已死之后，景帝还问邓公：“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罷不？”邓公以实相对：“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晁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实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景帝对晁错之死始终抱有愧疚之心，因为晁错削枝强干的意图景帝不是不明白，杀晁错只是迫于诸侯实力之下的政治运作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