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印支半岛各国与中国的交往
自古以来，中国和越南人民便有着经济来往和文化联系。越南人民对中国农业方面的贡献，是传入了越南中部（占城）的耐旱稻种。宋真宗时（公元998年～1022年），因江浙旱荒，取占城稻种3万斛播种。当时称为占城旱稻，其米粒大而味甘。11世纪初，占城稻种在闽、浙及长江、淮河一带种植，以后又推广到北方各地。其次，中国人民所喜爱的甘薯（又名红薯，北方称地瓜）也是从越南传入中国的。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说“甘薯……出交趾武平，九真兴古”。中国人民在生产技术等各方面，对越南有很大的帮助。中国的铁制农具和牛耕、养蚕织锦、造纸印刷先后传入越南，对越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的建筑技术、武器制造、医药针灸等先后传入越南。越南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加以发展，也有很多成就。明初有不少越南人移居中国，其中建筑师阮安曾参与当时北京的城池、宫殿、衙署等的建筑规划和设计。
中国的汉字、汉语很早就传入越南。越南的许多文人对中国的经义、诗赋等有高度修养。在现代的越南人民中，仍有很多人熟悉汉文。越南人民的语言里，也采用了不少汉语词汇。13世纪，越南创造了以汉字为基础的“字喃”（意即南国的字），但纯粹的汉文，仍然是主要的表达工具。中国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在越南流行很广。
长期以来，中国汉族和越南人民彼此在另地任职和移居乃属常事。8世纪中叶，越南爱州日南（清化）人姜公辅在内地考中进士，很受唐德宗器重，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代仍屡有刚建国不久的越南人举族移住广州、郴州、海南岛等地。15世纪初又有不少越南人移居中国。17世纪中叶，中国着名学者朱舜水不甘忍受清统治者压迫，曾两度侨居越南，着有《安南供役记事》一书。
清代，中越两国的商业交往分陆路和海路。陆路贸易主要依靠车拉肩挑，局限在边界的小量贸易，以日用品为主。大宗的是海上贸易，中国出口物以布匹、绸缎、纸张、颜料、烟、茶、药材为主，进口的有大米、槟榔、胡椒、砂红、冰糖、竹木及海产品等。
老挝人民和中国人民很早就有了来往。据我国史书记载，早在公元3世纪初（吴黄武六年，公元227年），就有堂明“朝贡”的记载，说明从这时起，中国老挝间已有正式的往来。唐朝时与文单国的关系十分友好。文单曾先后四次向唐朝遣使，受到盛情接待。宋元两代中老之间交往减少，至14世纪以后，中老之间官方交往又密切起来。“老挝”一名始见于《明史》，明朝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对老挝开始称为“南掌”，意即“万象之邦”（因老挝盛产大象之故）。在明朝存在的270年中，老挝先后有十位国王向中国遣使三十余次，带来礼物有大象、马、犀牛、金银器等，明王朝也多次遣使访问老挝。由于中老两国陆路交通十分便利，也为民间贸易的开展提供条件。《皇明职贡图》卷一载：老挝人“知耕种，勤纺织，其近在普洱府东界外者常入内地贸易”。老挝出产的乳香、西木香、乌爹泥、鲜子、诃子和树头酒等都为我国人民所喜爱。又如老挝特产神品兰花被移栽至扬州后“人争来看，门几如市”。而老挝人民也从中国学习了酿酒、养蚕、制丝的方法，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柬埔寨古时叫做扶南和真腊。《三国志吴志·吕岱传》提到过交州刺史吕岱派遣官员访问扶南等国。这是中国最早派往柬埔寨的使臣。当时扶南与南海各国及印度均有来往，并有自己修造的大船，可载百人。晋朝统一中国后，扶南不断有使臣来中国。中国北朝时期，扶南国王憍陈如曾“遣商货至广州”。南齐永明二年（公元484年）憍陈如又派印度高僧那伽仙为使臣，向南齐皇帝赠送“金缕龙王坐象一躯，白檀象一躯，牙塔二躯，古贝（即木棉）二双，琉璃苏钕（音立，食器）二口，玳瑁槟榔柈一枚”。中国皇帝回赠的礼物是“绛紫地黄碧绿纹绫各五匹”。
中国从南朝的宋、齐、梁、陈，到隋唐一直和扶南保持联系。当时各国的佛教僧侣，彼此往来，南朝时期，扶南就有几位高僧来中国译经授徒。其中僧伽婆罗、曼陀罗曾在梁朝翻译了不少佛经。公元548年来中国的扶南高僧真谛，留居中国二十多年，做了不少工作，最终老于中国，唐代的玄奘便和真谛有师承关系。玄奘虽没到过柬埔寨，但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中也提到伊赏那补罗国（即柬埔寨）。唐代另一中国高僧义净从海道去印度取经，到过柬埔寨，受到当地国王的热情接待。
真腊本是扶南的属国，约在6世纪中叶兼并扶南。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真腊的使臣来中国，“帝礼之甚厚”。唐朝前期，真腊分为两部分，北部叫陆真腊，在今柬埔寨、老挝地方，南部叫水真腊，即扶南旧境，在今柬埔寨和越南南方。唐朝中期，陆真腊和水真腊合而为一。自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年～626年）至唐宪宗元和（公元806年～820年）时期，不断有真腊使臣前来我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唐代陆真腊王子和副王先后来长安赠送驯象。南宋时，真腊合并占城（今越南中部）一度改名为占腊，元朝仍称真腊。元朝时中国曾有使臣去真腊，随行人员周达观在真腊住了一年，回国后写了《真腊风土记》一书，详细记载了当地风俗物产。从他的描写中看出，中国运去真腊的商品主要是金银、丝绸、瓷器、铁锅、雨伞等，真腊运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象牙、犀角、宝石和香料。据《明史》记载，明朝与真腊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常有使节往还。郑和下西洋也到过真腊。柬埔寨这个译名，从明朝一直沿用至今。
二、古代泰国、马来半岛各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国的交往
13世纪中叶，泰国境内的泰族建立素可泰王朝，《元史》称这个国家为暹国。在暹国以南，曾出现了由真腊分出来的罗斛，是孟族和一部分泰族所建。暹国第三代国王蓝摩甘亨（敢木丁）曾六次遣使通好中国，带回许多中国瓷匠，并在该国建立陶瓷工场。他死后暹国分裂，不久即为南部的罗斛国阿瑜陀耶王朝所并，“因合为暹罗国”（《新元史》卷二五二）。是为今天的泰国（1939年改国名为泰国）。自唐宋至元明，泰国和中国的来往十分密切。明朝援助朝鲜抗击丰臣秀吉侵略时，暹罗曾向中国来函愿派兵直捣日本，断其后路。15世纪后期，汀州人谢文彬曾在暹罗朝廷任坤岳（即宰相）职，移居暹罗的中国人也很多。清朝与暹罗关系密切。自顺治九年（1652年）首次遣使“朝贡”，此后，有清一代，使节来华达四十余次，清政府对暹罗使团友好接待，“贡使所带货物，听随便贸易，免其征税”。
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都处在中西海上交通的要冲，汉武帝时，随着中国人民在南部海上航行的发展，便和东南亚各国及印度发生了海上交通的联系。从两晋南北朝至唐宋，马来半岛上的各国都和中国有密切的来往。15世纪初在马来半岛建立的满剌加王朝和中国明朝的关系尤为密切。明朝时，两国使臣往来不断。特别是从1411年至1433年，满剌加有三位国王先后五次访问中国。满剌加国王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411年（永乐九年），代表团人数达五百四十多人。明成祖举行盛大宴会表示热情欢迎。满剌加国王辞别时，明成祖赠给满剌加国王、王妃、国王的子侄、陪臣等大量礼物。郑和下西洋的舰队得到满剌加的大力支持。郑和曾在满剌加修建仓库，储存货物。从马来半岛各地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是宝石、象牙、犀角、香料和锡块。中国运回的货物主要是丝织品、瓷器和铁器。新加坡博物馆现仍保存有中国明朝的遗物如瓷盘、古钱等。
印度尼西亚的考古学家在印尼各主要岛屿如苏门答腊南部、爪哇西部和加里曼丹东部都曾发掘出许多汉代陶瓷的残片。后汉史家提到印度尼西亚古国叶调与东汉政府的联系。公元131年（顺帝永建六年）“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这充分说明两国人民最迟在汉代已经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友好联系。5世纪初东晋高僧法显从斯里兰卡经海路回国时，到过印尼境内的耶婆提国（应在爪哇岛上）。法显在耶婆提住了五个月，然后从这里坐商船回国。在法显回国之前，两国之间早已有商船来往，而且通常是50天便到广州。
隋唐时，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唐书》（卷四十三下）辑录了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即从广州出发，经海南岛，沿越南东海岸南航，即可抵达现在的新加坡海峡。海峡南岸是佛逝国。从广州到佛逝国只需20天左右。唐代中国和佛逝国及诃陵国的海上交通以及商人往来频繁，佛教僧侣的来往与外交使节的联系都要乘坐各国商船。南宋周去非所着《岭外代答》（1178年成书），详细记载了三佛齐和阇婆两国商人来中国广州和泉州的路线。赵汝适在所着《诸蕃志》中也说从泉州出发只要月余即到阇婆。元朝时两国的贸易范围比以前更加扩大了，印尼的许多地区都和中国发生了经济联系。印尼的摩鹿加群岛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据考证即始于元代。元朝对外贸易繁盛时期专管外商贸易的市舶司多至七处，这些机构的所在地是在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宁波。明朝郑和下西洋时，先后跟随郑和前往东南亚各地的中国水手、工匠、士兵及其他人员，他们回国之后把在各国的见闻转告国内的人民。跟随郑和出使的费信和马欢分别写下了《星槎胜览》和《瀛涯胜览》两部着作，记录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来往。
中国同印尼境内古国的使节往返，根据各种材料不完全的统计，爪哇和苏门答腊古国中从公元132年初至1499年以叶调、阇婆达、诃罗单（呵罗单）、诃陵、末罗游（末罗瑜）、室利佛逝（佛逝、尸利佛誓、佛誓）、阇婆、三佛齐、爪哇等国名称遣使中国共约七十多次。爪哇和苏门答腊两岛以外的其他印尼古国还没有计算在内。
随着中国与印尼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使节的来往，文化上的接触与交流也更加扩展了。唐代的高僧义净前后在印尼留居十年以上。他所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对东方各国文化交流以及研究印尼历史都有重要价值。义净记载了唐僧会宁与印尼僧人智贤（若那跋陀罗）合译佛经的事。会宁是中国成都的僧人。他于7世纪60年代曾在爪哇岛上的诃陵国住了三年，和当地高僧智贤合译了《阿籍摩经》的一部分。后来会宁委托另一唐僧运期将这一佛经送回长安。成为两国中世纪文化合作事业上有明确记载的良好范例之一。
中国的重要发明和生产技术也传到了印尼等国，陶瓷和丝织品在汉代已传到印尼，养蚕织丝技术据说在唐代已传至印尼。《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载，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七月，唐玄宗给室利佛逝国王的使者“赐帛百匹”。当时来往于两国之间的商船较多，商人贩运丝绢为数一定不少。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阇婆国条便说当地“亦务蚕织，有杂色绣丝”。中国纸张早在7世纪就由义净带到了印尼。16世纪中国商人把纸张运到印尼，使印尼人民不再用尖刀和树叶来书写，这对印尼文化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诸蕃志》和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有关印尼各主要条目的记载，可以看出中国丝绢、青白花碗等瓷器、漆器在宋元时不断运往印尼。明朝的马欢也说爪哇人最喜欢中国的青花瓷器。印尼各岛的木棉和棉布在中世纪不断运到中国，为中国人民所喜爱。在长期经济来往中，印尼的各种香料植物如龙脑香、沉香、丁香、龙涎香、冰片等陆续运到中国，丰富了中国的药物和食用香料。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先后侨居印尼等国，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对印尼等国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在中世纪就作出了重要贡献。
菲律宾出土的中国唐宋的瓷器，说明唐宋时，中国和菲律宾的经济来往已很密切。《诸蕃志》、《岛夷志略》、《元史》、《明史》都记载了现今菲律宾群岛范围内的一些地方。《明史》记载菲律宾多次派使臣来中国。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的东王、西王和峒王亲自率领家属和臣僚等来中国，代表团人数多至三百四十余人。《明史·吕宋传》记载华侨潘和五等250人不堪西班牙殖民者压迫虐待，夜晚起义杀死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及西班牙殖民者多人，使西班牙掠夺计划破产。此后华侨和菲律宾人民多次并肩战斗，给殖民者以沉重打击。继明代以后，清朝与苏禄国仍保持密切的外交关系，自1726年（雍正四年）至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三十余年间苏禄国先后十次遣使访问中国，清廷对其朝贡使节“所带土产货物，听该夷照例贸易，免征关税”。
唐宋以后，中国同南洋一带的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留居南洋各地的华侨逐渐增多。南宋灭亡后，闽广一带农民，困于生计，逃避苛政，不断移居南洋。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以前，苏门答腊的旧港，爪哇的杜板、新村、苏儿把牙（泗水）等地已有不少华侨。15世纪中叶，明朝政府停止官方的远航活动以后，民间出海的船队仍未中断，不少华人到南洋经商或定居。15世纪后期，还有很多华人移居暹罗。16、17世纪之间，闽粤农民移居南洋的日益增加，到印尼和菲律宾的人尤多。南洋华侨大都从事农业、手工业和采矿业，传去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对于南洋的开发很有贡献。
三、古代缅甸和中国的交往
据《唐会要》骠国条称，魏晋之间有人写书，说永昌（今云南保山县北）西南二三千里有骠国。隋唐时，骠国和中国地方政权南诏的关系很密切。《资治通鉴·唐纪》称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骠国“闻南诏内附而慕之，因南诏入见，仍献其乐”。《新唐书·骠国传》记载骠国国王雍羌派使节难佗访问中国，随行的歌舞团中，乐工共35人，带来乐器32件，演奏了12支乐曲。
这些缅甸音乐家在唐朝宫廷演奏，得到很高的评价。文人学士如白居易、元稹等纷纷写诗歌颂骠国音乐，一致赞扬乐曲优美。与此同时，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亦多。中国南诏拓建东城（今昆明）时，有数千骠国人参加修建。许多缅甸人长期定居云南。
1044年，骠国王族阿奴律陀做了缅甸蒲甘王朝国王以后，中缅两国关系更为密切。阿奴律陀曾亲自到云南大理求取佛牙，受到中国大理地方政权的款待。大理王送给阿奴律陀一尊碧玉佛带回缅甸。阿奴律陀的儿子江喜陀在1105年（宋徽宗崇宁四年）派缅甸佛教僧侣把珍贵礼物——大象赠给大理。第二年，缅甸使节和佛教僧侣又随大理的代表访问宋朝，备受款待。1156年，缅甸遣使向宋朝赠送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三卷。宋朝回赠了金剑、绣衣等礼物。唐宋时代，中国的寺院建筑和壁画艺术等对缅甸影响颇大。两国之间联系密切。宋朝对蒲甘的使节很重视。
中缅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可上溯到西汉，唐代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缅甸的木棉、玻璃罂（容器）、瑟瑟（绿宝石）是运来中国的主要商品，中国运往缅甸的货物则以丝绸为主。13世纪时，中缅之间的玉石贸易扩大。缅甸从中国聘去大批开采玉石的工人开矿，大量缅甸玉石运入云南加工后，制成精致的装饰品再在中国销售。当时云南的珠宝玉石商人在缅甸开设店铺百余家。中国封建统治者本来禁止铜铁输出国外，中国商人还是把铜锣、铁锅、剪刀等日用品运入缅甸，成为畅销品。缅甸的八莫城成为中国明朝时中缅贸易的一个中心。长期密切的经济来往，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中缅两国在音乐、舞蹈、戏曲、象牙雕刻、漆器以及佛教美术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