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置疑，嵇康就是这所谓“竹林七贤”中的灵魂人物。不过，在我们细述“七贤”的遗事之前，我们还需了解一下其尊号的来历问题。
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起码在嵇康当时还没有这个名号。据东晋史学家孙盛（约302-374年）其所著《魏氏春秋》中的记载：“（嵇）康内居河内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陈留阮咸、琅邪王戎友善。常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这可能就是关于“竹林七贤”名号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出处，而后世又据此极尽附会之能事。虽然早自东晋以来就不乏有人怀疑此名号来历的真实性，可是由于这段佳话编织得美妙传神及其流传之广泛，渐渐的使得它作为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在后世人们的心底扎下了根。
现代史上，以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们又重新考究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概言之，所谓“竹林七贤”者，即取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实与东汉末年三君八厨八及等名同为标榜之义。迨西晋之末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而且他还在自己的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竹林七贤”名号的出处可能源于东晋名相谢安的一句玩笑话（《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当然，陈寅恪也只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个猜想，并非完全确证。倒是循着这个轨迹，《嵇康评传》的作者童强先生也更进一步指出：“嵇康与刘伶、阮咸、王戎三人的交往均缺乏较直接的证据”，言下之意，可能实际上嵇康与刘伶、阮咸、王戎等三人的其中之一、之二或者全部根本就不认识，起码可能根本就是素未谋面，因此无所谓什么“竹林之游”。而《晋书·王戎传》中记载王戎所谓“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则可能系后人比附之语。这个历史的纯粹真相问题是比较使人迷惑的，尤其两晋以后的文化环境也和我们今人爱谈名人“八卦”异曲同工。
总之，不管怎么说，“竹林七贤”名号的出处问题肯定是值得怀疑的，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竹林之游”早已超出了它自身所能具有的现实生活意义，而成为中国士人精神理想的一种最为雅致的寄托和象征。
然而无论这七个人是否曾一起在竹林纵酒狂歌，“竹林七贤”都已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人格。这种文化人格的形成，又恰恰有赖于“竹林七贤”所处的非常特殊的时代——而它也同时是比较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时代——三国（魏晋）时代。
那个时候，政治上相对混乱，持不同政见或者阵营不同的士人常因政治斗争的不测而遭打击以至被杀，因此使得很多士人本来饱满的政治热情受到严重抑制，竹林七贤图，选自明代万历年间程氏滋兰堂刊本《程氏墨苑》，于云鹏绘。对于所谓“仕途”一时也竟寒了心。那么，丧失了政治进取精神的士人们又该怎样消遣和寄托理想呢？于是，在忘情于山林之外，一个时代特殊的精神思潮——“玄学”也就蓬勃兴起了。严格说来，虽然“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等也被后人认为是名副其实的玄学家，可是他们与王弼、何晏这样的较早期“本体论”玄学家还是有根本不同的，他们更加强调自然（物质）精神，也更加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处境，其中阮籍还是当时最早推崇《庄子》为“三玄”之一的思想家，这个影响应该是深远的。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中就说道：“汉朝人很少把老子和庄子并称，他们只说‘黄老’不说‘老庄’。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们就把老子和庄子并称，他们只说‘老庄’，不说‘黄老’了……王弼、何晏本来已经把《周易》和《老子》作为玄学的经典，阮籍又加了一部《庄子》，这三部书被以后的玄学家们称为‘三玄’。”
然而，这同时也是一群看上去不问世事、而其实非常关心世事（政治）的特殊人群，他们高超的文化素养及旷适不群的胸怀，使得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时人的莫大关注，而正因为他们还不能真正将人事忘怀，而社会影响又那样大，因此一旦言行上与当时的统治者产生抵触，其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而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是促成悲剧的一大主因，“曹、司马两派明争暗斗，都在忙于应付对手，无暇顾及局外人。这些士人不与世事，退处山林，不会触犯两大势力集团的利益，在当时也就没有什么危险了。然而，司马氏专权之后，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童强，《嵇康评传》）
于是，耿直放逸、任情不屈的嵇康就渐渐成为司马氏集团首要选择的打击目标。于此，嵇康之死也就为一个意气张扬、浓墨重笔的风流时代涂抹上了一层凝重的悲壮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