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在酒楼上》
《在酒楼上》作于 1924年 2月 16日，同年 5月 10日发表于《小说月报》 15卷 5号，署名“鲁迅”，后收入《彷徨》。《在酒楼上》堪称一篇内容“深切”，形式“特别”的小说。它创作于“五四”落潮之后，这时的鲁迅经历了新文化阵线的分化以及与弟弟周作人的分裂，但他并没有沉浸于一己的苦闷和孤独之中，相反以更加“忧愤深广”的笔触去探寻和思索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历史命运。
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漂泊的“我”与同窗旧友吕纬甫在“一石居”酒楼上不期而遇，吕纬甫调侃了自己平庸无聊的近况，并细细地讲述了两件奉母命而为的小事：为三岁的亡弟迁葬；给邻家女孩阿顺送剪绒花。这两件事情都是鲁迅亲身所经历过的。真实生活中的鲁迅曾有一个四弟六岁夭折，小说中鲁迅引用了这一真实细节，但年龄改为三岁死掉，为亡弟迁坟是鲁迅人生经历中的痛。
鲁迅小说的创作基调“忧愤深广”，在这里得到了艺术的诠释。这篇小说无论是对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探讨的独特构思，还是对人物灵魂揭示的深刻，对写景状物的精当与细腻，均极富鲁迅的才思与风骨。所谓鲁迅气氛中的“气氛”，周作人有一种说法，叫做“气味”。在《〈杂拌儿之二〉序》里，他这样写道，写文章要追求“物外之言，言中之物”“所谓言与物者何耶，也只是文词与思想罢了，此外似乎还该添上一种气味。气味这个字仿佛有点暧昧而且神秘，其实不然。气味是很实在的东西，譬如一个人身上有羊膻气，大蒜气，或者说是有点油滑气，也都是大家所能辨别出来的”。因此，所谓“鲁迅气氛”，主要是指鲁迅的精神气质在小说里的投射。
著名学者钱理群认为，鲁迅的精神气质与其故乡的浙东文化以及中国历史上的魏晋风骨、魏晋风度等，都存在着精神联系。王瑶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在这方面做过探讨，他在《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指出，《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的魏连殳的塑造，跟鲁迅对魏晋时代的某些人物的看法有类似之处。他强调吕纬甫性格中的那种颓唐、消沉，他的嗜酒和随遇而安，都类似于刘伶；而魏连殳则具有一种嵇康、阮籍似的孤愤的情感。
《在酒楼上》开头关于深冬雪后的微雪、废园、酒和文人的描写，以及那懒散、索然、凄清的气氛和漂泊感，正是魏晋时代的气氛，也是鲁迅对现实的感受。从吕纬甫为亡弟迁坟和给邻居阿顺姑娘送剪绒花的两件小事中，我们能体会到鲁迅和魏晋文人的相通：表面上放达不羁，实际上却掩饰不住对逝去的生命和已在的生命深情的眷恋。
二、富有鲁迅精神气质的人物形象
吕纬甫和“我”是《在酒楼上》塑造最成功的两个知识分子形象，也是最富于鲁迅精神气质、折射鲁迅思想深度的人物形象，这两个人物立体地、多角度地反映了 1924年鲁迅精神世界的互相辩难的艰深之思。
吕纬甫是一个在思想上和言行上都充满矛盾的典型的“五四青年”。他曾是热衷于社会改革的激进者，而今却成为了一个麻木平庸的消沉者。他对自己的“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尴尬境况一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又充满无力摆脱的无奈；他为自己背离了原来的理想的软弱与不彻底而自惭形秽，同时他又尽心尽力地做着“等于什么也没有做”的无聊事情。在吕纬甫迂缓、衰瘦、颓唐的外表下，也有其光彩的一面，“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吕纬甫的青春时代也曾像废园的赫赫如火的山茶花一样灿烂耀眼。在“无聊”的为亡弟迁坟的琐事背后，我们看到他浓浓的手足亲情以及对已逝和尚存的生命的无比眷恋。在“我”期望的神情下，可以体味到他自讽自责、惶惶不安与心存感激的真诚。在为邻家女孩真心祈福：“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的叙述里，我们更加理解了他的人性关怀与人生理想。
“我”也是一个动人的形象。在“我”懒散、意兴索然的外表之下，包蕴的是如废园老梅一样坚贞不屈的意志，如山茶花一般“愤怒而且傲慢”的人格，如晶莹的积雪那样高洁而坚定的信仰。小说以“我”与吕纬甫的对话谋篇构思，艺术上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在“我”的审视下，吕纬甫不断进行着自我反思、自我审问与自我否定。“我”也梳理了心绪，从酒楼上下来，虽然“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我”尽管仍然感到孤独，也深知身陷现实“不定的罗网里”，但“我”却坚定地走向了与吕纬甫相反的方向。“我”与吕纬甫两颗心灵的互相撞击、交流，折射出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现实之痛与未来之思。
学术界对《在酒楼上》的潜在作者、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吕纬甫是鲁迅投射了反思和批判目光的人物，而小说叙述者‘我’则更多地代表了鲁迅的立场，……吕纬甫的声音是作者力图压抑甚至摆脱的声音。”第二种意见认为，“吕纬甫的声音可能比小说叙述者‘我’
更代表鲁迅心灵深处的声音……从而‘我’与吕纬甫之间呈现为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这可以看做是作者两种声音的外化。”
两种意见都能自圆其说，都有道理。相对而言，前一种意见比较传统，后一种意见则更为现代。实际上，我们不必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方法，可以把这两种观点综合起来理解，在这两种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与吕纬甫可以说是鲁迅自我精神历程的某种折射，是两个不同的鲁迅。类似的情况在文学创作中是极为普遍的。郁达夫曾说过，小说都是作者的自叙传。鲁迅也说过，“我就是魏连殳”。《铸剑》中的人物“宴之敖者”用的就是鲁迅自己的一个笔名“宴之敖”。关于吕纬甫的那段外貌的描写：“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就可以看做是鲁迅的自画像。而“我”在现实中的懒散无聊与骨子里的坚韧无私的绝望与期望的矛盾心态，正是鲁迅曾经经历的心灵写照。不过“我”与吕纬甫又决非鲁迅的全部，他们在酒楼上的不期相会和思想交锋，只是鲁迅精心安排的一个艺术的虚构，鲁迅是站在“我”与吕纬甫之外的那个痛苦的寻梦者与思想者。
三、精彩赏析
1.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在酒楼上》关于“废园”和“老梅”的描写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我们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这里其实有几个人格化的意象；这段描写在文中独具匠心，且与其他段落具有或明或隐的呼应互衬的作用。
这个经典段落其实有三个人格化的意象：老梅、山茶花和积雪。这些都是“我”的独立品格与独立意志的象征，也反衬了随后出场的吕纬甫今日的软弱和不彻底的劣性。这是艺术的曲笔，是全文的神韵。它也与后面的一段文字形成呼应：“窗外沙沙的一阵声响，许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枝山茶树上滑下去了，树枝笔挺的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天空的铅色来得更浓，小鸟雀啾唧的叫着，大概黄昏将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寻不出什么食粮，都赶早回巢来休息了。”寄予了作者对现代知识分子以独立人格和独立意志与桎梏重重的生存境况相抗衡的期望。这样的描写有助于深化题旨，更有助于形象地再现人物的品格。“老梅”“山茶花”是“废园”的魂魄，是小说中灰暗、颓败“故乡”氛围里最浓墨重彩的亮色，是生机和活力的象征。
2. 他有一个女儿叫阿顺，你那时到我家里来，也许见过的，但你一定没有留心，因为那时她还小。后来她也长得并不好看，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
这一段是关于阿顺姑娘的外貌描写。阿顺的眼睛“如夜的晴天”是她心地纯洁善良美好的描画，也是黑暗现实中令人动容的理想写照。阿顺是“梦的痕迹”，是“梦中的女孩”，她与现实格格不入，阿顺的纯净心灵与这里的不明净甚至残酷的环境形成鲜明反差。她是废园中明净的亮色和记忆中的温暖。尽管吕纬甫“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但是阿顺的现实却是不顺和不幸的。阿顺因精神绝望白送了性命，她的想象绝望衬托了吕纬甫的现实绝望和精神苟且。纯美的阿顺与她鬼样的妹妹阿昭、恶狠狠的弟弟以及无赖伯伯形成对照，最终被这个低俗污浊的环境所扼杀，成为一种可遇不可求、可望不可即的至美的追求和诗意的悲凉。
3.“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这是吕纬甫自省自嘲的经典描写，是不同于以往敏捷精悍的吕纬甫的现状与精神的形象刻画。“小圈子”是他尴尬无奈处境的写照。吕纬甫是一个思想与言行充满矛盾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曾经心怀高远，热衷社会改革，激进愤争，如今却麻木平庸，消沉颓唐。吕纬甫对自己既有着清醒的认识，又充满现实的无奈；他为自己像蜂子和蝇子一样飞了一圈，又陷入平庸无聊的现状而自叹自嘲。
附：相关评论
1.小说中的“我”与“吕纬甫”确实都有鲁迅的身影，但他自己是站在“我”与“吕纬甫”之外的。而读者读这篇作品，却会因自己处境的不同而引起不同的反响：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坚守者”，你可能会为吕纬甫的自我谴责感到震撼；如果你是个“漂泊者”，小说中“我”的“客子”感就会引起你的共鸣，你也可能对吕纬甫陈述中掩饰不住的普通人生活中的人情味、生命的眷念感顿生某种羡慕之情。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个人的体验来感受这篇小说，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样，读者也就参与到小说的二重声音的驳难之中。鲁迅将一个大的想象空间、言说空间留给了读者，这是一个开放的文本，这也是鲁迅小说的魅力所在。
钱理群：《“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读〈在酒楼上〉〈孤独者〉及其他》，鲁迅作品十五讲（第四讲“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倘若我们注意到吕纬甫之“旧日的梦”也即其早年理想主义追求的代名词，那么送剪绒花一事则恰恰隐喻着“旧梦”对“传统”给定的生存方式的最后力争。它表达着吕纬甫对“梦中的女孩”的最直接、最诗意的献礼，尽管最终衍为献祭。
张直心：《“梦中的女孩”——鲁迅〈在酒楼上〉细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 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