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来，由巴克莱资本公司创造的新词“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正在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词。它被用来代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核心内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而早在2010年，英国著名政经杂志《经济学人》曾推出一个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克强指数”，同样以李克强的名字命名。该指数是三种经济指标：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的结合，自推出后，得到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众多国际机构认可。
“克强指数”的由来及计算公式
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2010年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受李克强谈话启发，将李克强所言的三项指标予以综合，带入一个程式，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克强指数”。“克强指数”是三种经济指标：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贷款发放量的结合。该杂志认为，克强指数比官方GDP数字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
在花旗银行编制的“克强指数”中，铁路货运占25%，银行贷款占35%，用电量占40%。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把GDP增长速度和这三个指标增长速度间建立一个模型，来对比拟合程度。在这三个指标里，用电量是影响经济走势的最重要指标，之后是银行贷款和铁路货运。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饱受诟病，“克强指数”显示出一名高层决策者的清醒、实在，也展现出他的专业功底和专业精神。李克强的专业精神，既来自系统的学术训练，也来自从工业、农业两个大省再到中央的实践磨炼。
“克强指数”更能精确地反映经济现状——现代工业生产与能源消耗密切相关，故而“耗电量”的多少，可以准确反映中国工业生产的活跃度以及工厂的开工率；铁路作为承担中国货运的最大载体，故而“铁路货运量”的多少，既能反映经济运行现状，又可反映经济运行效率；而对于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高达84%的中国而言（银行贷款又占到中国间接融资的绝对大头），故而“贷款发放量”的多少，既可反映市场对当前经济的信心，又可判断未来经济的风险度。
“克强指数”反映经济现状的精确，不仅体现在上述三个指标更切合中国经济特征，还体现在具体数据的易于核实上。与GDP的统计相比，由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涉及电网、铁路、银行的具体业绩核算，与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关系不大，也近乎没有作假掺水的空间和动机，故而所取得的具体数据更为真实，同时也更真实反映经济的走势。
除此之外，通过耗电量权重占比高达40%的“克强指数”，还可以减少对宏观经济的误判。中国经济的“数字增长”，很大程度上由行政主导式的投资刺激所导致，但是，行政主导投资在牵涉“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两个指标较多的同时，却与权重占比最大的“耗电量”牵涉不大，故而“克强指数”对经济状况的反映亦更为客观。
“克强指数”传达出一个很积极的信号，中国的决策者不再依赖某个单一表面数据，他们在研究经济的内在动力、组织结构，通过这些更细微、更专业的观察，能够更好地把握未来经济的走向。
2012：“克强指数”透视的中国经济现实状况
我们就“克强指数”中关键的三个指标与内地各省（区）市的状况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
“克强指数”透视之一：新疆发用电量增幅稳居全国第一，GDP排名前移10位
在“克强指数”中，工业耗电量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工业生产的活跃度以及工厂的开工率，即使在某些时候，经济增速与用电量并不同步。例如，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仅5.5%，增幅创2008年经济危机后4年来新低。分产业看，用电占比超过70%的第二产业用电大幅回落，其中重工业同比增速从2011年的12.4%回落到3.8%，轻工业同比增速从9.3%回落到4.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2012年10月份以来用电量情况开始持续好转，传递出经济复苏和回暖的信号。从分省区的用电情况与经济增长对比来看，2012年新疆用电量增幅稳居全国第一。其中1—11月新疆工业用电增长34.7%，重工业用电量增长了37.2%。与之对应的GDP增长12.95%，高于全国4.2个百分点。排名前移12位，居全国第11位，西部排名前移5位，居第8位。
2012年，贵州以13.6%的经济增长率与天津一起并列第二，而其工业用电量增速也达到了9.45%。相关资料显示，2012年全国两会的贵州代表团团组开放日活动上，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栗战书会同国家电监会、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财政部等部门有关人员一起回答媒体提问，所讲到的第一个数据就是2012年1—2月，贵州省的用电量增长了9.5%，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了14.4%，比上年同期提高13.9个百分点。2012年年终交卷，贵州以13.6%的经济增长率并列排名全国第二。而在2012年年中，贵州还专门召开工交生产紧急调度电视电话会，省市县联动采取工业扶持措施，鼓励企业放心用电，每月省市县共计支出的补贴资金接近8000万元，其中省级资金达到5500万元左右。
当然，工业用电量也并非童叟无欺。从2012年用电量增速排在后三位的看，湖南、吉林和重庆三地区2012年工业用电量分别为810万千瓦时、122.42千瓦时和469.39万千瓦时，三地工业用电量增速分别下降了0.3%、0.76%和1.1%，但是2012年三地区的GDP呈现出增长态势，分别为11.3%、12%和13.6%，排名分别位列第17位、第10位和并列第2位，也表明“工业用电量增幅”这个指标存在的局限性。
从近几年的经济情况看，“克强指数”中把用电量作为经济走势以及GDP的晴雨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专业人士也常以此判断真实的经济增速。例如，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年底，中国内地的用电量明显地传递出了经济复苏的信号，“从没有像2009年2月份这样，它的发电量和用电量数据被翘首以待”（《21世纪经济报道》2009/2/24），这是因为，一般而言，电力需求增长0.85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就增加1个百分点。当时的数据显示，在正面迎击危机的中国经济最繁荣地区的江苏、上海以及工业大省辽宁，用电量同时出现逆转，而这刚好是中央4万亿投资第一批1000亿下发的紧急实施阶段。
或许用电量反映增长的真实含义，还需进一步从经济的结构中寻找，尤其是当我们用GDP数据衡量整个经济产量时，必须明白，一些经济行为比其他行为可能对能源更为敏感。因此，这些年来，学界对于电力是否是经济晴雨表的写照的看法一直存在质疑。相关数据的实证也显示，中国1997年、1998年GDP增长分别为8.8%、7.8%，而电力消费增长分别为4.4%和2.8%，这甚至使人们对“GDP是影响电力需求的决定性因素”产生了怀疑。同时，由于GDP构成要素中的投资、消费、进出口等对电力消费有不同的影响，因此直接根据GDP总量和电力消费之间的电力弹性系数来进行电力需求预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换句话说，用电量作为GDP指标的作用或许不能高估，“电力消费和GDP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紧密”（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Louis Kuijs）。
事实上，在目前的实践中，还有很多指标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情况。其中包括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钢铁产量、经合组织先行指数等指标。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甚至曾经用挖掘机和轮式装载机的销量来作为中国经济的先行指标。但无论如何，用电量增幅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作为经济复苏的强信号，其意义已经不可替代。
“克强指数”透视之二：铁路货运量是个硬指标
铁路作为承担全国货运的最大载体，“铁路货运量”的多少，既能反映经济运行现状，又可反映经济运行效率。2012年，全国铁路货运量达39.04亿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0.7%；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8%，增速较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
从各地的数据来看，2012年甘肃、辽宁、河北铁路货运量分别较上年增长17.89%、7.1%和4.2%，GDP增速分别为12.6%、9.5%和9.6%。2012年甘肃GDP增长12.6%，GDP增速排名第6位，较上一年提高10个名次，2011年甘肃铁路货运量为0.54亿吨，同比增长8.71%，当年GDP增速为12.5%。但从整体货物运送量来说三省份的货运量总体均偏小，显示经济总体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辽宁2012年铁路货运总量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增长7.1%），GDP增速为9.5%，较上一年下降2.6个百分点，排名由上一年的第20位下降至第26位。
另外，湖南、河南、北京、内蒙古四地的铁路货运量相比上年，均出现下降趋势，且降幅均超过10%，其中内蒙古降幅最大，达到19.2%，2012年内蒙古GDP增长11.7%，增幅较上一年下降2.6个百分点，排名由第5名跌至第13名。2011年内蒙古铁路货运量达到5.3亿吨，增长12.8%。
除了铁路货运量这一重要指标外，另外还应该和港口、民航等货运量因素结合加以考虑。比如，从港口吞吐量来看，海南、辽宁、福建港口吞吐量增幅均超过10%，分别达到了16.9%、13%和11.8%，但是从运输总量来看稍显逊色，不及江苏、浙江、广东。2012年，江苏、浙江、广东三省份港口吞吐量分别达到了19.5亿吨、13.2亿吨和14亿吨，分别较上年增长8.2%、7.8%和5.3%，作为外贸大省，港口吞吐量的增加显现出外部经济环境向好，在此影响下2012年江苏、浙江、广东三省份外贸出口额分别达到了3285.4亿美元、2245.7亿美元和5741.36亿美元，同比增长5.1%、3.8%和7.9%。
“克强指数”透视之三：新、琼、青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增幅超20%
对于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高达84%的中国而言（银行贷款又占到中国间接融资的绝对大头），“贷款发放量”的多少，既可反映市场对当前经济的信心，又可判断未来经济的风险度。数据显示，2012年共有12地区的中长期贷款额增长超过10%，占总数的38.7%，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新疆、海南、青海的增幅超过20%，分别达到了23.4%、22.1%和20.6%，其GDP增长分别为12%、8.7%和12.3%。2012年，新疆中长期贷款4635.42亿元，增长23.4%，较上一年回落5.1个百分点，GDP增长12%，增速与上一年持平，排名由上一年的第23位升至第11位。
另外，金融机构贷款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各地数据显示2012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涨幅介于8%—25%。而各地民营经济也显现出应有的活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成为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
2013：“克强指数”折射出的中国经济四大问题
问题一：“克强指数”与中国经济的隐忧
通过前面的分析比较发现，“克强指数”中的三个指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当前国内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情况。但是也有专家表示“克强指数”有两个可以改进的地方：第一，是用电量，指数中主要反映的是工业的用电量。而农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并没有反映出来。如果中国经济整个服务业占的比重提高，那“克强指数”中用电量的权重需要变得比较小。第二，从银行贷款来讲，因为现在整个中国融资里面，银行贷款只占50%。所以完全用银行贷款来反映信贷存在低估的可能。用社会融资可以替代银行的贷款增长，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社会融资没有余额数据，所以需要有一个对余额的估计。
无论“克强指数”是否如媒体所说的那样能够更好地反映出中国经济当前的运行，抑或是需进一步改善，“克强指数”都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去无限接近真实、客观地衡量中国经济的运行与发展。
例如，2013年是中国新一届领导的执政元年，但中国经济却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下行通道。同时，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又异常凸显，加之财政金融领域多种风险隐忧叠加，令外界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忧心忡忡。那么中国政府会再出类似2008年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政策吗？答案是否定的。2013年5月13日，李克强总理已明确指出，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实际上，市场机制本身对经济运行具有自动调节作用，是能够调整一般性经济活动的。如果过多地依靠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风险。根据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三个指标绘制的最新“克强指数”走势图，可以发现“克强指数”领先于GDP和工业增速约两个月，其波动性大于GDP和工业增速。
而继5月疲软的宏观经济数据发布后，2013年6月的由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银行中长期贷款三大权重构成的“克强指数”也创下了年内新低。
工业用电量可以准确反映中国工业生产的活跃度，以及工厂的开工率，2013年4月，工业用电量环比负增长。虽然同比增速较3月上升4.4个百分点，但若按照日均用电量计算，同比仍是负增长。工业疲软之势尽显。
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企业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余额26.69万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比上年年末高0.7个百分点。4月中长期贷款新增加4061亿元，其中，4月对公中长期贷款仅增加1750亿元，比上月少增780亿元；对公短期贷款仅增加了536亿元，较上月大幅下降；票据融资增加了1687亿元，较上月多增了504亿元。
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对公中长期贷款持续低迷，前4个月，中长期贷款在对公贷款中的占比分别为52%、57%、37%、42%。对公中长期贷款持续低迷反映了实体经济复苏缓慢，企业对未来盈利预期不好。
铁路货运量也在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完成99074万吨，较上年同期减少787吨，同比下降0.8%左右。而4月铁路货运量同比降幅达6.5%，业内人士称，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不断加大，全年铁路货运量不会有太大幅度增长。由于目前在中国铁路货运中，煤炭、石油、粮食等大宗物资占主体，仅铁路货运的煤炭就占全国煤炭的50%以上，中国能源消费又以煤炭为主，因此铁路货运量的变化会比用电量更快地预示经济的变化。
问题二：新兴产业也过剩
本轮产能过剩是在“产业梯度转移、技术升级换代”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所谓产业梯度转移，是说在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成本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地区竞争力和地区比较优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沿海地区的传统产业不具有地区比较优势，它必然会选择一个产业的梯度转移。所谓“技术升级换代”，是指新的技术要替代老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新技术产能和老技术产能同时存在的问题。因此，本轮产能过剩有不同于以往的三个特点。
第一，产能过剩具有全面性。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出现了过剩。2012年，以粗钢、水泥、电解铝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的产能利用率不足80%，而以平板玻璃、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利用率也不足70%。
第二，战略新兴产业面临财务危机。据有关部门估计，中国光伏产能利用率只有不到60%。与此同时，国内光伏产业正面临较为严重的应收账款和资金链的问题。2012年前三季度，41家光伏企业应收账款高达31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9亿元，增幅近三成。第四季度这一状况仍未好转。而受2012年光伏全行业寒冬影响，“重灾区”上游多晶硅价格一路下跌，2012年年底多晶硅报价一度跌至12.5万元/吨。全国大多数的多晶硅企业停产。2013年1月31日，江苏阳光公告，宁夏硅业生产成本严重倒挂，并已资不抵债，为此向宁夏当地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特别是尚德破产重组，业内担忧多晶硅行业或由“停产潮”转至“破产潮”。
第三，在治理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产业主管部门制定专项规划，解决各地政府主导的盲目发展、重复投资等共性问题，并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加以引导，同时，有关部委正在积极探索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指标监测体系，创设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预警机制，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问题三：制造业持续疲软困境
作为宏观经济重要先行指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5月制造业PMI为50.8%，较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该数据扭转了4月的下降态势。数据显示，4月PMI为50.6%，较3月下降了0.3个百分点。同时，和往年同期不同，该数据还出现了反季节性上升。但专家普遍对该数据持谨慎乐观态度。5月PMI呈环比上升，显示中国制造业出现温和回升迹象，但综合历史数据和其他指标来看，目前制造业的增长势头仍然疲软。
另据汇丰（HSBC）2013年6月4日发布的5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2%，创下8个月来新低并跌破荣枯线。值得注意的是，汇丰的数据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对比明显，官方数据反季节升至50.8%，为2012年4月以来次高位。
汇丰表示，官方和汇丰数字背离的原因有二：一是官方调查覆盖3000家企业，以大中型企业为主，而汇丰调查覆盖大约430家企业，并且更多覆盖中小企业，因此汇丰的数据凸显了中小企业目前的境况；二是从历史上看，官方数据经季节调整后较汇丰数据波动性更高，汇丰数据季调是基于X11季节调整方法，并将以往调整因素计入考量。
由制造业PMI指数分类指标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当前经济的基本运行态势是稳中回升。第二，中国宏观调控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这一轮宏观调控以质量为中心，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目的，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之中的比重。从生产指数来看，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行业的生产指数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这说明中国的经济运行质量在提升，宏观调控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出来了。第三，整个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增强，这点可以从库存指数上看出来。
微观经济基础支持中国经济向好的发展态势。在统计指数里面，大型企业、中型企业的PMI指数都延续或保持了回升态势，就是说实体经济主体企业的表现支持宏观经济向好的态势。但是小微企业在PMI指数上出现回落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改善，总体来看，小微企业PMI指数的下降，并不妨碍总体宏观经济向好转换的大格局。分地区看，东部和东北地区PMI分别为51.7%和51.4%，高于全国0.9和0.6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以上；中部和西部地区PMI分别为49.3%和49.1%，低于全国1.5和1.7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以下。
2013年以来，政府的一系列收紧动作对投资和消费都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复苏的动能也逐渐衰竭，从一季度至5月的数据看，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逐步增大。从目前来看，中央似乎暂无再次加速投资的意向，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有可能采取一些促进消费的措施，但整体经济仍面临继续出清过程。
问题四：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699万人，约占新进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的一半，比上年增加19万人，再加上还没有就业的21万2012届毕业生，就业压力前所未有。但一份来自对500家用人单位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计划招聘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接近15%。一面是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一面是就业需求缩减，大学生就业情况腹背受敌。
一项针对2013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同比下降9%；本科毕业生为35%，同比下降12%；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同比下降13%。
为切实掌握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引导和解决他们就业难的现状，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规定不得对求职者设置性别、民族等条件，招聘高校毕业生，不得以毕业院校、年龄、户籍等作为限制性要求，不得将毕业证书发放与高校毕业生签约挂钩。
同时，《通知》还明确了三个方向：一是结合经济发展开发就业岗位，尤其是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智力密集型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发展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拉动作用。二是鼓励各类企业吸纳就业，包括引导高校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同时引导国有企业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三是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发一批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进入2014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将达727万人。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特别是经济持续下行，中央已经下决心不再使用政策刺激经济的手段，相反，保就业这条“下限”要求我们必须寻求另外一种“刺激”，那就是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稳中求进特别是经济升级版的实现，让市场成为新的动力和引擎。用李克强总理的一个比喻，就和骑自行车一样，老在原地打转转是稳不住的，进才能稳得住，这个“进”不是要片面追求GDP增长，而是要考虑经济整体素质，通过依靠改革推进转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实现。要用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对稳增长、增后劲有双重作用。
2014：从“克强指数”到“克强经济学”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中国经济既有过去30多年奇迹般的成就，但又始终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忧患共存。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保持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明确了破解中国经济“三不”问题及深层次矛盾，仅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其中的关键在于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从“克强指数”到“克强经济学”，中国经济升级版获得媒体界和资本界的广泛关注。李克强这位师从厉以宁的首位经济学博士总理实践的是一套异于前人的经济学。以至于有媒体称，李克强的改革魄力唤起人们对朱镕基时代的记忆。
2013年以来，在中国经济走势依然不明朗的时刻，新总理李克强选择的是一套完全不同于前任的经济哲学。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克强经济学”的基调，那就是，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的轨道。该放的权坚决放开放到位，该管的事必须管住管好。这与朱镕基时代的改革一样，殊为不易。巴克莱（海外投行）在其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写道，“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抓其要义就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强化市场，强调政府与市场“换手”，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市场能办的，就交给市场，政府不越位、不缺位；放松管制，强调减少审批，尊重市场，尊重市场主体的选择，政府减少微观干预；改善供给，强调减税促进投资，完善福利制度，调整国内利益分配，国有部门向居民部门让利。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2013年7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广西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再次提出，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这与本届政府就职以来一直倡导的经济政策总体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表明中央经济政策从未改变。
地方债隐现、贸易壁垒增加、银行资金短缺……2013年的中国经济似乎困难重重。李克强就任总理后，面对严峻考验，在“百日新政”中，实行挤水分、调结构、简政放权、布局城镇化等一系列力促发展模式转型的举措。面对外界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极大关注，2013年6月28日，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外方代表时介绍，2013年以来，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物价水平、新增就业保持稳定。2014年全国两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仍有记者一再追问中央政府所能接受的经济增长的下限到底是多少。对此，李克强两次明确表示，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也难以增加社会财富，所以要有合理的GDP增速，而这个增速就是必须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使居民收入合理增长。
2013年全年的GDP实现了7.7%的增长，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平稳，没有出现所谓的“硬着陆”。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GDP运行在7.4%至7.9%的区间内，属平稳增长。至于2013年第二季度GDP增速较一季度稍有回落，他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这是经济结构转型期潜在生产率下降的一种客观反映；第二，国际环境仍然复杂严峻，世界经济总体上复苏缓慢；第三，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主动调控的结果。盛来运指出，尽管经济增速回落，但政府显然是意识到这种增速的适当回落是有利于调结构、转方式的，所以尽管在回落，也还是很冷静地坚持调结构、促改革。从长期来看，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2014年，中国经济形势依然困难重重，而且形势更加复杂。但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克强经济学”这一崭新航道。在分析中国时下正在经历的一系列考验，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应对举措，尤其是2014年全国两会确定的新思路之后，巴克莱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詹金斯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减速，但在“克强经济学”引导下，中国经济增长可以进入一个持续健康的中高速增长的新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