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发展，使总部经济、临空经济、智慧经济成为21世纪城市经济三大支柱。总部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中心城市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临空经济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高端资源全球化配置的产物。而信息数据引领的智慧产业开启了社会经济发展新时代。
总部经济：企业总部与加工制造基地在空间上的分离
总部经济通过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的聚集，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大城市结构升级和功能提升。其典型表现形式是企业总部与加工制造基地在空间上实现分离，总部日渐集中于中心城市。目前，中国总部经济主要集中于一线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并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强调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这种局面将呈现新的趋势。
跨国企业总部在机场周边地区布局成为全球趋势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全球性总部是其实现顺畅经营的神经中枢，需要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分支进行控制协调，因此，其要求的区位条件重点在于便利的空中交通条件，尤其是要临近大型枢纽机场，这样，跨国企业总部布局在机场周边地区便成为一种趋势。
在欧洲，跨国企业总部云集巴黎，带来了大量高质量的旅客和货物运输服务，使得巴黎机场服务地区创造了全国GDP的30%，戴高乐机场是该地区具有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维也纳机场具有与东欧地区的便利连接优势，这使该机场服务区成为包括可口可乐、爱立信、IBM、卡夫食品和麦当劳等许多跨国公司的东欧总部所在地。在亚洲，为吸引跨国企业亚太总部、物流企业总部，仁川机场在其临近的国际商务中心区建设了国际商务中心大厦和百货商店、购物中心、会议中心、高级宾馆等设施，并通过绿化、金融保险服务、娱乐休闲等设施和良好的制度环境建设，努力为入驻企业营造良好的办公和生活环境。在美国，达拉斯·沃特沃斯堡国际机场（DFW）服务区吸引的世界财富500强公司总部接近20家，促使机场业务量近年来大幅增长。
中国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行 京沪深居前三
2012年9月20日，在浙江宁波举行的“第八届中国总部经济高层论坛”上，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2012年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行榜，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天津、南京、成都、武汉、宁波总部经济发展综合能力位列全国前10名。北京（88.66）、上海（86.35）、深圳（75.81）和广州（74.27）四个城市，位居第一能级。成都排名全国第八和西部第一，宁波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综合得分为52分，排名第10位，较上年度提升1个名次，首次跨进排行榜前十。
总体来看，2012年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名主要呈现以下三大特点。一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总部经济发展引领全国。这4个城市稳居第一能级，是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竞争优势最明显的城市。二是区域性中心城市总部经济综合发展能力逐步提升。在国家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导向下，一系列区域性规划陆续出台和实施，推动了一批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创新能力、发展环境等方面均得到大幅提升，也带动了一批重大总部型项目的落地，发展总部经济的综合能力逐步提升。三是部分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特色竞争优势更加彰显。部分城市依托自身的优势资源，以吸引特定领域和特定职能的总部企业聚集，形成了城市特色竞争优势。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谭维克在论坛上指出，总部经济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模式，也是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于城市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总部经济通过企业总部和生产制造两块功能在空间上的再配置，实现跨行业、跨区域乃至跨国的资源整合，从而产生新的社会生产力。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集群发展，通过规模效应、产业带动效应、知识外溢效应等，加快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和综合竞争力。
不过，论坛认为，以北京总部经济为例，北京拥有的总部企业仍以国内企业为主，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较少，不仅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差距较大，与新加坡、中国香港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相比也有很大提升空间。上海所提出的“四个中心”中，包括国际金融中心，但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人才规模等方面仍无法和纽约等国际城市相比。
临空经济：高端资源全球化配置，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在当今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机场的建设成了每个大中城市所必需的硬件设备，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利用机场所带来的巨大客货运量产生的商机，如何为旅客们和客货运公司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支持。就国内来看，由于机场建设相对较晚，成熟的临空经济区尚在少数，关于临空经济的理论研究也尚在起步阶段。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临空经济对于区域经济的拉动是十分显著的，相关产业也集聚于园区内并形成产业集群，产生连带效应相得益彰。可以说，临空经济是继总部经济之后城市发展的又一新的经济增长极。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临空经济的本质是流量经济。21世纪城市经济有三大支柱，一是总部经济，二是临空经济，三是智慧经济，也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大数据产业。临空经济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高端资源全球化配置的产物，通俗地讲，就叫买全球，卖全球，这种全球高端资源集聚、辐射、流通、增长所形成的高附加值，正是流量经济的关键所在。
第二，临空经济的商业模式是临空产业体系或者叫现代服务经济体系。从狭义上讲，临空经济指航空经济加临空产业。但是，作为国际枢纽机场的临空经济，至少包括四个要素：一是城市要素，二是航运要素，三是商务要素，四是研发要素。这四大要素构成现代服务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中既有产业链，又有产业群，既包括航空产业，又包括非航空产业。临空经济最重要的支点是非航空产业。非航空产业是城市服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临空经济造就国际航运中心。目前，正在建设中的北京新机场定位为四句话，“世界枢纽、中国门户、区域引擎、美丽新城”，其功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制高点，背后是与国际航运中心配套的高端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北京新机场而言，这个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特殊，不仅要“三港”协同，就是首都机场、北京新机场、天津滨海机场三个空港协同作业，而且要“三航联动”，就是航空、航海加航天，更要“三位一体”，就是空地一体、港城一体、港域一体。
临空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从国外临空经济发展的情况看，临空经济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机场对于区域经济有两大主要贡献：GDP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据牛津经济预测（Oxford Economic Forecasting）估计，航空业的增长对英国经济产生的影响相当于3%的GDP增长值。根据被广泛应用的“拇指原则”，机场每年每服务100万顾客就要提供大约1000个直接工作，支持了大约2950个全国性职位，2000个区域性职位，1425个子区域职位。
中国临空经济在近些年来也呈现出了大步跨越的强劲发展形势，已经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北京市“十二五”规划，北京城南地区将规划建设“新航城”，即以首都新机场为核心规划建设新城，使之成为未来的洲际综合型交通枢纽。“十二五”时期，新航城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高端临空产业集聚，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和辐射带动力。与此同时，紧邻首都第二机场的河北廊坊市也在极力打造“临空港经济区”，2010年，河北省正式提出建设“环首都经济圈”，并将“临空港经济区”上升为河北省战略，成为河北省对接北京的重点工作。
国内外临空经济区在企业遴选方面的比较
国外的临空经济发展起步较早，所以在招商引资和企业遴选方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机制体系，对于区域的整体开发规划考虑得比较周全。在临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部门各自设立企业准入机制，借以优化区域的产业结构，提升区域的国际竞争力。在新加坡，樟宜机场通过设立樟宜商业园、新加坡机场物流园、樟宜国际物流园、新加坡白沙芯片园和淡滨尼芯片园吸引处于价值链顶端的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和区域化的本地公司，从而取代了新加坡普通意义上的工厂。这一措施构建起了一个国内外企业良好的交流沟通平台，能使国内企业得到很好的发展，形成了互惠共赢的局面。
临空经济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区域经济的增长，且由于临空经济区信息、技术的密集性，使得临空经济对周边具有较大的技术溢出、信息溢出，从而为城市带来部分新兴产业。国外对于本国的新兴产业发展给予了大力的保护和支持，在选择临空经济区入住企业的时候会优先选择那些本国的萌芽工业或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的实力可能并不很好，但临空经济区内一定也会有大型的跨国企业的入住，这样一来，通过这些大型企业的信息共享，业务外包等互通业务的往来，本国的小型萌芽企业就能在大型企业的带动下得到快速的发展。
然而，目前中国的临空经济区在企业的遴选机制建立方面仍不够成熟，有些区域甚至尚属空白阶段。以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区为例，其发展定位为“总部经济、虹桥门户”，在大力吸引外资，引入国际大型跨国企业总部的同时，相对忽略了对于中小型企业的关注，导致园区内大型跨国企业缺少相应的供应商和配套企业的支持，这个问题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下面将在“中国临空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分析”一节专门加以论述）
智慧经济：大数据时代夯实城市根基，加快城市智能化发展
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1年6月发布《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的研究报告，指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数据正成为与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相提并论的重要生产要素，大数据的使用将成为未来提高竞争力的关键要素。美国政府于2012年3月宣布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以提高对大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能力，增强国家竞争力。
客观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智能城市”在中国的发展将会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与实践。近年来，随着信息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根据已披露的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开建智慧城市的数量超过300个。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智慧城市投资总规模有望达到5000亿元。2012年12月，住建部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两个文件。2013年1月，住建部公布了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此举不仅标志着中国智慧城市发展进入了规模推广的阶段，也使得智慧城市的概念日渐明晰。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共90个，其中地级市37个，区（县）50个，镇3个，试点城市将经过3—5年的创建期，住建部将组织评估，对评估通过的试点城市（区、镇）进行评定，评定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一星、二星和三星。
目前，各地政府网站已经开发和积累了海量数据信息资源，但这些信息资源的潜能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如何开发利用这些信息资源，显著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与此同时，要加快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加快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无线宽带通信等新技术的发展，着力构建信息技术自主创新体系，在此基础上推动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深度融合。
三大支柱与中国城市经营战略选择
城市三大支柱经济发展趋势下的城市经营选择，并不意味着把城市的所有资源和资产都拿来发展总部经济、临空经济、智慧经济等。在不同的阶段，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因而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选取还会受到时间的限制，要根据阶段性特色，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保证经济模式与城市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相适应。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科学经营城市，要求政府把传统的由政府直接投资并组织生产的公共产品推向市场，实现从资产向资本的转化，为城镇化发展和建设积累资金，谋求滚动发展；同时，政府要推进社会公平，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经营城市的精髓在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政府成本。
近年来，中国正处在加快转型发展的城镇化过程中，许多城市大胆探索城市经营的方式、方法和切入点，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和经验。就其城市经营的理念和方式，主要有以上7种主要模式。经验表明，经营城市即使只在公共产品范围，仍然需要把握重点，找准难点，才有成功的亮点。现在不少地方经营城市的内容过于琐碎，比如把桥梁冠名权、广告发布权等都开列进去，这有可能导致“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城市经济发展是城市功能赖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物质基础。通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城市发展的冲击，更清晰地认识到城市经济的发展要强调综合协调发展。实践证明，越是城市功能单一化、产业体系非均衡、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的城市，所受到的冲击就越大。因为在面临强大冲击时，没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能片面追求所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而忽略传统服务业发展，以及简单抑制或排斥制造业的提升发展。同样，在城市国际化过程中，也不应片面强调增强对外服务功能，而削弱对内保障服务功能。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要培育复合性功能，不仅要增强要素资源大量积聚、流动、配置的服务功能，也要提升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还要具备为本地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与保障功能，而且这些功能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城镇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肯定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对国民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前提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来思考目前中国城市经济转型中，出现了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城市化持续推进背景下，随着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入，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和瓶颈，逐渐引起了专家和学者们的思考：一是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可持续发展观缺失，二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未形成良性互动，三是城市经济产业升级问题亟待解决。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而且难度极大，需要各级各方面加强协作，相互促进。我们要以全局和战略的思维把握方向，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积极推进创新创业，大胆探索符合城市实际和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转型升级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