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板本来以为金融危机过去后，订单会多起来，公司会走出困境。预想不到的是，随着金融危机逐步走向尾声，公司订单确实恢复、增加了不少，但是，由于原材料、用工成本一路高涨，人民币升值，产品销售价格无法大幅提高，企业利润越来越薄，公司很快由“订单危机”转入了“利润危机”。曹老板无奈地表示：“现在办企业的困难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2008年是没有订单，没有还可以去找，可以去开辟国内市场，现在是有订单也不敢接，越大宗越不敢接，价格都已经穿底了。质量没保障的不敢做，本来毛利就薄，万一出现质量投诉，可能会亏得厉害。”曹老板经常收看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观察》节目，但是，他不懂什么叫输入型通胀，输入型通胀会延续多久。他总觉得政府光靠控制银行贷款、提高贷款利息，不能有效地解决企业“利润荒”的问题。究竟该如何应对原材料成本大幅攀升的问题，曹老板显得很迷茫。
嗜血教训六
快速消失的利润
No。15
最近一周，曹老板天天都在召开会议。他感到奇怪，他旗下的安防器材公司，每月有2000万元的销售额，毛利却不到300万元。加上两次重大质量投诉造成的出口商品退货，损失了150万元，半年下来，公司出现亏损。不仅如此，今年来，各项财务指标变得很难看。一方面，半年内，资产负债率由67%上升到了72%，速动比率降到了0.76，也就是说，现金流入0.76元，公司必须支出1元，现金流压力非常大，加上最近银行频繁上门收款，公司陷入财务危机。被逼无奈，曹老板以7000万元的价格，出售了杭州的一处商业地产，以缓解银行的还贷压力。另一方面，制造成本上升比例太大，而销售价格无法相应调高，15%的毛利无法支撑正常运营，公司出现亏损局面。为了弄清亏损原因，曹老板和公司高管、财务人员仔细对制造成本进行了分析：
1.Q235B钢材：2010年6月约3950元每吨，2011年6月约4750元每吨，约上涨17%。
2.国际原油：2010年6月约74美元每桶，2011年6月约100美元每桶，上涨约26%，公司以原油为原料加工出来的织带，实际成本上涨接近25%。
3.节能减排，地方“送四停三”（供4天电，停3天电），公司被迫自己发电，导致电费增加约30%；内部材料运输，油费上涨约26%。
4.生产工人罢工后集体涨薪20%；公司仓库租金上涨15%；其他辅料和易耗材料上涨10%。
……
综合下来，制造成本实际上涨23%。为了消化成本上涨的压力，2010年6月以来，公司两次调高产品销售价格。第一次是2010年11月，上调了4%；第二次是2011年3月，综合上调了4%。尽管价格上调消化了一些制造成本上升的压力，但仍然赶不上材料涨价的步伐。而且两次价格上调后，国际市场两个A类客户停止了进货，国内市场则流失了近20%的零散客户。本来，公司准备6月份再次调价的，迫于无奈只得暂缓，先采取促销政策，将国际市场的两个大客户和国内部分零散客户先拉回来。否则，公司产能不饱和，达不到保本点，边际效益无法实现，经营将更加困难。
曹老板上网查了查，发现不只是自己的企业遭遇这样的危机，江浙、广东的很多企业都遭遇了同样的危机，温州、义乌中小企业大面积出现亏损，老板纷纷外逃。究其原因，曹老板隐隐约约、半知半解地看到了一个专业解释——“输入型通胀”。然而，输入型通胀究竟是什么意思，如何应对，依靠曹老板30年的创业经验，他并没有找到答案。
曹老板的无奈从微观层面来说，代表了一个老板、一个企业。但将曹老板的无奈放到整个国际市场、国际贸易中去看，笔者发现，这种无奈是输入型通货膨胀造成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属于比较专业的经济学范畴，需要仔细了解一些背景才能明白。明白了，经营企业就有可能走出困境；不明白，企业经营就可能存在更大风险。笔者将就此展开，和企业经营者一起分享“输入型通胀”与“输出型裸奔”的尴尬。
变量剖析
“输入型通胀”与“输出型裸奔”
充电站
输入型通货膨胀就是指通货膨胀的根源并不是一国市场内生的，而是由于外国出现的通货膨胀通过国际贸易的形式传导进入国内的，由外部经济因素传导到一国国内后，引起的物价总水平上涨。
输入型通货膨胀只发生于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其输入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一是通过原材料价格上涨输入。一个国家国内商品生产需要的原材料一般通过国内生产以及国外进口两条途径得到满足。若国外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必将推高国内相关商品的价格。以中国为例，金融危机后，美国为了摆脱债务危机，执行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美元出现贬值，因此，美元购买力降低，需要更多的美元才能达到以前的购买力，也就意味着会出现涨价。然而中国为了保证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固定在一个很小的幅度上。因此，当美元贬值引起商品价格上涨时，由于没有人民币汇率升值作为对冲，以人民币计价的这些原材料价格也就同时上升了，这样就直接引起了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涨。
而在这个时候，国内消费者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通货膨胀，因而以使用国内原材料为主的商品价格并没有明显上升，整体的生活成本也没有明显上升，最终体现出来就是劳动力货币成本以及国内供应的原材料价格并没有随通货膨胀的出现而提高，或者说是没办法提高。这样就是国内物价水平并没有显著的上升，但是当这种价格传导到出口部门，其结果就是出口商品仍然按照通货膨胀前的价格出口。虽然在价格上具有极大的竞争力，但实际上是在贱卖国内的资源，也就是说出口部门暂时的繁荣是通过国内资源的贱卖换来的，实际上并没有利润，这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不可取的。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举个例子来理解。比如，美国大量印发钞票投放市场后，美元贬值，原来的1美元相当于流动性扩张后的1.5美元，也就是说原来只要1美元进口的原材料铜变成了1.5美元。而这时，国内市场原材料价格变动不明显，用工成本等也没有明显变化和提高，且铜在整个商品中所占的材料成本仅为10%。因此，企业原来定价10美元销售到美国的商品，仅考虑铜材料涨价因素，直接以10.5美元出口的话，相当于我们只在整个商品上加价5%就销售到了国外，但这时美元实际已经贬值50%。这时候，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我们不涨价，按照15美元出口？回答是，按道理说应该这样，但实际是原材料进口的时候，定价权在西方国家。出口的时候，国内很多行业集中度低，产业链管控分散，资源的控制和布局处于粗放和无序状态，因此，单个企业无法左右价格，行业协会机制又不健全，缺乏资源合理利用、集约经营的价格指导和保护。加上大部分企业都是贴牌、代加工，在国际市场没有自建的品牌和渠道，国际贸易部门和中间贸易公司相互大打价格战，这样，就导致了国内生产商自相残杀，丧失定价权，最终将商品“贱卖”给西方国家，这就是输入型通胀的基本过程。
二是通过资本流动输入。近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其中有一部分是出口部门的创汇，同时还有相当巨大的一部分是国外投机资本的流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热钱。由于美国出现的通货膨胀是由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滥发货币造成的，因而资本在美国国内拥有充分的流动性，而且需要升值机会，而中国便成了国际投机资本的目标。这些投机资本进入中国国内并不会从事周期过长的投资，因而它们总是涌向资本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当中国国内的证券价格以及房地产价格在它们的带动下被炒高后，便带着巨大的收益退出，而为它们埋单的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索罗斯就是试图通过操控香港股市卷走资金，幸亏香港特区政府反应迅速，出面救市，才避免了一场金融浩劫。
事实也说明，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上半年，中国政府正承受着巨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一方面，国际大宗原材料——原油、铁矿石、黄金、粮食价格均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另一方面，美元贬值，流动性加大，热钱在股市、楼市、稀缺资源、古玩收藏市场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半年左右连续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4次上调利率，抽紧银根；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措施，限制非本地户口人员购买多套住房。目的就在于控制楼市和股市，打压热钱进入、炒作后抽走。从热钱输入的角度而言，政府抽紧银根，压住楼市和股市“虚火”，缓冲输入型通胀，效果是显著的。但是从原材料价格上涨角度而言，我们发现，输入型通胀造成的影响非常显著。一方面我们用差不多的钱购买上涨了20%～30%的原油、钢铁、黄金等原材料和贵重金属；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价格保护，我们被迫以差不多的钱（实际贬值很大），将产品低价卖给欧美等发达国家，造成“输出型裸奔”。这种丧失定价权的恶性竞争，在国内非常激烈，也非常残忍和悲哀！
举例来说，比如铜，我国需求释放后，西方国家近几年大幅度调整供应价格。价格大幅度上升后，中国很多企业仍然采取简单代加工，做成阀门水龙头后，依靠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庇护，低价重新卖回国外。也就是说，在高价输入后，我们缺乏办法再高价输出。这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这种通胀因素要在短时间内消化显然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国家只有持续努力，做好全球资源布局，强势控制与产业链相关度高的稀有资源，掌控核心技术、渠道网络，并大力发展资源节约、集约化的内需市场，避免过快过多消耗资源，我们才能依靠输出型通胀，对冲输入型通胀，避免全球列强巧取豪夺，对我国发动新一轮的经济、金融攻击。
趋势判断
控制定价权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索命黑手”
通过剖析，笔者认为，输入型通胀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时代，控制产业链核心资源和技术，甩开国际金融资本巨鳄控制，控制全球定价权才是问题的根本。事实上，为了控制定价权，西方国家一直在努力。下面，我们从产业链“上游资源环节——中游加工制造环节——下游销售品牌运作环节”，来看看西方国家控制定价权的趋势。
上游资源环节：站在世界的高度，进行资源全球布局；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保护本国的资源，进行战略储备，利用和掠夺他国资源，甚至不惜以战争等手段实现资源的霸占和控制。
“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战争。”多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一直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国际原油的争夺上。越是稀缺的原油品种，争夺越激烈，导致战争频繁发生。战争针对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石油资源国。对于石油资源国，他们采取战争，或者扶持傀儡政权的方式；而对于自己国家的石油资源，则采取不开采，或者保护性开采的方式，通过大量进口，做战略性储备，以换取未来的发展。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的初衷，也不难理解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丧失石油开采、加工、销售控制权的可悲局面。
“如果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这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一句名言。基辛格的这番话谋在往昔，但意在今日。由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盟等国集团主导制定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据《粮食战争》一书披露，由嘉吉、阿丹米、杜邦、雀巢、联合利华、孟山都和其他农业综合企业起草的《WTO农业协定》，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瓦解各国法律，保护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强大定价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大豆产业五大巨头A（阿丹米）、B（邦吉）、C（嘉吉）、D（路易达孚）、W（丰益）对我国压榨行业进行渗透，其控制力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它们垄断着我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企业压榨能力已占国内总能力的70%以上，并将触角向大豆全产业链延伸。
中游加工制造环节：极力推广自动化技术，实现规模化生产，控制加工环节核心技术，然后通过战略性股权投资或控股，控制重要产业的生产加工制造能力。
西方大型跨国企业最典型的扩张步伐，就是在控制上游资源后，再通过金融炒作手段，操作价格。在价格大起大落中，割断产业链，快速控制制造加工环节。其通过资本运作控制制造加工环节的手段非常类似，就是通过收购、兼并，吃下制造加工业后，再帮助制造加工技术产能改造，提高自动化生产水平。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导入有专利控制的核心技术，击败行业内的其他中小企业，从而实现集中控制。
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08年中国90多家国内榨油企业中，有64家已变成外资独资或合资，控制了中国85%的实际加工总量，外资占据了我国八成小包装食用油市场份额。
下游销售分销环节：快速进行市场布局和渠道扩张，并借助资本实力，强势进行品牌推广，一旦获取消费者认知和认同，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后，就开始大幅度提高销售价格。
国际大豆产业五大巨头A（阿丹米）、B（邦吉）、C（嘉吉）、D（路易达孚）、W（丰益）控制了我国小包装食用植物油进口采购权，并在快速控股中粮集团和嘉里集团后，进行压榨加工技术改造和产能布局，造成压榨产能过剩，一大批中小企业倒闭。而金龙鱼和福临门则快速进军全国超市，超市铺货期间，再集中进行广告投放。很快，金龙鱼就拿到了小包装食用植物油40%的市场份额，这个时候，价格上涨就成为必然！
由此可见，控制定价权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索命黑手”。
应对策略
突破定价封锁，内生求增长，输出靠升级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全球背景下，企业要真正掌控定价权，抑制输入型通胀，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毕竟中国市场经济才开始不过20年，无法完全掌握很多经济规律。况且除了大型国有企业外，绝大部分企业为中小企业，不具备产业链上、中、下游全程掌控的条件和实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认为，企业需要强化上下游产业链关系，推进行业价格联盟机制，控制产业链经营核心要素，调整经营模式，推进自主品牌和渠道建设，及时转型升级，这样，才能走出低利润的泥淖。
第一，强化上下游产业链合作关系，控制经营核心要素。输入型通胀除了美元本身贬值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西方国家控制了产业链中重要原材料的定价权。如生产奶粉需要的脱脂奶粉与乳清粉；生产钢铁板材需要的铁矿石；生产铝材需要的氧化铝；生产化工产品需要的国际原油；生产纸张需要的木浆；生产啤酒需要的小麦和啤酒花；生产变压器、太阳能需要的单晶硅；等等。国内企业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核心资源和技术，就会永远受制于人。
可喜的是，有些企业找到了成功的方法。原材料方面，例如太阳能行业的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力诺瑞特”），通过控制太阳能生产必需的原材料——毛管，获得快速发展；再如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置信电气”），通过控制单晶硅获得快速成长。
第二，建立行业自律机制，推进行业价格联盟机制形成。输入型通胀产生后，最重要的是输出不能滞胀，更不能“裸奔”。但很多行业企业，出口时相互压价，恶性竞争，导致价格低廉，企业利润微薄，这是非常不利于控制输入型通胀的，比如，前几年中国的稀土出口，稀土卖成了“土”价。相反，在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成本大幅度增加时，行业协会应该积极发挥价格指导作用，组织行业内企业研究价格策略，构建价格联盟，避免盲目的价格战，共同制定合理的商品价格。
第三，关注内需增长，调整外贸经营策略。输入型通胀年代，企业必须调整经营策略，大力培育和发展国内市场，提高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打造知名的国内商品品牌，从而获得行业定价权。同时，调整外贸经营策略，尽可能减少OEM出口销售贡献值，加大自主品牌、渠道建设力度。另外，进一步开发有一定价格控制权的其他国家市场，逐步告别单纯的委托代加工时代，真正由制造大国转型为创造大国。
当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地球村到来的今天，控制定价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全球的金融、货币游戏、全球的资源配置和支配、全球产业链掌控，以及全球贸易格局调整和贸易规则。也许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才能真正掌握国际话语权。
在曹老板一系列的烦恼中，我们发现，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快速变化！汇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出口退税率等，正不停地吃掉企业的利润；节能减排、用工荒、输入型通胀又导致成本急速上升。曹老板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30年积累的经验，完全应对不了复杂的国际竞争新格局、大力度的国内宏观调控、高度信息化的自由竞争。他发现，自己身边办企业的朋友很多倒了下来。曹老板深深地感受到，拍脑袋的盲目决策、放羊式的粗放经营、过度家族化的治理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未来的市场竞争了，狠干、苦干、抓机会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