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这些作品会带给我一些复杂的感觉。因为它们总让我回忆起自己内心仍然年轻时的岁月。那时候，出于无知，出于虚荣，也出于不可救药的自大和骄傲，我写出了很多注定要被遗忘的文字。但是，对于公众没有意义的写作，对于个人有时候并不能遗忘。正好像历史存在着历史学家所说的转折点，个人的生命中也存在着每个个体的诺曼底登陆或者滑铁卢惨败。
我这个年龄的人，大部分都分享着相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记忆。小时候觉得自己有潜力成为圣斗士，再大一点，那就是香港电影中又能打又有正义感的黑社会老大，再大一点点，偶像是金庸和古龙武侠小说中的侠客。物质的匮乏似乎不再是一个显著的问题，至少我们这代人很少为食物和衣服发愁；但是我们也从未感觉到像当今时代那样的丰裕——虽然富二代也大都是从我们这代人中产生，但是当我们同样都还小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富一代们也都在埋头创业，或者在夹着尾巴做富人。他们的孩子们在还未产生自觉意识时，就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诺曼底登陆，其中的大多数人在剩下的时间，只有玩车玩游艇玩女明星，同时招人嫉妒招人骂，可是错却不在他们。只是因为他们过早地猎取了偶然性的胜利，然后招致了随后的人生败局。
等到我们终于摆脱了想要成为绝不可能成为的童话人物和武侠英雄的梦幻时，我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了这个时代的实验品——当然，我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辈的人也同样都是实验品，只是大家进的是不同的实验室。我们每天应对着填鸭式教育，激烈地竞争着每次考试的名次，同时听老师和远方的专家们大谈素质教育。我清楚地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正在准备初中升入高中的考试。通过电视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实相当遥远，谁会在马上开始一场可能决定人生命运的考试时，还去关心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呢，即使它是一个祖国失散多年的“游子”。且等我们上了重点高中再说吧。当然，在此之前，要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升入全市最好的初中之一，其竞争也是相当惨烈的。每隔几年来一次决定自己人生的考试，在科学家还没有研究出如何更好地利用人类多余的脑容量之前，我们确实没有余暇考虑其他问题。
幸运者的自鸣得意并没有延续多久。当我第一次躺在家乡最好高中的新生宿舍中时，内心确实有一点点激动，但是更激动的是同宿舍的人。一名室友开始号召大家讲述各自跃上龙门的心路历程，同时还不忘记展望未来：你们都想考哪所大学？
高中能唤醒人新的梦想，比如，成为篮球明星、足球明星、娱乐明星，成为大作家或者大数学家。对于我而言，每周最热闹的事情是传看一份《体坛周报》，以及观看周五早上的NBA转播。教室内已经有了电视，这台几乎不开的电视是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引入的。不过最重要的教学内容仍然是早自习、上课和晚自习。擅自打开电视收看NBA转播成为了最重要的娱乐。最受欢迎的课余项目是篮球（换在有大足球场的地方，可以是足球）。只有那些篮球场上的明星才是校园内真正的明星。初中时可能还有人在看《七龙珠》和《名侦探柯南》，高中时最受欢迎的动漫变成了《灌篮高手》。每个人都暗暗将自己同《灌篮高手》中的人物作类比。一次三人篮球比赛的轮换期，一个同学黯然地对我说，他是多么羡慕NBA球员的生活，“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够赚大钱”。
即使是大学扩招也没有让高三的生活变得轻松。我们也赶上了婴儿潮吗？反正庞大的人口基数让大学扩招带来的改变几乎显露不出来，就好像冲着大火吐口水。善于激励人心的老师总是把北大和清华挂在嘴边，仿佛只要进入了这些最好的大学，就完成了整个人生的使命。大多数人注定是同这些大学无缘的。背书、做试题、考试，简单重复，这就是大部分人的高中生活。千万别相信某些人所说的青春岁月，那是我们人类最擅长做的事情的一部分：营造关于生活的假象。在初中时，我觉得中国最好的作家是鲁迅；在高中时，我觉得中国最好的作家是余秋雨。你说那时候的我是聪明还是愚蠢？
接下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大学四年。大学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明白钱很重要。在此之前，我们生活在玻璃鱼缸之中，绝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在拥有了更大自由度的大学，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才刚刚开始领教生活的残酷。我记得新生入学时，一个来自广州的女同学，很小心地藏起她的手机、她的随身听以及诸如此类昂贵的消费品，怕同寝室同学看到之后，会产生内心的不平衡。有钱的同学可以谈恋爱，没钱的孩子最好去打工，这也是时髦。互联网开始无处不在，QQ、《传奇》、《魔兽世界》和《大话西游》几乎让所有人着迷。谁要是能买一台索尼的笔记本电脑，那就太酷了。
也不能说中国的教育改革对我们这代人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只不过影响主要体现在入学时和毕业时。入学时我们需要缴纳4800元的学费，因为扩招伴随着的是大学学费的上涨；毕业时我们面临的是找工作的困难。入学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毕业时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然，我们不能抱怨这点，毕竟很多人连这个过独木桥的机会都没有呢！至于我自己，初中时我是一个蹩脚的诗人和武侠小说作家，高中时是一个小范围内的篮球明星，大学时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读书狂人和拙劣小说家，然后要去找一份记者的工作。
在人还年轻、自尊心还很强的时候，每一次受挫都伴随着巨大的失落。尤其是当你抱有极高期望时。在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是中国平面媒体的黄金时期。《南方周末》已经一纸风行；《南方都市报》正值黄金时期，孙志刚案不久就要成为核心话题；《经济观察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都刚刚创立三年，还有着初升太阳般的朝气和前程；《新京报》则在筹备创立。杂志也是如此，《财经》杂志马上就要奠定它的中国财经新闻之王的地位，《三联生活周刊》仍然是中国最好的杂志之一，可是后来者已经在发力了，《中国新闻周刊》的起势就很不错……
成为一名记者不再意味着此前我们所想的那种体制内的保障和身为喉舌所带来的变味的荣耀，而是一种无冕之王的荣光，一种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情。用文字战胜默默无闻，对一个年轻人而言，这该是件多么富有快感的事情！我熟悉《时代周刊》的崛起过程，对亨利·卢斯有着深深的崇拜；也知道《华盛顿邮报》是如何借着两位记者对水门事件的报道而崛起成为与《纽约时报》一样重要的报纸的。在我给自己制作的简历上，封面放着沃尔特·李普曼、托克维尔和加缪的头像：一个专栏作家、一个游击作家和政治学者、一个记者和小说家，他们是我的英雄。
现在回想起来，我实在不是个敏感的人，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商业英雄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显著的明星人物！张朝阳、丁磊、陈天桥们的成就我一点儿也没有羡慕。对我来说，程益中、胡舒立和沈颢才是真正的巨星。我曾经在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现名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招聘会上见到过沈颢。当时的他是一个英俊的少年得志的年轻人，留着长发，据说在办公室悬挂着切·格瓦拉的画像，话不太多，有些腼腆，但已经是公认的前途无量的人物。我也曾经给胡舒立的副手王烁打过电话，想要得到一个在《财经》杂志实习的机会。
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认为，2004年5月加入《经济观察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接下来的事情要自然而然得多，即使有艰难，也并非难以忍受。毕竟，这是个人对命运的反击的开始，而且几乎已经可以肯定，自己将会取得胜利。此前，个人的命运一直掌握在其他人手上，没有收入，要伴随着他人的喜好调整自己的喜好，基本上很难说出“不”字。
加入《经济观察报》的过程可以被描述得很有戏剧性，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但它同样只是个人经历中惊心动魄的一幕，而对他人毫无意义。当时我站在评论部主任何军先生面前，一脸懵懂地问他：“你们还要招人吗？我能不能加入？”他有些惊讶，也有些遭遇突然袭击后的茫然。他问我：“为什么想要加入我们？”我回答：“第一次进到这个办公室，看到在门上挂着一幅手写的海明威的话：努力写出下一个真实的句子。这让我很感动。”他说：“那你就来试试吧。”
之前我并不知道那句话是当时《经济观察报》的主笔许知远抄写下来的。虽然我已经是他的读者。当然，我同样也是海明威的读者，他带有回忆性质的文集《流动的盛宴》至今仍是我的最爱。顺便说一句，这时候我已经不认为余秋雨是个多么好的作家了，但我认为他做杂志的主笔绰绰有余。
在《经济观察报》，同包括于威、许知远、覃里雯、邹波、何军、方军、张帆、黄继新、黄锫坚、殷练、邓谨等人共事的日子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理想的工作应该包括以下三个要素：第一，你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在参与一个正确的和有前途的事业；第二，你所做的工作能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能够给你带来相应的成就感；第三，你身边围绕着你喜欢的人，并且你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当时的《经济观察报》就能给我这样的感觉。
于威扮演着老师和文学批评家的角色。她有时候会在办公室内大吼：“给我他的相貌！给我他的相貌！”“为什么你不能给我一些描写？”“再多一些细节！”有一次她好像恍然大悟一般对我们说：“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看你们写的东西不顺眼，因为我总是在用对待小说作家的标准来衡量你们这些蹩脚的记者。”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编辑。否定，否定，还是否定，然后突然一个大大的赞扬，让人猝不及防，同时心花怒放。所有人在她面前都有一种寻求肯定的愿望。她的一个肯定就能让人顿时信心倍增，认为自己是全中国最好的记者和作家。
除于威以外，其他每个人都有着自己非常突出的优点，比如聪慧、勤奋、耐心……
对我而言，真正的教育正是从此开始。或许那时我也犯了一个错误，误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甚至认为寻求这个团队的认可要比寻求整个世界的认可重要得多——潜意识里，也许直到今天，我还在想要寻求他们的认可，只不过已经不再表露出来。不过即使如此，这也是一个让人无比愉悦的错误。
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就刊出于那个时期。那时候我们推崇的是，在人群中找出那些最聪明的人，然后同他们交谈。许知远和覃里雯曾经做过的系列学者访问就是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在全世界寻找那些最杰出的头脑，结果是在《经济观察报》上的全球观察系列访问。当我加入这个群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系列的访问。而我正苦于不知道该如何工作。
这时，于威要开始一个名为“中国心灵”的栏目，它是被美国著名电视记者比尔·莫耶斯的系列访问“美国心灵”所激发的。这个系列访问中的访问对象包括作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于是，我被派去采访中山大学的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老先生。因为当时我对知识和学识正有一种类似于冲动的热爱。我喜欢采访学者，也喜欢读他们的文章。随后我还采访了包括谢泳先生、许纪霖先生、崔卫平先生、展江先生、曹锦清先生等在内的学界人士。只是这个栏目后来被改成了“个人历史”。于威终于绝望地发现她的记者们缺乏描述心灵的能力。“个人历史”则是《纽约客》上的一个同名专栏。于威当时在翻译一本写《纽约客》的书，她和办公室内的很多同事对《纽约客》的写作推崇备至。
对童话作家郑渊洁的采访也放在了这个栏目中。当时郑渊洁刚刚从自己的隐居生活中发现了外部世界的喧嚣。他开始接受一些访问，而这些访问则让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欣喜若狂。因为舒克和贝塔、皮皮鲁和鲁西西也是我们共同的记忆。打车去良乡见“郑渊洁叔叔”是我当时花在出租车上的最大一笔钱。后来办公室的一些同事都说想见他。于是我很冒昧地向“郑渊洁叔叔”提出能否跟大家一起吃个饭。他应允了。而且，后来最让人尴尬的是，还是他买的单。
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占据着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重要的版面。因此我并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变化，也不会表达自己的不满。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万户侯。
但是变化终于不期而至。是争吵，是愤而起身，是不容商量地拂袖而去。不过变化的好处是我也随着变化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那就是《生活》。邹波引用罗伯特·卡帕的话说：“生活雇用了我。”我们都被《生活》雇用了。
同样，当时我们这些人也真心相信我们在创办一本中国最好的杂志，它发表最好的纪实摄影作品，发表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记录最真实的中国。许知远在会议上大声朗读亨利·卢斯在创办《生活》杂志时的创刊词：去看生活；去看世界；去目击伟大事件；去看穷人的面孔与骄傲的人的姿态；去看奇异的东西——机器、军队、群众、丛林里和月球上的阴影；去看人的作品——他的画、高塔和新发现；去看数千里外的世界，藏在墙后与房间里的人和事物、难以接近的危险情景；男人所爱的女人和许多小孩；去看并享受看的乐趣；去看并且感动；去看并且接受教导。
我们在北京和广州的办公室内策划着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创刊号的主要选题是“中国工厂”，我去了温州和长春。那是我第一次去温州，瞬间就被那些制造业的工厂征服了。我想，其中该有多么丰富的故事啊。可是我却并没有去深入发掘这些故事。后来在东莞和深圳，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制造业和制造业工人对我的冲击：密密麻麻的人群、轰隆巨响的机器、一片片蓝色工作服、涉世不深的懵懂眼神……但我仅仅是发出几声感慨。几年后，当我看到前《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Leslie T。Chang）的作品《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From V 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时，我知道，这就是被我错过的题材。不过，收录在这本书中的两篇对工人的速写，都是我重新回到《经济观察报》之后的作品，而不是写于《生活》时期。这本书中也有《生活》时期的作品，不过并不多。我们的雄心在当时过于壮阔，而我们没有来得及完成它，就已经开始了新的事情，后来每当我有了一段新的经历，我都会去想，如果让我现在去做当时的选题，我能做到多好？答案是，肯定比从前好。
奇怪的是，我并不是最初在《经济观察报》萌生对商业的好奇心的。当时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知识的热爱中，同时对商业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就像今天很多刚刚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记者那样，我身上有浓厚的反商业情节。我认为富人们能照顾好自己，我们应该关心穷人；我认为物质粗鄙无知，我们应该关心精神世界。在加入《东方企业家》之后，我的这种观念才慢慢改变。
现代传播集团的总裁邵忠先生介入了《东方企业家》。这本杂志是台湾最著名的商业杂志之一《远见》的大陆同胞，只可惜数年来未见起色。邵忠同样也是我们供职的《生活》杂志的老板。他决定让于威去做《东方企业家》的主编。于威挑选了几个看似多面手的人加入这本杂志，其中就包括我。在这本杂志供职期间，我真正开始试着去理解商业。虽然回想起来，我同时仍然做了不少观念制造者的访问。比如这本书中收录的对张五常先生的访问。
当伙伴们纷纷离去时，你会感觉到眼前的生活真是索然寡味。这就是我在于威等同事离开现代传播集团之后的感受。工作日益变成了一件让人感到疲惫的事情，不再有创造的激情，也没有了亲密的聚会、鼓励和批评。我们还没有办成最好的杂志，自己就先走开了。与此同时，平面媒体的影响力也在衰落。这群人，不能创造出巨大的、足够凝聚团队的价值，因此必须散去，以让每个人去追求他们各自想要实现的价值，更多的钱、更大的自由和更显赫的名声。我们都自认出类拔萃，因此我们怎能输给别人？
当我重新回到《经济观察报》时，正是我对商业的热情日益高涨的时期。我怀着巨大的期望列出了一份商人的访问名单，希望自己能够用一到两年时间来完成这个计划，彻底满足自己对商业和商人的好奇心——你将读到的关于沈文荣、郭广昌和李书福的访问，就来自这一时期。可惜，让人悲哀的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见完这份名单上的商人，我却已经再一次感到了疲惫。
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时期的产物：早期加入《经济观察报》、在现代传播集团工作以及现在我在《经济观察报》工作这三个时期。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时代最值得珍惜的力量是知识分子的观念。我真心喜欢和尊敬独立的知识分子，一直到现在。可是我越发认识到这个自成一体的小群体，他们的影响力受到了如此多的束缚，而他们自身又有一种危险，即容易陷入迷恋自身和简单批判的危险。接下来，我对经济学家们和具有大视野的观念制造者们满怀热情。这种热情我到今天仍然保留着。可是我又旋即发现自己更加喜欢的是真实世界中的人与物，而不仅仅是观念世界中的王者。我开始渴望与拥有现实世界影响力的人物会面，与拥有财富的人谈笑风生。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真心认为他们会是未来中国变化的驱动力量。在这30多年中，他们是中国唯一新诞生的阶层，也就是唯一的变量。与此同时，他们又拥有着比单纯的知识分子和观念制造者们更强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拥有财富，他们是处理各种关系的高手，他们不怕风险。在成熟的社会中，他们是改变世界的英雄。现在，尽管我仍然持有此种看法，但我同时也发现自己的看法不无理想化，因为他们最容易同权力达成共谋，为了利益他们会迅速献媚于权力，他们创造财富，有时候也创造罪恶。
这也不仅仅是这个群体的特质，无论是一个多么纯良，多么富有勇气的人，在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都在节节败退，包括我自己。腐蚀性来自于物质的诱惑，和人面对物质时的绝望之情。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这一代人很幸运地赶上的又一次试验：不断上涨的房价。一个正常的年轻人，无论你多么努力，你总会在自己的欲望和过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庞大金钱数目面前感到无奈。我们内心又贪婪又脆弱。生活借机在腐蚀我们。因此我并无资格像一个手拎锤子的人那样，四处去寻找钉子，甚至看什么都像钉子。
这个绝望的发现让我想写一本理想中的书，它的名字和莱蒙托夫的名作相同，应该叫《当代英雄》。这些当代英雄们，在身处物欲横流的时代时，仍然能持守住自我。无论身边的众人如何变化，他们都是这个社会让人心安、让人感觉到希望犹存、激励人保持乐观的因素。可惜这个计划，仍然停留在计划阶段。尽管我曾经非常虔诚地跟我认为属于这个行列的人们谈论过这个计划。
眼前的这本书是对我自己过往生涯的一个总结。不同于此前出版的几本书，这本书可能更能表现一个记录者在面临这个纷繁时代时内心的惶恐、犹疑和努力。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内撰写它让我感觉到疲惫，同时又难以让自我满意。它不是一本想要讨好喜怒无常的市场的书，如果是这样，我相信我的出版商更愿意出版一本商人的传记，而不是一本包含着思想者、经济学家、作家、商人、科学家和这个时代中小人物的作品。
虽然这本书不是我提到的那本理想中的书——《当代英雄》。但是这本书中的人物，无一不在面对这个纷繁嘈杂的时代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且尽力不让自己败退，无论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被冷落的科学家、独立的甚至有些孤独的知识分子，还是在时代大潮中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的制造业工人。我记得，当我在苏州见到身体还颇为虚弱的作家凌志军时，我感伤得热泪盈眶。因为我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代记者中的佼佼者的缩影。他们很有才华，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想放弃书写，也不愿意被放逐、被边缘化。但是时代和命运就是要捉弄他们。
他们中有些人的生活，在我采访完之后的几年时间中，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都同他们在面对这个时代时作出的选择有关。比如童话大王郑渊洁现在非常乐于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一改以往的作风。或者比如展江老师，由于某些原因，他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辞职，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再比如谢泳先生，这个没有博士文凭的民间知识分子，破格成为厦门大学的教授，一时让人欢欣鼓舞。
我要引用近代史大师霍布斯鲍姆自传的结尾来结束这篇文章：“但不管怎样，我们千万别缴械投降，即便在时机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会的不公不义仍有待我们加以谴责和打击。世界可不会自动变得更好。”只要内心坚定，人人都是自己的英雄。现在，且让我们再来搏一搏吧！
§§第一部分 观念的历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