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新闻界沸腾了，而且异乎寻常地愤慨。哗！神奇的跛子居然会逃掉，当时他是被警探们包围着的呀！真是愚蠢到家了，他居然成功了，而且还没有人发现他偷到了写字间的钥匙，他把看守他的那些人关在了里面，然后双手插在衣兜里，大摇大摆地从没有设防的佣人进出的门那里跑掉了！这么地大胆，这么地冷静沉着，难道会不带来强烈的反响吗？那么那个跛子是谁呢？为什么当局显得那么无能为力、任人摆布呢？公众有权知道事实的真相。人们在谈论着那个能与亚森·罗宾相匹敌的人；人们引发了对这位伟大的冒险家的回忆。新近组建的、不放过任何攻击政府的机会的《先驱报》的社论作家写道：
已经有很久了，如果他还在我们中间，那么早就应该对调查者的可笑的论断做出正确的评价。因为最终，如果人们真的努力去思考，而不是胡乱地把好人抓起来的话，那么他们会做出怎样的结论呢？
1.多夏安中校极有可能在朗布依埃之前而不是以后被杀害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尸体解剖并没有能够确切指出犯罪的时间。
2.即便费利西安·多夏安是在朗布依埃和巴黎之间被杀掉的，杀人凶手是谁也还值得怀疑，因为车上载有两百多名乘客，他们之中无论是谁都可以通过两节车厢连接处的折箱，走到发生惨案的那间包厢里去。
3.据我们听到的，被告人后来去了马蒂亚斯和拉斐尔·多夏安的家，而且是以警探的身份去的，据说是事实确凿。就算这是不法行为吧，可是这种很轻的欺诈行为，怎么可能与这杀人的计划有着必然的联系呢？
4.现在人们承认格扎维埃·蒙代伊没有认出跛脚的人就是袭击他的人。那么这是在讽刺谁呢？罗宾已经不在那里—哎呀—为了向我们报社提供只有他掌握的秘密的一个十分尖刻的说明，我们允许他在他的位置上做出反击，并祝贺此人能够十分巧妙地从迟钝和低效的警署的手中逃脱。他很正直，完全可以接替不止一次地站到法律一边的那一个人。
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您怎么认为，老板？”贝尔纳丹问。
“我同意。”罗宾回答道，“写这篇文章的那个小子还真不蠢。”
在他“十分巧妙地”逃脱之后，他又回到了他在和平街上的那套公寓。他知道在这里是完全安全的，因为警署暂时还不知道他有这个藏身之处。但是为了调理他那条不时作痛的腿，他还是尽量避免外出。贝尔纳丹早就被原谅了，现在正陪着他。
“老板，我确实害怕了。”他重复地说着，“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总不能给您寄包裹吧！那样的话，我们马上就会被发现的。啊，我向您保证，我们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刻。您呢？”
“我吗？”罗宾回答道，“我早就已经习惯了，现在让我独自呆一会儿，我还得思考一些问题。”
他点燃一支雪茄，踩着散落在地毯上的报纸，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蒙代伊的举动又说明了什么呢？当蒙代伊宣称他不能认出袭击者时，他显然没有撒谎。但是他曾收到过一封恐吓信……可是他本应该被杀掉的……可是他的堂兄弟费利西安，同样在收到一封恐吓信之后，被人家杀掉了。那又怎么样呢？他为什么又给他这个警方介绍的可疑人物提供逃走的办法呢？只能有一个结论，而且是唯一的：蒙代伊知道这可疑的人是清白无辜的。他知道这个袭击者不是写信的人，也不是这个人杀的费利西安。
这么说，蒙代伊知道真正的罪魁祸首了。只是他不愿意把他提交给警方。正是出于这同一个理由，他首先守住了这条小纸船已经到来的秘密。多夏安中校也是保持沉默的，但他好像是准备到巴黎后与蒙代伊具体商谈的。是关于谁的问题呢？当然是关于拉斐尔啦。最终还是回到可怜的疯子身上，“蒂塔尼克”号海难，极耐心地准备的长期复仇计划……
罗宾躺倒在床上，头枕着双手。这其中还有些事情与剩下的情况不吻合。就算费利西安·多夏安不愿意揭发他哥哥，好吧，这也能解释得过去。可是蒙代伊呢！……拉斐尔不过是他妻子的堂兄，而且还是多年来一直交恶的堂兄。有什么理由要宽容他呢？蒙代伊不是让自已被这种顾忌而困扰的人。这种拼板游戏是不完整的，它还缺少一些部件。五十法郎的钞票到哪儿去啦？达武元帅的墓地，还有红棕色头发的人呢？所有这些，肯定是这个完整故事的组成部分，罗宾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尽管他已经充分地展开自己丰富的想象，但还是找不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办法。
雅克·都德维尔前来看望他时，发现他正在发火骂人。
“都是你们干的好事。”罗宾说，“如果我再待在地牢里。这绝对是你们的过错。”
“我知道。”警探可怜兮兮地争辩着，“他们到最后一刻才指派给我们一件艰难的调查。不过您总算还是逃掉了，这才是要紧的。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暴露。我们下一次还可以帮助您的。”
“没有另外一次啦。”罗宾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大房子里的气氛怎么样？”
“糟得不得了！可怜的韦贝尔头一个就挨了一顿骂，他们限他八天之内找到您。”
“啊！他们始终认为我是罪魁祸首？”
“绝对没有，韦贝尔现在已经确信您真的是亚森·罗宾，这使他失去了所有的办法。他现在没办法冷静地思考问题，因为这个案子很棘手，所以他会把它放到您的背上，这是无可争辩的。他接着审问……在他这一方面，芒特的一个警探在长时间地审问伊莎贝尔·韦基·蒙科尔内。她自然是什么也不知道啦。我看过了报告。此外，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韦贝尔是否曾经想到要加强对蒙代伊的保护，还有马蒂亚斯·多夏安……甚至拉斐尔的保护呢？”
“没有。既然他知道您在监狱里，他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蠢家伙！那么现在呢？”
“据我所知还是没有，现在全部的警员都动员起来要抓到您。他们已经逮了好几个无辜者，怪只怪他们长得跟您太相像了。”
“随时向我通报情况。”
说这句话的时候，罗宾完全没想象到都德维尔很快就给他带来了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消息。
十点钟的时候，像每天早上一样，马蒂亚斯·多夏安的家庭女佣莱奥尼·拉鲁波把她的布提包放到门口，从钱包里找出钥匙，然后把门打开。她径直走到厨房里，换下大衣，穿上宽大的工作服。做完这些，她发现她的主人还没吃早饭。杯子、面包、黄油、咖啡壶还都在桌子上。她有点不安，走去敲卧室的门。
“先生……先生不舒服吗？”
没有回答。
“我可以进去吗？”
还是没有回答。
她进了先生的卧室，看到衣物都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椅子上，床上也没有人。于是她开始紧张起来了。
“我马上就感到出问题了。”过后她是这样跟警长说的。
“不过我当时只是以为先生有什么不适。”她后来发现浴室的门没关上，在犹豫了一阵子之后，她推开门，朝里面望了一眼。那一眼叫她差点吓昏过去，但是惊愕使她战胜了恐惧。多夏安漂浮在他的浴盆里，他还穿着晨衣，一半浸在水里。一只纸做的小船，已经被水泡软了，仍在他的膝间漂浮着，眼看就要沉下去了。
莱奥尼跌跌撞撞跑出了家门，径直奔向隔壁的面包店，把可怕的发现说了出来。在一阵混乱之后，面包店女老板才想起给警长打电话。值班的说他会尽力去办，但要求别碰任何东西。当警长在医生和两名警员的陪同下来到时，他看到门口聚集了很多人，莱奥尼仍在哭泣。他让好奇的人们走开，把一名警员安排在人行道上，便开始了最初步的检查。
多夏安明显已经死了，医生在他的后脑部取到了被猛击过的痕迹。根据可能性，死者是先被打昏的，当时他刚刚起床，这一点是由穿在睡衣外的晨衣看出的。然后，是杀人凶手把他抱到浴缸里去的。浴缸是当时就已经满了，还是后来才打开的水龙头？还有，是杀人凶手带来的小船，还是他早把它寄给了这件案子的牺牲者，然后又在公寓里找到的呢？这些都是当天无法确定的。
警长捞起可怕的小船，小心翼翼地展开，因为担心纸一粘到手上就变成碎片。上面有一行字，但是墨迹已经不大清楚了。人们可以隐约分辨出来，还不能保证不出错：你们……（一点墨迹）……将全部……
有可能是“你们全部都得走”。从此，案件蓦地变得不再晦暗了。格扎维埃，他逃脱了死亡……然后是费利西安·多夏安……现在是马蒂亚斯·多夏安……同一个杀人凶手已经第三次作案了，警长立即报告了巴黎方面。
就在当天下午，副总探长韦贝尔在雅克·都德维尔和另一名警探的陪同下来到了惨案发生的现场。他先是看了下公寓，搜查了死者的衣物，发现钱包里还有为数可观的钱，可见凶手不是为了偷东西而来。另外，莱奥尼·拉鲁波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什么东西也没有动过。
警长已经拿到了尸体解剖报告，因为他向来办事利索，知道应该尽可能地快速。法医在死者的肺部发现有水，这就说明多夏安是活着的时候被人放进浴缸的。凶手想要淹死他，这是显而易见的了。从此，强加在副总探长脑海里的假设不存在了。他仔细地、长时间地审视着纸船的残留部分，当时警长为了晾干它，把它铺在了壁炉的大理石上。他模糊中也认出是：你们全部都得走。任何一种其它的解释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是可怜的多夏安收到的这封信，那他为什么也是沉默不语呢？……凶手又是怎么进来的呢？他是否有钥匙？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按门铃？
“我是这样认为的。”韦贝尔说，“有人按铃。”多夏安穿上晨衣，跑去开门。他看到站在门口的人是他熟识的人，就让他进了门。他走在前面，没有丝毫的怀疑，结果后面挨了一下，便昏过去了。
“谁呢？”所长问道。
谁？韦贝尔当然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长时间以来坚持的理论就要宣告失败了。不是罗宾，肯定的。不是罗宾！当他第一次来勒芒看他时，完全可以把他干掉。既然他已经知道被识破了，为什么他会冒险再来这里呢？
“好啦”，他说，“我们已经有办法测定凶杀发生的确切时间了。当家庭女佣发现尸体时，小船正要沉下去。是这样的吧？”
“是的。”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也让一只同样的小船漂在水上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它要吃多长时间的水才会沉下去。”
“正是。”警长说，“我就没想到这一点。”
韦贝尔马上着手找一张与杀人凶手使用过的纸完全一样的纸。他在一只抽屉里找到了一本通讯录，里面正是他要找的纸。他马上做了一只小船，并且让小船漂到水上了。
“现在只有等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表来看了看。
韦贝尔呆呆地看着小纸船一点点地倾倒了，然后前部先入水，后来侧着倒下去，最后消失了。
“‘蒂塔尼克’号。”他低声说道。
马蒂亚斯·多夏安的话又回响在他的记忆中，在捉到“跛脚人”之后，马蒂亚斯忠实地把对假警探说的话又向他复述了一遍，可是当时韦贝尔对这叙述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他确信他已经抓住了凶手。现在，他回忆起那场可怕的沉船事故，在这次事故中拉斐尔的妻子和女儿都遇难了。他现在努力回忆着，当他抓捕被认定的杀人凶手时在拉斐尔房里看到的奇特的图画，事实的真相在他的头脑中完全清楚了。
沉船持续了十八分钟，那么凶杀案发生在九点半前不久。他转身对警长说：
“您知道有从巴黎开来的火车九点左右到达这里吗？”
“有的，有一班直达车差五分九点到。”
“它在夏特尔停吗？”
“当然停啦。”
“把莱奥尼给我叫来。”
莱奥尼来了，她正在用一条揉成一团的手绢擦着眼睛和鼻子。
“好啦，您不要太激动了。我只问您两个问题，多夏安先生是否有时接待他的哥哥拉斐尔呢？”
“是的，但不经常。通常都是他哥哥去看他，因为，据我所知，拉斐尔先生……似乎有点怪，好像不是每时每刻都清醒。”
“当他要来的时候，是否都预先通知一下呢？”
“从来没有。有一次，他是吃中饭的时候来的，我还给他摊了鸡蛋，然后我离开了。您想这多么惬意啊！”
“我想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韦贝尔在莱奥尼走开之后说道。
“按您的意思，”警长询问道，“可能是拉斐尔……”
“我担心这样，我去您办公室给疯人院打个电话去。”
他们一同来到了警务所，副总探长正在那里打电话。
“拉斐尔·多夏安”，疯人院的院长解释着，“不能说是一名职员，而应该算是一名不计报酬的助手。我们把他留下来是因为我们很喜欢他，他跟我们相处习惯了，并且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小服务。”
“他是否也要强制地遵守您院里的纪律呢？”
“不。一般情况下，他跟全体人员一同在饭堂里用餐，但是他行动自由，有单独的房间……”
“总之，他是不受监视的。”
“绝对不受。”
“您知道今天上午有人见到过他吗？”
“请您稍等一会儿，我问一下总管。”
“您看到了吧，”韦贝尔小声地对所长说。“他完全有充裕的时间杀死他弟弟，然后返回去。”
“那他会乘十点二十分的小公共汽车走。”
“肯定的，他熟悉他弟弟的生活习惯，他知道莱奥尼几点钟会来……喂！”
“我已经了解到了。”院长说道，“整个上午都没有人见到他，但是他中午在跟其他人吃饭。”
“在几点钟？”
“在十二点半，他是否干了什么坏事？”
“我很快会来告诉您的，我现在在勒芒。请等着我，再次表示感谢，院长先生。”
当报纸上刊登出拉斐尔·多夏安刚刚被抓起来的消息后，人们的情绪非常激奋。他的私生活将会被无耻地揭露出来。装饰他房间的那些照片被复制出来，登在了第一版上。人们显然把这件事记挂在心里了，他们在欣赏别人成为灾难的牺牲品，以使自己的心理得到平衡。
很快地，民众间展开了一场论战：拉斐尔·多夏安真的是凶手吗？不是说凶手是“跛脚人”吗？警方好像已经不打算再去追寻他的踪迹啦？
我们充满活力的律师儒尔迪厄大人，开始坐立不安了。他在替拉斐尔说话，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当事人无法提供人们归罪于他的，三次惨案发生时不在现场的证明。
疯人院的人提供的证词是相互矛盾的。一些人说，多夏安中校在火车上被杀的那一天，拉斐尔不在那里；而另一些人则说拉斐尔没有外出。但是没有人敢证实这一点……在他的屋里，人们找不到手枪，也找不到刀子。“可怜的人怎样可能弄到手枪呢？”那些认为他清白的人这样问道。对这一点，另外一些人马上说道，疯人院在战时就是做医院使用的。难道那些伤员没有从前线带来缴获的盔甲武器、钢盔、子弹夹、锋利的刀和手枪吗？……而拉斐尔一天到晚到处搜索，难道他就没有可能收起一些武器，准备日后用来复仇吗？
然后律师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证据：他甚至还攻击过罗宾。蒙代伊娶了贝阿特里斯很长时间以后，他们表兄弟之间发生了不和，他对拉斐尔来说只是个外人而已。那么为什么拉斐尔也会对他来那么一下呢？……“神经错乱！”最激动的人反驳着。儒尔迪厄大人反驳道：“拉斐尔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疯。确实最好不要跟他谈论‘蒂塔尼克’号，这还会使他的神经质在沮丧和呆滞状态之后发作。但是他完全能进行交谈而且能意志清楚地进行讨论。”
这些火热的讨论将预示着专家们的一场精彩论战。在这个时候，预审法官在进行着他的辛勤劳动：审讯，找新的证人，尤其是勒芒和夏特尔车站的那些雇员们。尽管材料一天天地充实起来，但是真相却始终深藏着未被发现。
很快地，拉斐尔被带到了蒙代伊的面前，蒙代伊却始终是支吾搪塞。不，他什么也无法证实。他觉得袭击他的人比拉斐尔更加强壮，可是，在可怕的疯狂发作时，一个疯子会爆发出非同寻常的力量的，这是人所共知的。总之，就像是《费加罗报》的一名记者所指出的，案件已经进入了死点。一次企图杀人；两次凶杀；被人们当作嫌疑犯的罗宾的逃跑；三只小纸船；一个从“蒂塔尼克”号脱险的人……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证明！难道司法总是瘫痪的吗？难道就不可能找到一个头脑清晰的人——是警官或者是法官都不要紧——从这些杂乱无章的情况中理出一点头绪来吗……
此刻，罗宾正在自己隐居的地方玩着数数码的游戏。当然，《费加罗报》的记者说得对：需要一个比较聪明的人来解开这个谜。而这某一个人就叫罗宾，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但是经验使罗宾知道，千万不要粗暴行事，不要强行把它们纳入一个系统。最好是让它们自己去组合，这样问题会最终暴露出来的。所以，他长时间地打着瞌睡，懒洋洋地在脑子里过着案件材料。他对能引起公众激愤的东西显得无所谓……多夏安兄弟们……“蒂塔尼克”号船……他根本就没有忽视这些。但是，他始终认为那张五十法郎的钞票才是值得他认真思考的东西，从这方面，他总能想到蒙代伊，那么问题也随之产生了：
蒙代伊事实上是被贝尔纳丹打伤的，而不是拉斐尔。他不在乎小纸船，随便一放了事，这一点说明他已经退出圈子了。然而他却处在神秘之中，因为他让我逃掉了。为什么？这才是关键之所在。另外，为什么他的夫人举止如此怪异？就她本身来说，她有没有可能有时也昏了头呢？……
他在蛰伏着，在等待着，并不急于下结论，还不是行动的时候。但是她很快就要冲锋了，因为死去的韦基·蒙科尔内的遗产继承人将在两天之后，被召集到在枫丹白露的公证人贝朗戎那里。罗宾很想当时在场，他设法得到了儒尔迪厄大人的照片，于是没费多少力就把自己装扮成了律师的样子了：头发从中线分开，一副胡髭，一副夹鼻眼镜，还有一些皱纹……也许并不很像，但是这足可以蒙骗过一个对时事不太关心的人了。罗宾把他想象成一个乡下的温和的公证员，最喜欢阅读官方报纸，而不会是那些会引起喧嚣的废纸。
在这一点上，他考虑得完全正确。当他两天后，比约定时间提早一小时出现在贝朗戎大人的家中时，这位好心的公证人根本就不会想到要验证一下他的身份。他过于正直了，也就不可能怀疑来拜访他的人是否正派。他还要罗宾处在他的位置上，拿着仿造得天衣无缝的文件。
贝朗戎大人身材矮小，而且肯定是个秃顶，因为他戴了一顶与那非常显赫的阿纳托尔·法朗士一样的无边圆帽，穿了一件黑西服，样式很陈旧，是只能在有点正式的场合下穿着的那一种。罗宾以前所未有的最严肃的神情提醒公证人，他的当事人拉斐尔·多夏安现在不是什么判决的对象，他不会失去他的任何权利，所以，一定能够正式地由人代表出席遗嘱宣读仪式。
“我懂……我懂……”公证人说。
他给罗宾指了一把椅子后，自己坐到了宽大的写字台后面。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我现在有点心烦意乱。在我通知的这些人中，有两个人刚刚被杀害，第三个呆在监狱，被指控是杀人犯。我需要提醒您注意，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种……”
“真是荒谬。”罗宾说。
“是啊，您说得对，享有遗产继承权的共有五个人：多夏安三兄弟为一方；另一方是伊莎贝尔·韦基·蒙科尔内小姐和贝阿特里斯·蒙代伊夫人，婚前姓韦基·蒙科尔内。结果，更为不巧的是，蒙代伊夫人表示歉意……她说她她身体不适。啊，这真扫兴。”
“那么，就只有伊莎贝尔小姐啦？”
“是的，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不能再推迟宣读这份遗嘱了……我真是烦透了。”
这种情况更有利于罗宾，因为，他之所以决定演这出戏，无非就是想知道老韦基·蒙科尔内的心愿，然后最终能够见到伊莎贝尔，同时，也许是更主要的，是近距离研究一下贝阿特里斯，窥视她的反映，听一听她肯定要提出的问题，这些肯定会给这个古怪的家庭罩上一点光泽。
罗宾看着壁炉上用罩子罩起来的古式座钟，他现在完全有时间问一问贝朗戎大人，或者再进一步让他谈一谈，因为公证人正处在极度的慌乱之中，肯定会滔滔不绝的。
“您大概不知道，”他说，“我其实并不认识这些继承人，也不认识韦基·蒙科尔内先生。相反地，我父亲曾是兰斯的公证员，跟他联系较密切。我是在巴黎读的书，我娶了一个枫丹白露的姑娘。也就是说，我早在战前就已经在这里定居了。在我的青年时代，我曾听父亲谈起过他的老朋友——这是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怪人——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兰斯。所以，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看到老韦基·蒙科尔内到我家来时的惊讶程度……那是在一九一四年二月……您知道他为什么来找我吗？——为了立遗嘱。他本来可以找一位兰斯的公证人的，可是他没有。老贝朗戎公证员得到了他的充分信任。所以，小贝朗戎公证员也应该如此。他就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的偏见。我只能对此表示满意，您明白吧？可是他不喜欢那些人，就只能抱怨了。这样的情况同样也出现在他的家庭之中。想要改变他的意见，那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他固执得就像一头倔驴。”
贝朗戎公证员揉了揉眼睛，突然间显得很尴尬。
“我没泄漏任何秘密，当事人都清楚这一点。”他继续说，“老蒙科尔内从来不让自己的意图神秘化，就算再有争议的也是如此。等一会儿您就会知道了。哈！多么固执呀！我们之间争论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最后只能引用法律条文来说服他。”
“为什么呢？”罗宾十分感兴趣地问，“他是想违反法律来剥夺某个人的继承权吗？”
“您真聪明，确实是这样了。但这只是一段历史罢了……首先要知道，他跟格扎维埃·蒙代伊几乎是拔刀相见的，原因我不大清楚。不过我猜得出，因为在生意上，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海盗的行为。他为让蒙代伊破产而不遗余力地去干，他连看到他的画像都不能忍受。而此时，他的孙女贝阿特里斯竟迷恋上了这个年轻人，违背格扎维埃的意志嫁给了他……哎呀，此事发生后不久，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跳上火车，我看到他在这里下的车，气哼哼地，决定把遗嘱完全改过来。只是，法律不允许他这样做。在他发火时，我的天呀，他把这一点忘得干干净净的。他本打算最后再明确表示，只给贝阿特里斯一份最小的份额。尽管如此，这也是很好的一块地产。您熟悉兰斯的环境吗？”
“不了解。”罗宾说。
“那就很遗憾了，不然您就可以更好地了解情况。他给贝阿特里斯·蒙代伊留下了他在雷泰尔周围的房子和葡萄园。这份产业不大，在今天也值不了多少钱了。他把韦基城堡和它的附属建筑留给了伊莎贝尔。这座城堡是十八世纪时的一座很漂亮的城堡，很宽敞，里面有一座美丽的花园和许多地下室。您知道的：香槟酒需要在地窖里酿熟。当然啦，周围还有数不清的不知有多少公顷的葡萄园。”
“那他的侄儿们呢？”
“是侄孙们。”公证人纠正道，“他们当然也没被忘记，因为蒙科尔内拥有股份和有价证券。嘿，还有不少的俄罗斯基金。当然，这些基金今天全都变成纸了。可是，如果您的当事人拉斐尔·多夏安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他总还可以得到一小笔储蓄，当然，现在他还可能继承他弟弟们应该得到的那一份。”
“总之，”罗宾说，“伊莎贝尔可以继承财产的大部分；然后对格扎维埃·蒙代伊来说，老蒙科尔内不得不留下给他的一部分财产；而最终多夏安们则只得到一点残渣剩饭。”
“请您注意，”公证人修正道，“格扎维埃·蒙代伊本人没法得到任何东西，因为他是在财产分割的制度下结婚的。”
“那么，在战争期间，难道蒙科尔内没有改变他的感情吗？他本可以立一个更加公正的新遗嘱的呀。”
“蒙科尔内是个固执的人，不会随便改变决定。另外，他没有亲人的任何消息，同时他的家庭成员们也没有他的消息。事情就这样维持着原状，接着，就在停战后不久，他去世了……不过，我只是最近才确切得到他死亡的消息。您能想象得到，那时候命令传到敌占区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有人在敲门，书记员从门缝中伸进头来。
“伊莎贝尔·韦基·蒙科尔内小姐刚刚来到。”他低声通报着。
“请她进来。”
罗宾马上站起来。现在，他终于能看见贝阿特里斯的妹妹——“山雀别墅”的女主人了！此时，他把车开到山雀别墅的门口，那里出现了一个着黑装的人影。来访女客朝公证员走去，并向他伸出了手，她全身放着光彩。此时的罗宾紧紧抓着椅子的扶手，差不多快把它捏碎了。
来人是贝阿特里斯·蒙代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