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编排版系统原理性样机（印华光工型机）在教育部和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的主持下，通过了部级鉴定。
鉴定会肯定华光工型机在汉字信息压缩技术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激光照排机的输出精度和排版软件的某些功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的确，华光工型系统在不少方面都优于当代最先进的英国蒙纳公司的系统。凡看过底片和样书或参观过华光机的美、英、日等国的技术专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在王选看来，一项科研成果，不管它获得多少的荣誉，再高的评价，只要它没有走出实验室，没有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过是迷人的海市蜃楼罢了。“华光系统在成为实用商品之前，我们的成果只能算作零！”这是王选对自己提出的挑战。他没有退缩，而是作出了从零起步的战略决策。
1980年夏天，北大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软件的核心部分全部调通，其性能更加完善，已基本具备出版条件。很快，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成功地排出了样书——《伍豪之剑》。
全书只有26页，字形优美清晰，封面古朴典雅。从封面到正文，都是由点阵组成。这本书从文稿输入、编辑排版、校对修改、加添页码等一系列工序都是在计算机控制下自动运行的。它没有动用一个铅字，也没有经历铅排所必不可少的捡字、拼版、打纸型、浇铅版等一系列繁琐的工序，更没有熔铅、铸铅这类有毒作业。它是中国印刷史上完全甩开铅作业，用激光照排系统印成的第一本汉字图书。
当这本书送到分管科技工作的方毅副总理手中时，他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挥笔批示：“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了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他爱不释手地翻看了样书之后，又把《伍豪之剑》带到中央政治局，分赠给每位政治局委员。
这些貌似平凡的绿色小册子，向中国最高领导层传递了一则重要的信息：北京大学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专家，已经在首都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汉字印刷术革命！
日理万机的邓小平也没有忽略这一信息。他当即写下了“应加支持”的批示。
1980年10月，方毅带着批示来到北大，向王选及全体研制人员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王选是幸运的，几年的顽强拼搏换来了华光Ⅰ型的具体成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而在他之前起步的六家，现在怎么样了呢？
上海的两家，一家下马，一家改变了研制方向。
北京的两家中，有一家在1979年就已经停顿下来，照排机没出实验室就夭折了。另一家负责光学和精密机械设计的同志，在看到《光明日报》以通栏标题报导了华光工型机主体工程已获重大突破的消息之后，立即长叹一声说：“我们的方案就要被淘汰了！”不久，这家也半途夭折了。
南京的一家二代机协作单位，也是见报后派人坐飞机到北京了解情况，不久就停止了二代机的研制工作。
王选丝毫没有幸灾乐祸的想法。他知道这几家科研骨干和技术负责人都是很有才华、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专家。他们的专业水平，他们所设计出的高难度机械动作都达到了国内极高的层次。但仅仅因为没有选好方案，致使十年之功，付诸东流，数百万元的科研经费也泡了汤，这实在是每位科技人员都不应忘记的惨痛教训！
只剩下云南一家了。王选曾对他们过时的模拟式三代机技术方案提出过忠告，但终因骑虎难下，未能下决心改变方案，到了1982年才下马。
王选的获胜，使他一时成了新闻人物。然而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错，华光I型系统已经通过了部级鉴定；核心技术已经登记了欧洲专利，但华光系统离目标还远着呢！它现在只不过是一台原理性样机。它采用的是小规模集成电路，是落后的磁芯存贮器。这些国产部件仅能达到70年代初的水平，可靠性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仅仅是样品而不是商品！
正当王选和研究室内外的科技人员齐心协力，埋头苦干，为华光系统的商品化而奋斗的时候，社会上掀起了出国热、理论进修热、辅导孩子热等冲击波，搅扰了研究室的正常秩序。出国、职称、调资、住房、子女升学等问题，王选一概没有能力解决，他只能怀着惋惜和内疚的心情，为调出人员送行。研究室搞硬件的原来有9人，后来剩下两人，王选还算其中一人。在80年代初，普遍存在的心态是，把学术研究与商品生产截然对立开来，把科学与技术分为上下两等。“北大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怎么也搞起商品来了？”“大学是搞科学研究的，不应该做具体的技术工作。”还有朋友好心相劝：“王选，你已经在学术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功成名就。剩下的工作让别人干去吧！何必还这么辛苦？”这些打上了计划经济时代烙印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清高态度，曾困扰着王选，形成了不小的精神压力。
王选认真统计了一下国外在计算机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即荣获过计算机最高荣誉奖——图灵奖的人。结果惊奇地发现：他们都是两位一体的人——既是提出新思想的人，又是亲自实现的人。
由此看来，科学家介入生产实践活动，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迅速变为商品，不仅是一件无可指责的事情，相反，这倒是科学家的必由之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一个吉兆。
“干！不搞出商品型华光系统，死不瞑目！”王选作出了研制汉字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以来的第二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他领导的北大研究集体的骨干力量，一个个都铁了心要干到底。
就在王选费尽心机安定研究所人心的时候，外地协作单位也频频告急。潍坊计算机厂的部分领导人对华光系统的前途产生怀疑，下令冻结了几十万元的研制经费，强迫研制华光系统的技术人员立即下马。后来，计算机工业管理局长亲自出面做了领导工作，才渡过了这场危机。
又恰是在王选于逆境中奋力拼搏的时候，他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生活上最亲密的伴侣爱人患了癌症！王选险些被这一晴天霹雳所击垮！他深感内疚，但又无可奈何。他没有忘记病弱的妻子，但他必须为华光事业全力拼搏，否则就会跟历史的机遇失之交臂。
王选带领研究室的全体成员，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华光系统的换代工作中。他负责新一代产品——华光Ⅱ型的逻辑设计和微程序的编制。原系统小规模集成电路被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微处理机取而代之，研制工作进展顺利。
1983年夏天，华光Ⅱ型系统研制成功。随即，大样机在普通纸上打出了清样！要知道，当时国外最先进的照排系统也只能在价格昂贵的照相纸上打出清样。直到1984年初才在普通纸上打出了清样。
1984年初，华光Ⅱ型系统在展览会上刚一亮相，就被新华社大胆采用了。这是华光系统第一次进入试用状态，既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华光Ⅱ型系统每天要处理14万多字的新闻稿。新闻稿不同于普通文稿，时间性极强。邮车每天清晨都准时来取稿，不能有丝毫延误，华光Ⅱ型系统能禁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吗？王选心里又兴奋又紧张。
国内的电脑市场上，从微机到大、中型计算机，几乎全是进口货。数十种国产计算机产品静静地躺在仓库里无人问津。外国计算机设备仍然像潮水般地涌向中国海关，大有一举冲垮中国电脑工业的势头。
有人断言：进口是阻止不住的。深圳、广东等地的厂商与外商结合，引进先进设备之后，华光系统肯定得完蛋！有人讲得更具体、更吓人：1984年10月，是华光系统正式垮台的日子。他们的断言并不都是无稽之谈。这年10月将在北京举办国际印刷设备展览会。很多国家的先进设备都将来华参展。不少人认为，到了那时，华光系统将无立锥之地，只能彻底瓦解。
更令人感到担心的是，王选在《人民日报》专家论证会上的失败。《人民日报》自1983年就考虑引进激光照排设备，以实现编辑排版现代化。1984年召集专家论证会。专家们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引进国外激光照排设备。主张引进的意见，在论证会一开始就占了优势。他们认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是中国影响最大、发行量最高的综合性报纸。照排系统的任何差错都会引起严重后果。而国产照排系统至今不过是样机和展品，能否达到真正实用的水平，现在还很难预料。即便研制出来也必然是落后的，无法与先进的英美电脑公司所生产的照排系统相匹敌。
王选在发言中力排众议，极力主张选用华光系统。他引用一系列数据表明华光系统的优越性，但仍未能扭转论证会的倾向。有人认为王选不过是在进行“王婆卖瓜”式的自我吹嘘。
“华光”照排系统在《人民日报》的论证会上遭到失败之后，华光系统的处境更趋恶化。因此，王选深知新华社能否用华光Ⅱ型照排系统顺利排出日刊，已成为决定华光系统成败的关键一仗。王选决心背水一战。在电子工业部主持召开的制定“七·五”规划会议上，他郑重宣布：明年2月1日，如果华光Ⅱ型系统还不能在新华社排出日刊，我们自动放弃“七·五”攻关的经费，“统统不要，分文不取！”
北大汉字信息研究室及协作广的科技人员，都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全力以赴地参加了大决战。
1985年2月1日，新华社用华光Ⅱ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连续运行排印出《新华社新闻稿》日刊和《前进报》旬报。Ⅱ型系统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
5月，中国计算机界，新闻界和出版界一百多名专家，出席了国家经委主持的鉴定会。专家们对华光Ⅱ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和审查之后，郑重宣布：华光Ⅱ型编排系统是我国研制成功的一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科研项目。它开创了我国印刷技术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我国各大报刊都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并宣布华光Ⅱ型系统即将正式投入批量生产。
那些耸人听闻、喧嚣一时的凶险预言一一破产了。华光系统不但没有垮台，而且在中华大地上站稳了脚跟。
接着又传来一个喜讯：华光Ⅱ型系统被评为198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在一片赞美声中，王选却以十分苛刻的目光对华光Ⅱ型系统横加挑剔：体积大，外观不秀丽；主机硬盘对机房的要求过高；软件要进一步改进提高，它还应付不了对开大报及版面复杂的科技版；滚筒式激光照排机也不过硬，有时还出毛病；用户也太少了，全国只有五家。
王选冷静地宣布：如果把华光Ⅰ型系统的样机视为零的话，那么华光Ⅱ型系统只不过是开了一朵小花，结了一个小果子！
于是，他和伙伴们又马不停蹄地发起新的攻坚战——发展小型化的华光Ⅲ型系统，进一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提高排版软件的功能。
他以身作则，分秒必争。平时没有节假日自不必说，春节期间，大家都休息，干扰最少，这段时间成了王选工作效率最高的工作日。华光系统中很多技术难关都是在这时突破的，一些难度最大的设计方案，也都是在这时完成的。
1986年春节，王选因在山东潍坊计算机厂劳累过度，患肺炎，高烧39℃，在病床上打点滴度过了春节。
1987年春节，王选在完成Ⅲ型机微程序设计的同时，又巧妙地构思了空心、旋转、勾边等一系列美观新颖的字体设计方案。
在华光Ⅲ型系统的攻坚战中，北大汉字信息研究室的年轻一代科研人员在实践中崭露头角。他们在研制数学版、化学版的软件过程中，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对此，王选特别高兴。他说：“我们研究室里的年轻一代的崛起，比华光系统本身的成果更令人欣慰！”
1985年11月，华光Ⅱ型系统通过鉴定不过才半年的时间，潍坊计算机公司在北大的支持下，向用户提供下第一套华光Ⅲ型系统。
跟华光Ⅱ型系统相比，Ⅲ型系统不仅体积小，外观小巧漂亮，而且在技术指标和功能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它不但能排大小报刊和辞典，还能排那些带有复杂数学公式、化学方程式以及各种表格的科技书刊。价格也大幅度下降，朝小型化、实用化和商品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王选认为华光系统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实现输出对开的日报。但这需要有一个实践的机会，以便进一步开发和完善华光系统编排大报的功能。
大报纸跟一般书刊可不一样。它的日发行量高达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份，万一卡了壳——哪怕只延误一天，也会引起读者的骚动。况且，用激光照排系统输出整页中文报纸，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日本及欧美各国当时都在加紧研制，但没有一家获得成功。谁敢担当如此巨大的风险，轻易上华光系统？
“我们第一个上‘华光’！”首都报业中，第一个站出来装备华光系统的是《经济日报》印刷厂。1987年初，《经济日报》印刷厂购进的两套华光Ⅲ照排系统先后安装调试完毕。为以防万一，工厂仍然保留了全套铅排工艺。
1987年5月22日，在共和国的首都，在《经济日报》印刷厂的激光照排车间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整页输出的中文报纸！
一时间，《经济日报》的版面成了全国最漂亮，最富于变化的版面。它的标题字字体之多，居全国之冠，丰富多彩，赏心悦目。
《经济日报》的时效更是惊人。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全文达34，000多字。各大报社在收到新华社电讯稿之后，即使立即召集一批最熟练的印刷工人，也得苦战三四个小时才能完成排版任务。只有《经济日报》，借助华光系统的威力，在收到电讯稿之后，仅仅用20分钟就在照排车间完成了全部排版任务！
厂房占地面积也大大缩小。过去拥挤不堪的厂房，现在绰绰有余。劳动生产率更是今非昔比。原来铅排作业的夜班需要35人，现在照排车间只需1人排字，1人拼版。两套班子才4个人，再加1名领班，总共5个人就够了。
印刷厂的经济效益也显著提高。1988年，每天输出成品50万字，清样200万字。与此同时还承担着33种报纸、11种期刊的编排任务。与同等任务的铅作业相比，可减少厂房面积68%，用人减少60%，耗电量减少68.7%，成本下降27%，年利润达200万元。1989年的日排字量达80万字。年产值达700万元，年利润250万元，人均利润突破了万元大关。
1988年7月，《经济日报》印刷厂又爆出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经济日报印刷厂卖掉了铅字，全部废除了铅排作业，成为中国第一个甩掉铅字的印刷厂。人们欢呼着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欢笑着跃入电与光的时代。
从1981年王选发明激光汉字编排版系统原理性样机（即华光工型机），通过国家鉴定后，到1991年又相继推出了华光Ⅱ、Ⅲ、Ⅳ型和新一代方正91电子出版系统。
王选成功的关键在于，在强烈的科技创新意识，发展机遇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的驱动下所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当华光工型机问世时，他已谋划着要实现研究成果向商品的转化；而当华光Ⅱ型机被一片赞誉声环绕，有人主张停下来喘口气时，王选却洞悉到：停顿就意味着失去市场，意味着失去发展的机遇。他没有松劲，从而也就在不断开拓进取中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1988年投放市场的华光Ⅳ型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字形复原速度高达710字/秒，（对于100×100点阵），是国产照排系统走向成熟的标志。方正91系统则采用集成度更高的专用芯片，体积更小、速度更快。1993年推出的方正93系统是北大方正十多年最重要的技术突破，采用了国际标准页面插述语言PostSeripi 并研制了0.7微米线宽的手用协处理器芯片，其复杂度为方正91芯片10倍以上。这一系统能在8—10分钟内出四开一版分色片，在中文彩色出版物的输出速度方面世界领先，引起了海外中文报业和印刷业的强烈兴趣，并很快进入了海外市场。1990年6月，采用华光Ⅳ的香港新晚报成为港澳地区第一家全部版面都用电脑编排的报纸；1992年1月，采用方正91彩色照排系统的澳门日报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彩色照片与文字合一处理的中文日报。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何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上，王选也是深谋远虑的。他选择一条科工贸一体化的道路，把科技人员、生产厂家和用户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在开发——生产——商贸不断良性循环过程中，他始终站在了科技的前沿，掌握着商战的主动权，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