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信一星期后才到，我们等候回信的时候，我去找了圣约翰林区的医生，说我受了哈尔科姆小姐的委托，要尽量多搜集一些有关她妹妹病死的材料，因为基尔先生没有时间做这项工作。
多亏古德赖先生协助，我领到了一份死亡证明，还会见了那个盛殓尸体的女人（简·古尔德）。通过这个人的介绍，我又接触了那个女仆赫斯特·平霍恩。她前不久因为和女主人吵嘴而辞去了工作，现在和古尔德太太的几个熟人住在附近地方。就这样，我掌握了女管家、医生、简·古尔德和赫斯特·平霍恩等人的证明材料，原文都已在前面发表。
具备这些文件所提供的更多证明后，我认为自己已有充分准备，可以去和基尔先生商谈了，于是玛丽安写信去为我做了介绍，并约定我为谈一件私事去会见他的日期。
那天清晨，我有充分的时间和平常一样陪着罗拉出去散步，然后看着她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绘画。当我站起来准备离开屋子时，她抬起头朝我看看，露出前此未有的焦虑神情；她又显得像从前那样心神不定，手指不停地摸弄着桌上的画笔和铅笔。
“你总不会厌烦我吧？不会因为厌烦我，所以要走开吧？”她说，“我一定要表现得更好——我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你还像从前那样喜欢我吗，沃尔特？瞧我现在这样苍白消瘦，学起画来又是这样迟钝。”
她说起话来像个小孩，像小孩那样向我暴露她的思想。我停留了几分钟——停下来对她说，我觉得她比以前更加可爱了。“快让身体复原吧，为了玛丽安和我，快让身体复原吧。”我鼓舞在她意识中出现的新近希望。
“可不是嘛，我一定要努力，瞧他们俩这样喜欢我。”她自言自语，又开始绘画。接着她忽然又抬起头来看我：“别去得时间太久了！没你在旁边帮助，沃尔特，我画不下去。”
“我很快就会回来，亲爱的——很快就回来看你画得怎样了。”
我的声音不禁微微颤抖。我强迫着自己离开了屋子。现在我仍旧需要克制着自己；在这一天里，自制力对我仍旧是需要的。
我开了门，向玛丽安做了个手势，叫她跟随我走到楼梯口。我觉得，只要自己一旦在街上公开露面，那迟早会发生一些事情，让她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我几小时内就会回来，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仍旧要像往常一样当心，”我说，“别让任何人进来。万一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对我说明白，沃尔特，”玛丽安急忙打断了我的话，“有什么危险——我好知道怎样应付。”
“有一点危险，那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可能听到罗拉逃走的消息，已经赶回伦敦。”我回答，“你知道，我离开英国之前，他曾经监视我；虽然我现在不认得他，但他可能认得我。”
她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一言不发，只焦急地瞅着我。我看出她理解我们面临的严重危险。
“珀西瓦尔爵士本人，或者他雇用的密探，不大可能这么快又在伦敦发现了我。”我说，“但是，仍有可能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我如果遇到这类事，今晚回不来，你不必惊慌；罗拉如果问起，你可以给我想个最好的理由回答她。只要有一点怀疑自己受到监视，我就会非常当心，不让密探跟踪我到这儿来。不管我可能会耽搁多久，玛丽安，你要相信我会回来，一点儿也不用害怕。”
“一点儿不害怕！你不用因为只有一个妇女帮助你，沃尔特，就感到懊恼。”玛丽安坚定地回答。她略微停顿一下，又让我耽搁了一会儿。“当心！”接着，她焦急地紧握着我的手说——“要当心！”
我辞别了玛丽安，开始去为侦查工作铺平道路——那是一条阴暗崎岖的道路，它的起点将从律师的门口开始。
我去法院胡同吉尔摩与基尔联合事务所，一路上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
就在我的名片被递进去给基尔先生的那会儿工夫，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后悔早先没考虑到的事。按照我从玛丽安的日记中获得的那些材料，我相信福斯科伯爵已经偷看了她在黑水园府邸写给基尔先生的第一封信，并由他妻子截下了第二封信。因此，他已经知道了律师事务所的地址，而这就必然会联想到：罗拉逃出疯人院后，玛丽安如果需要找人出主意帮忙，她会再去请教基尔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胡同的事务所将成为他和珀西瓦尔爵士首先需要监视的地方；如果他们选择的密探仍旧是我离开英国前跟踪我的人，他们今天很可能就会知道我回国的事。刚才我只想到会在街上被他们认出来的一般可能，然而直到现在才考虑到与事务所有关的特殊危险。现在已经为时过晚，再来不及补救这一不幸的疏忽，只懊悔不曾事先和律师安排一个私下会晤的地方。我当时只能这样决定：离开法院胡同时要当心，无论如何不能直接回家。
我等候了几分钟，然后被领进基尔先生的私室。他是一个面色白皙、身体消瘦的人，样子沉着冷静，目光锐利逼人，说话声音非常低沉，脸上毫不流露情感，他好像对陌生人不会轻易表示同情，他那职业性的安详态度根本不容易被人搅乱。要达到我的目的，看来不大可能找到一个比他更适合于协助我的人。只要他肯做出对我们有利的决定，我们就有把握打赢这场官司。
“在开始谈我这次前来求教的事情之前，我必须先让您知道，基尔先生，”我说，“这件事无论我怎样简短地叙述，它也得占您一些时间。”
“谈哈尔科姆小姐的事，完全可以占用我的时间，凡是涉及到她的权益的事，我在公私方面都可以代表我的合伙人。”基尔先生回答，“我的合伙人暂停执行业务的时候，曾经这样吩咐过我。”
“请问现在吉尔摩先生在英国吗？”
“不在英国，他和他的亲戚住在德国。他身体已经好一些了，但是，什么时候回来，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们刚开始寒暄时，基尔先生就在面前一些文件中寻找什么，这会儿他从里面取出了一封密封的信。我以为他要交给我了，但是他显然改变了主意，又把信摊在桌上，然后在椅子里坐好，静静地等着我说话。
我不费时间去说开场白，就直接谈到正题，把前文所述的那些事全都告诉基尔先生了。
基尔先生虽然是位老练的律师，但是在震惊之下也失去他那职业性的镇定。我还没全部说完，他已经无法掩饰惊疑的神情，几次要打断我的话。但是我只顾说下去，而且刚把话说完，就单刀直入地提出了那个重要问题：“您是什么看法，基尔先生？”
基尔先生非常慎重，没恢复镇定前不肯答复。
“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前，我必须先提几个问题，澄清某些疑点。”基尔先生说。
基尔先生提出了问题，一些表示怀疑和不相信的尖锐问题，这时他明明认为我这人是想入非非，假如不是哈尔科姆小姐曾经向他介绍，他甚至会疑心我是在玩弄一个狡猾的骗局。
“您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吗，基尔先生？”等基尔先生盘问完了我这样说。
“只要您本人相信那些是事实，我就肯定您说的是实话，我十分尊敬哈尔科姆小姐。”基尔先生回答，“因此完全有理由尊敬她相信可以参与这类事的一位绅士。再说，为了礼貌关系，为了避免争论，我甚至可以进一步承认：对哈尔科姆小姐和您来说，格莱德夫人仍旧活着这件事已被证实。但是，您到我这儿来的目的是为了知道合乎法理的观点。而作为一个律师，单说作为一个律师，我有责任指出，哈特赖特先生，您提不出丝毫证据。”
“您这话说得未免太重了，基尔先生。”
“我还要说得清楚一些。有关格莱德夫人死亡的证明，看来是明确的，是完备的。有她姑母的陈述，证明她到了福斯科伯爵家里，她发了病，她死了。有医生的诊断书，证明她是死了，并说明她是在正常情况下死的。利默里奇村里的殡葬是事实，坟墓上的碑文是凭证。现在您要把这一切都推翻。可是，您能提供什么事实为您的一方辩解，证明那已死和埋葬了的人不是格莱德夫人呢？再让我们全部审查一下您陈述中的要点，看看它们说明了一些什么。哈尔科姆小姐到了一所私人开办的疯人院里，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女病人。据说，一个名叫安妮·凯瑟里克长得和格莱德夫人异常相像的女人，一度曾经从疯人院里逃出去；据说，今年七月里被收进疯人院的那个人，是用安妮·凯瑟里克的名字被送回去的；据说，送她回去的那位绅士曾经警告费尔利先生，说她发疯的时候会冒充他已故的侄女；据说，她在疯人院内确实一再声称自己是格莱德夫人（但那里的人都不相信她的话），这些都是事实。您有什么证据可以驳倒这些事实？哈尔科姆小姐认那个女人是她的妹妹，但是此后的一连串事实已否定和驳倒了这种想法。哈尔科姆小姐可曾向疯人院院长证明她确实认出了她妹妹的身份，然后采取符合法律手续的方式让她出院吗？没有，她是秘密买通了一个护士，让她逃了出来。而当这个病人以这种违法的方式出了院，被带去见费尔利先生的时候，费尔利先生认了出她吗？他可曾对他侄女的死有过丝毫怀疑吗？没有。仆人们认出她来了吗？没有。她被留在附近地方，以便证明自己的身份，并进一步经受检验吗？没有；她被悄悄地带往伦敦。就在那时候，您也认出了她——但是您并不是她的亲属，甚至不是她家的旧交。仆人们否定了您的看法；费尔利先生否定了哈尔科姆小姐的看法；而所谓‘格莱德夫人’的话又前后矛盾。她说她在伦敦的某一家过夜。您的证明里又说她没有去过那家；而您自己也承认，由于她头脑不清楚，您不能让她在任何情况下经受询问，为自己进行辩解。为了节省时间，我这里就不去谈其他琐碎细节了；现在请问，这件案子如果被送到法院里去审理——进行审讯的陪审团要求一切应以合理的证据作为判案依据，那么，您的证据呢？”
我只好先等自己恢复了镇静，然后再回答他的话。这是一个局外人首次根据他的观点向我谈罗拉和玛丽安的事情经过——首次如实反映了我们所遇到的种种可怕的障碍。
“毫无疑问，”我说，“您所说的事实，在证明中好像对我们很不利，但是——”
“但是您却认为那些事实一经过您的说明，都可以被推翻了，”基尔先生打断了我的话，“让我把这方面的经验说给您听听吧。一个英国陪审团如果面临选择，或者是受理表面上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或者是听信真情需要解释的长篇说明，这时候它一向是不去倾听说明，而是相信事实。比如说，格莱德夫人宣称（为了避免争论，我就这样称呼您所说的那位夫人吧），她曾经在某家人家过夜，而结果证明她并没有在那家过夜。您解释这件事的时候，说明了她的精神状态，从而得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结论。我并不是说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我只是说，陪审团宁可相信她说话自相矛盾这一事实，不愿接受您为这自相矛盾的现象所做的任何解释。”
“但是，难道就不可以，凭借耐心和努力，找到更多的证明吗？”我仍旧坚持己见，“哈尔科姆小姐和我还有几百镑——”
基尔先生再也不能完全掩饰怜悯的神气，他朝我看了看，摇了摇头。
“现在就从您自己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吧，哈特赖特先生，假如您对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和福斯科伯爵的那种看法是正确的（要知道，我本人并不同意那种看法），那么，假使您要收集新的证明，他们就会用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办法来为难你。”他说，“在诉讼活动中设置重重障碍，对审讯程序的每一个步骤都强词夺理地进行阻挠——等到我们花完了不是几百镑，而是几千镑，很可能到最后还是输掉了官司。那些按照相貌相似来确定身份的问题，它们本身就是最难判断的——即使不牵涉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案件中这样复杂的关系，它们也是最难解决的。对于现在这样一件离奇的案件，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即使埋葬在利默里奇村墓地里的那个人不是格莱德夫人，但是照您所说，她活着的时候和格莱德夫人十分相像，那么，即使办妥手续，请求官府核准，发坟起尸，我们仍旧得不出什么结果。总而言之，没办法打赢这场官司，哈特赖特先生——肯定没办法，没办法打赢这场官司。”
但是我坚决相信有办法打赢这场官司；而因为具有坚强的信心，我就改变了争论的焦点，再一次请问基尔先生。
“除了确定身份的证明以外，还有可以提出的其他证明吗？”我问。
“在您谈到的情况下，再没有其他可以提出的证明了，在所有的证明中，最简单和最可靠的，是根据日期的比较对照得出的证明，”他答道，“然而，据我了解，这种证明您已经是没法发现的了。假如您能证明医生证明书上的日期和格莱德夫人去伦敦的日期不符，那么，情形就完全改观了；那样我就会第一个说：让咱们起诉吧。”
“那日期还是可以发现的，基尔先生。”
“有朝一日被发现，哈特赖特先生，您就能打赢官司了。您现在如果就有办法发现，请告诉我，咱们可以商量一下，让我能给您出点什么主意。”
我考虑了一下。女管家不能帮助我们；罗拉不能帮助我们；玛丽安不能帮助我们。很可能，知道那日期的只有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两人。
“目前我还想不出一个办法，来确定那日期，因为，除了福斯科伯爵和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我再想不出有谁肯定知道那日期。”我说。
基尔先生那张始终保持镇静、聚精会神的脸首次放松，现出笑容。
“我想，您既然对那两位先生的行为抱有那种看法，”他说，“大概也就别想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了吧？他们如果伙同一气，凭借阴谋弄一大笔钱到手，那么他们是无论如何不会说出那日期的吧。”
“他们会被强迫着说出来，基尔先生。”
“被谁强迫着？”
“被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