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定的相互信任，人类就不可能存在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之中，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组织如此严密而又复杂的社会。虽然大家都赞同这个说法，但是有一些现象还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尽管这些现象可能会与我们的理论相冲突，但对于那些熟悉中国的人来说，这确实是毋庸置疑。我们将要谈到的关于中国人互相猜疑的许多情况，对中国人自己来说非常平常，因为这是所有东方人所共有的特点。只不过中国的表现形式更加突出而已。实际上，不仅是中国人，人类的各民族都会猜疑，假如一个人碰巧知道一些与他本人全然无关的事情，其结果往往会特别严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危险性更能引起那些可怕的猜疑了。
在中国，互相猜疑就像这个民族一样悠久。这个国家各地高耸着的城墙最能吸引人注意的。这与拉丁文里“军队”一词就意味着训练或操练一样，“城”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就是用墙围起来的城市。而且中国的律法有规定，每个城市都要把城区围起来。同其他法律一样，这并不是明文规定，所以，城墙得不到任何保护，坍塌损毁屡见不鲜。我们亲眼看见，有一座被太平天国军队包围并占领好几个月的城市的城墙完全遭到摧毁，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里，这些城墙也一直没有得到修复。不少城市只有薄薄的泥墙，老百姓的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爬上爬下。这些衰败的景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国家正在走向衰落。一旦面临危机，第一个措施就是修城墙。可是实施维修时，官员们以及其他暴发户又成了其中的掠夺者，他们能最直接地通过这一举措压榨老百姓。
中国政府对人民的不信任，所以中国的城市才会有那么多的城墙。尽管在理论上，百姓是皇帝的子民，而地方官又被称作“父母官”，但他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纯粹的专业术语，就像“加”和“减”一样。而人民同其统治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孩子同一个继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历史中，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实际上，只要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就可以避免很多冲突。或许是政府有为难之处，政府并没有及时行动；或许是政府不想那样做。与此同时，老百姓在慢慢地造势，其实政府也心知肚明，而官员们却迅速撤入准备好的防御区里，像缩到硬壳里的乌龟，或者是躲在刺球里的刺猬，而把这场骚乱交给军队去摆平。
和别的东方人的城镇一样，中国人所有房屋都有高高的围墙，这又是他们相互猜疑的例证。一个外国人在与中国人交谈时谈到类似伦敦或者纽约这些地方，如果故意把它们说成是“有围墙的城市”，连外国人都会感到尴尬。那些对西方有兴趣的中国人也会困惑不解：这些国家的人民何以能够生活在毫无围墙遮拦的地方。尽管缺乏足够的依据，中国人还是会立马断言：这样的国家肯定没有什么坏人。
中国各地的农村，人们喜欢聚集了住在一个地方，简直像极了一个个微型的城市。这一点，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人喜欢相互猜疑。防的不是外族入侵，而是他们自己人。据我们所知，唯一不这样聚居的一个例外便是山区，那里的土地非常贫瘠，只能养活一两户人家，而那里的人又是如此贫穷，穷得都不怕贼偷。贝德禄先生曾这样描述四川省：“农民及其雇工，无一例外地住在田边的农舍里，他们往往是相互分隔，而不是挤作一堆。”如果像李希霍芬男爵所言，这之所以成为例外，是因为这个偏僻省份的人比别的省份的人更希望和平，那就证明了贝德禄先生的评论：这种希望历经了过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那些岁月——尽管在此之前有过长期的和平。
东方人，包括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有关相互猜疑的最重要例证，就是对待妇女的态度。这些说法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整整一章都不能阐述清楚。青春期的女孩子，是一种“危如私盐”的商品。一旦她们订立了婚约，她们外出走动的时间就比从前更少了，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恶毒的闲言碎语。有一条社会公理，说的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尽管中国妇女的自由比她们在土耳其或印度的姐妹要多得多，但中国人对妇女的尊重还是不够。妇女普遍不能接受教育，处于从属地位，存在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度，所有这一切做法都不尊重妇女，而尊重妇女正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引用一些通俗的说法，来说明中国人对妇女的一般的看法，这些说法可以视为长期经验的总结。她被说成生性见识短，而又不可信任，是嫉妒的化身，俗语说：“妇人最妒。”这里，“妒”让人想起，或者故意让人想起它的同音词：“毒”。有一首中国古诗，充分表达了这个理论：
青竹蛇儿口，
黄蜂尾上针。
两般由自可，
最毒妇人心。
中国语言结构恰当而无意的公正性，随带地例证了这些观点，其构成方式值得注意。我曾经向一位汉语方面的杰出学者请教了这一问题，他仔细考查了135个部首从“女”的常用字，发现其中有14个是褒义的，如“好”、“妙”等等，86个中性。但那些贬义的字，其余的35个则是贬义，并且包含了整个语言中最为可耻的含义。女字旁结合声旁表示“欺诈、诡诈、卑鄙、不忠、自私”；3个女字组在一起，表示“私通、通奸、诱奸、阴谋”。
中国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人们之间之所以互相猜疑，是有两个原因：其一，因为他们互相不了解；其二，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太了解了。中国人觉得，任一原因都足以引发互相之间的不信任，他们也就相应地见机行事了。尽管中国人生来就有联合在一起的能力，这时常令人想起化学上原子的结合。然而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途径，就可以很容易地确知，中国人并不想相互信任，不过他们的表面工作做得很好。同一个家庭中的各个成员，时常会成为互相猜疑的牺牲品。这些猜疑是由儿媳们煽起，为了分得共同劳动的收益，妯娌们经常挑拨她们的丈夫，引发他们互相的嫉妒。
关于家庭生活，此处不作展开，那会占去整整一章。我们接下去注意一下另一种同样普遍的情况，这些人与家庭生活没有复杂的关系。家里的一群仆人，如果他们不是由同一个负责他们所有人的人介绍来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所谓的“武装的中立”。如果有什么不利于某个仆人的事情传出来，他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谁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的”，即使这个仆人明知自己已是罪恶昭彰，他的第一个念头仍然认为其他仆人怀恨于他。我们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中国妇女听到院子里有人大声说话，脸色立刻变了，怒气冲冲地冲出房间。因为她以为一定是在争论与她有关的事，但实际上只是在谈购买稻草的事，抗议卖主的要价太高了。
如果一个仆人遭到突然解雇，这种猜疑一定会煽起战火。他会疑心除了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断定有人说了他的坏话，坚持要知道自己为何遭到解雇。尽管他明知理由充分，甚至是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解释得通。他的面子一定要保住，他猜疑的本性一定要发挥。这些事情时常发生在中国家庭，以及有中国仆人的外国人家庭，可能程度不一样而已。因为一个中国仆人知道能把外国人的好脾气利用到什么程度，但他知道中国主人是不会那么好摆弄的。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国人，至今还雇用着那些早就该解雇的中国仆人，因为他们不敢解雇这些仆人。他们心里清楚，只要一提解雇，就如同捅了马蜂窝，也就是惹恼了那位受到指责的仆人。他们没有勇气采取断然措施，唯恐失败之后，后果会更糟糕。
有一个关于奥地利一座城市的故事：中世纪时，这座城市遭到土耳其人围攻，而且马上就要被攻占了。关键时刻，一个奥地利姑娘想起自己有许多蜂箱，于是就立刻搬来倒翻在城墙上。城墙外的土耳其人已经快爬到墙顶了。结果，在蜜蜂的驱逐下，土耳其人一方迅速败退，城市也因此被保住了。中国人的计谋与这位奥地利姑娘的计谋如出一辙，而中国人的成功时常只是一种标志，因为这种骚扰正如一位拉丁语教授所说的暴风雨，人们接受“面对风暴的警报”，但拒绝“面对风暴本身”。怪不得有这样一个说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办法，通常都是闭目塞听，假装没看见，但这个办法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不是那么轻易做到了。
我们发现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记住，当他们自己在世上独立生活的时候，最好警惕陌生人。而中国人即使在小时候也不需要这种告诫，因为他们吃奶的时候就已经吮进了这种谨慎了。中国人有句俗话说：“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我们惊奇地问，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走进庙里？回答是，因为和尚通常会做一些谋财害命的事！而两个人不能一起往井里看，是因为如果他们其中一个人欠另一个人的债，或者一个人想得到另一个人的东西，所以他难免会趁机把同伴推入井里！
还有一些互相猜疑的例子，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在西方，有自由且不会受压制，而在中国则恰好相反。对我们来说，对症下药是处理事情的最为简单、最为有效的方法，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中国就得要考虑许多不同的其他因素。凡事都是如此，在涉及钱与粮这两种构成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核心时，这种感觉最为明显。一笔原本可以交给别人来分给大家的钱，却已经按照既定方案分好了，这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大可能，因为这种分配他没经历过，而他所经历的许多次分配，总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被扣除了不少钱。同样，很难安排一个中国人去负责别人的食物分配，尽管仔细询问之下，接受食品的人也并不认为主管食物分配的人扣下了一部分以供己用，这种情况下，不满情绪可能完全压制了，但没有理由认为、也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人们就没有在互相猜疑。的确，只有外国人才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中国人早就料想会那样，正如他们有理由肯定凡是机器都有摩擦一样。
中国旅馆的店小二有个习惯，在客人付完钱即将起身之际，大声报出账单上的细目，这并不是为了称赞客人出手大方，而是有更实用的目的；让别的店小二明白，他自己并没有偷偷地拿客人给的小费或者说“酒钱”，实际上，他们在心里一直希望客人能给一些小费。
要办一件需要商量和协调的事，只要派人送封信就可以安排妥当，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却不行。当事人必须亲自出马，去见对方的负责人。如果对方不在家，就得再去，直到见到为止，因为否则的话，没有人能担保因通过中介而事情没有被歪曲。
人们时常会谈论中国人的社会团结。有些情况下，整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所有成员似乎都会去干预某些家庭成员的个人私事。一个异姓人，如果他聪明的话，就不会插手这样的事情，以免给自己沾惹麻烦。有一句实在是很管用的话，意思是外姓人的忠告不可靠。这个家伙来瞎掺和我的事情，什么意思？肯定别有居心。如果对老邻居尚且如此，那么，对那些局外人或者没有特别关系的人，更是难以想象。
在中国，“外”这个字的含义，有不同的范围和意义。外国人因为来自外国，所以受到排斥；外村人因为来自外村，所以也受到排挤。如果一个外人，没人知道他来自何处，他又不想让人知道，那么，后果势必很严重。一位谨慎的中国人心里总不免这样嘀咕：“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如果一个旅行者不巧走错了路，到达一个村庄时夜幕已经降临，他会发现，没有一个人肯走出房子给他指一指路。我有一次就转悠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想出钱请人带路，也没有人愿意听一听我的这个请求。
中国私塾里有一种传统，所有学童，都要大声诵读课文，这极大地损伤了他们的发音器官，也使外国人心烦意乱。如果有人打破沙锅璺（问）到底，他会听到这样的解释：假如听不到读书声，教书先生就会怀疑学童读书不专心。而那种让每个学童背对着先生背诵的奇异做法，也是为了让先生能肯定学童没有偷看！并不是每一种形态的文明都主张人们应该款待陌生人。所罗门的许多有关小心提防陌生人的箴言，在与东方人实际接触之后，有了新的含义，但中国人谨慎到了一个令人难以超越的高度。一位受雇于外国人专门收集童谣的中国教书先生，有一次听到一个小男孩哼唱着一支没什么意义的儿歌，恰好这位先生以前没听到过，他便让这个小家伙再唱一遍，结果小男孩吓得赶紧跑掉了，再也找不到了。这个小男孩是中国环境的典型产物。如果有个人发了疯，离家出走了，而他的朋友到处找他，希望听到一点他的线索，他们很清楚要找到他的踪影，几乎不可能。如果他曾经在某个地方呆过，却又消失了，找他的人自然要问，你对他做了什么？这样，麻烦很容易找到你。所以，面对陌生人的问话，人们肯定会采用的最为保险的办法，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已经从亲身经历中学到，一个陌生的中国人试图寻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也会碰到同样情况。有件这样的事情：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向人打听到了去他要找的那个人的村庄该怎么走。但当他到达这个村庄之后，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却不约而同地否认有这样一个人，还说连听都没听说过。这种众口一词的假话并非事先有意编造好的，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全村人同时采用这种对策，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就像一只草原犬鼠看到陌生的东西，就会缩进洞里一样。
在任何与之相似的事情中，从一声招呼中的细小方音区别，就可以判断一个人大体从何而来。一个乡下人碰到城里人，城里人通常都会盘问他，他住的地方离其他许多地方有多远，似乎要肯定一下他有没有骗他们。同样，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询问一个自称是秀才的人何时“进学”，还要问他文章的题目是什么，他作文的具体思路。其实这样很容易就能揭穿骗局，也经常如此。一个人不能指望冒充是某个地方的人，因为口音多少有点不同，会让他露出马脚的。一个陌生人不仅会发现自己难以找到某人的线索，这种做法会引起普遍怀疑，而且如同前面的例子那样，整个村子都会这样做。我就曾经派几个中国人去寻访一些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就诊的中国人，结果没有找到其中的任何一个。有一次，终于有个病人大胆地同陌生人说话，但他只说出自己的姓，姓属于一个大家族，他断然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和别人对他的称呼。另外有一次，一位信客到一个村庄查找一个收信人，但全村的都像一无所知的白痴一样退避了，最后，所有线索都断了，什么都没找到！这个例子中，这位陌生人在一二英里中没能找到要找的人，其实要找的人就住在离他几十米远的地方。
我熟识的一位老人，有个十分富有的邻居，跟他一样，以前是中国一个神秘教派的成员。问起老人这位邻居的事，告诉我说，两人的房子离得很近，一起长大，并共同度过了大约60年光阴，却不打交道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老了，不太出来。”“那你为什么不时常去看看他叙叙旧？你们是不是关系不好了？”这个人笑了笑，摇了摇头说：“关系很好，但他有钱了，我却很穷，我要是去他那，人家会说闲话。”
中国人本能地承认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猜疑，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不愿意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客人会感到局促不安，赶紧走到外面的走廊里去，意思是：“不要怀疑我，你也看到，我没拿你的东西，我不在乎这些东西。”一个自重的中国人去拜访外国人，也会这样做。
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死得蹊跷，更能引起中国人最强烈的猜疑了。典型例子是出嫁的女儿死了。尽管如前所述，她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但她死后，如果对她的死有疑问，一定程度上，她的父母占据了主动权。她的自杀是一种机会，使她父母不用再忍气吞声，相反，他们可以昂首挺胸，提出苛刻的赔偿要求。如果对方不答应，两家就会打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烦人的官司，其首要动机就是报复，而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住娘家的面子。
中国有个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个充满智慧的格言代表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生活，走路都必须谨慎小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生性沉默寡言，而我们却不会这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知道。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从很多方面证明了他们的互相猜疑。买卖双方互不信任，因此，双方一致认为，暂时把事情交由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这样做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好处，因为双方的利益分成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只有拿到钱，生意才算做成。如果这件事情有不少内容，有些就得写下来，因为“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乱状况，一部分原因在于钱庄不信任顾客，而顾客也不信任钱庄，并且双方都很有理由。中国南方甚至中国任何地方每一枚加盖印戳的银元，都证明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的猜疑本性；尽管他们想做成一笔生意时是精明的，但不愿做一笔生意时，他们更精明。一个顾客，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总希望在天黑之后用银子去买卖或者消费，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怀疑，难怪城里的商家们都不断忠告说：今日打烊，明日请早。
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十分复杂，从马可·波罗的描述里我们知道，中国钱庄汇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但这些票据不是很普遍，而且看来也只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流通。相距10英里的两个城市的钱庄，会拒收对方的汇票，而且这样做确实挺有道理。
中国的高利率，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互相缺乏信任的一种见证。这种过分的榨取，主要不是钱的使用费，而是巨大风险的保险金。中国根本就没有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国家的投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帝国的资源开发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人无信不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会继续他们的相互猜疑，当然，他们的利益这也将因此受到极大地损害。
前几年，报纸上刊登了一段有关纽约华人社区情况的报道，这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在商业上互相猜疑的奇特例子。这个中国人的组织大概同中国人在别的城市建立的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府，还有12名头面人物做市政官员。他们把市政府的钱和文件存放在一只很大的铁制保险箱里，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他们锁上了一排12把笨重的中国式铜挂锁，而不是纽约各家银行那种结构复杂外观漂亮的暗码锁。这12位市政官员每人掌管一把挂锁的钥匙，如果要打开保险箱，就必须12个人同时到场，每人打开自己的那把。这些杰出的市政官员中有一位不巧去世了，于是，市政事务陷入了极端的混乱。他那把锁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冒险拿他的锁去开启保险箱，这是因为害怕这样一种迷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任，让他得同样的病死去。直到一场特殊的选举之后有人填补了这个空缺，才会有下文。这件小小的事故的确是一个窗口，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性格的重要特征：极富组织能力、经商能力、互相猜疑、无限轻信，同时也蔑视西方人的制度和发明。
中国的政府结构，也同样存在因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实就是亚洲所特有的一个例子，中国很早就有。但当今的清室却用十分有效的办法对付了这个危险的阶层，剥夺了他们在历朝历代祸害他人的权力。
当不和谐的双方，比如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必须在高层次上合作时，必然会有猜疑。而满人和汉人在管理政府方面的奇异结合以及人事安排，都说明他们之间相互猜疑：“六部”中满人担任正职，汉人也许就担任副职。通过这样的互相牵制和平衡，国家机器得以维持。庞大而重要的检查机关同样做出了这一贡献。
那些了解中国政府内部运作情况的人，他们的观点让我们确信，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互相猜疑，也是中国官方生活的特点，不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上级官员提防着下级官员，因为这些对手很可能会超过自己。另一方面，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也少不了猜疑，因为上级官员可以随时让他调任或免职。看来有充分理由相信：上下级官员都多多少少嫉妒庞大而有力的文人阶层，而官员们又一致戒备着老百姓。后一种心境，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半政治性质的社团，因而整个国家成了个大蜂窝。一个知县可以压制著名社团的年度聚会，只不过因为这个社团禁止享用鸦片、酒和烟草，打翻了衙门里贪婪的“虎狼”的宴席。他这样做不是因为社团计划反叛，证据确凿，而是因为官方早就认定他们一定会那样做。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这个也不例外。这种普遍的猜疑解决了全部问题，政府随时干预，抓住带头人，发配或除去，于是猜疑被暂时搁置了。
很明显，此处论述的中国人互相猜疑的特性，强化了前面讨论过的保守特征，于是新事物自然无法得到采用。人口调查，由于政府很少为之，致使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感到陌生，甚至连这种说法都不熟悉。因此，这种人口调查总是让人疑惑不解，怀疑他的真正用意。这种猜疑的真实性，可以用我所住邻村的一个事件来阐明。有两兄弟，其中一个听说已经下令进行人口调查，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意味着强制性移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地习俗，他们中有一人要留在家里看祖坟，弟弟预见到自己肯定要被征走了，于是就自杀以逃脱了长途跋涉之苦，这样就给了政府一个小小的打击。
猜疑与保守的混合，使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中国人回国后，一直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这一致命的结合，同样也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引进。而对政府意图的猜疑，将会长期阻碍中国需要的改革。30多年前，就曾有人向北京某位显赫的政治家指出发行银质铸币的重要性，他非常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永远都不能去设法改变这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尝试着那样做，老百姓立马就会想到朝廷会从中谋利。”当然，事实就是这样的。
开采矿藏也障碍重重。如果开采得当，应该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地下的“地头蛇”，地上的贪污和猜疑，层出不穷，使得这个计划最基本的进步都不可能实现。不管好处有多大或者有多明显，当人人对此猜疑皱眉之时，引进新事物便几乎不可能了。已故的内文斯博士在烟台为中国培植外国高级品种水果，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水果明显可以产生巨大收益，但他每做一步，就不得不先将这种猜疑各个击破。换一个不够耐心、不够善良的人，早就厌恶地放弃这个计划了。一旦有了好的收成，这种状况就逐渐消失了。但是，当中国海关对养蚕种茶进行调查时，这种猜疑显示的淋漓尽致。那些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人，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个与以往积累的经验相反的调查，目的不是征税，而是促进生产，增加劳动的收益。中国人对这种计划在心里所持的态度，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兰谚语来表达——狐狸跳进鹅圈里时说：“大家早上好。”
我们还是接着来谈这个话题与外国人的特殊关系。对外国人十分猜疑，时常伴随（或许主要也是因为）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外国人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去做成最不可思议的事。如果一个外国人走到一个人们不常见到他的地方，人们会据此推断他在考察这个地方的“风水”。如果他注视着一条河流，那他一定是在探测河里有没有黄金。人们认为他有能力透视地下深处，看出有没有最值钱的东西可以拿走。如果他参加赈济饥荒，人们不用仔细思考，就知道他的最终目的是要骗走一批这个地方的人去国外当苦力。正是由于对“风水”的这些看法，外国人不能上中国的城墙。而在中国的外国建筑物，其高度必须严格规范，如同帝国的边界线一般准确。中国看来完全缺乏自然界一致性的信念。
贝德禄先生提到过四川某山区有一种说法，认为长罂粟的地方，地下就有煤。但这不单是无知的人的概念，因为帕普里教授宣称说北京有位高级官员告诉过他同样事情，并将不知道煤的生长速率来作为反对煤矿开采过快的理由。据说，已故政治家文祥读了马丁博士的《基督教的证明》之后，有人问他有何看法，他回答说，书中科学的部分他准备接受，至于“宗教部分”（其中断言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实在不敢苟同。
外国人来中国，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看到梵·瑞恰霍芬骑马游历乡间，他那副毫无目的信马由缰的样子，使四川的老百姓把他想象成一场惨重战斗之后的逃亡者。许多中国人，尽管过后十分了解外国人，但他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如果这个外国人正巧个子很高，他们都会暗自吃惊。许多中国妇女受到劝告，她们一旦主动走进外国人的房子，要人命的咒语就会起作用，让她们中邪；如果最终硬要她们进去，她们也绝对不会踩外国人的门槛，或者照外国人的镜子，因为那样很危险。
几年前，来自中国内陆省份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到我的居所来帮助一位新来的人学习汉语，由于他们那儿对外国人几乎毫无所知，因此他与外国人打交道就不免有些困难。他呆了几个星期之后，突然想到他母亲需要他去孝敬，就走了。他说好某天会回来，但再也没有出现。在我这个外国人家里的时候，这位精明的儒学家从没喝过一口仆人按时送去的茶水，也没吃一顿饭，生怕里面含有迷魂药。当另一位教书先生递给他一个信封，让他把自己写给母亲的平安家书放进去，并提醒他，只要用舌尖舔湿信封即可封口，但是他立马紧张起来了，然后一脸歉意地请那位教师替他封信，因为他说自己实在不知道怎么弄。
这种心理定势，使中国人对外国人印刷的中文书籍有了一种极度邪恶的看法。他们普遍坚信，书里面有毒，而油墨的气味就是毒药散发的气味。人们有时还会听说，这种书谁要是读上一本，就会立刻变成外国人的奴隶。我们听说的一位小伙子的看法，与之略有不同，他在读了这样一本小册子的开头之后，就害怕地把它扔了，跑回家告诉朋友说，如果谁读了这本书并且说谎，就肯定会下地狱！有的时候，分发宗教书刊的小贩会发现，这些书送不掉，却不像某些人猜测的那样是因为人们敌视书的内容，其实书中内容既不为人所知，也没什么可在乎的，而是因为人们担心，它是以赠书为借口而进行敲诈，中国人太熟悉这种方法了。
假如一个外国人试图记下中国孩子的名字，那么，他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恐慌。据说这种小事成功地弄垮过一所即将兴办起来的学校。记名字这种不明智的做法所引起的臆测，同样会导致一场惊慌。汉字的罗马化拼音系统，最初阶段肯定碰到过这种反对和猜疑。为什么外国人教学生写的东西连他的朋友都读不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解释，都不足以向一个满腹狐疑的中国老人交代清楚，因为他认为：汉字已经够完美了，对他的孩子也就够好了，比起不知祖先是谁的外国人的发明来，要好多了。几乎可以说，外国人提出的一切，都会遭到反对，道理很简单，那是外国人提出来的。“顺而不从”这个特点，会使你的中国朋友用最为客气和准确的话向你保证，你的提议真的令人赞叹，当然，也很不靠谱。
在外国人看来，讽刺是一种非常便利的武器，但绝不适合中国人。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方式，绝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那样。有一次，一个外国人对一个仆人的失职和过错，曾以厌恶的语气用英语骂他是“骗子”。这个仆人就问一位汉语很好的女士这是什么意思，等他知道这个字眼是在指责他的时候，他委屈的说，“他心如刀割”。那些读过汤姆先生《伊索寓言》中文译本的官员，他们的心态与这位北京仆人一样。这些官员不禁悟出这些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的隐晦含义，为了防止发生不好的事情，他们竟查禁了所有版本的这种书。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猜疑，最为顽固的要数发生在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和诊所里的事情了，如今这样的医院和诊所已经遍布中华大地。在广大的病人之中，的确有不少人对外国医生的好心和技术，表现出的信任既含蓄又令人感动。还有很多人的感受，我们不清楚，除非仔细询问，才知道他们还在相信那些十分荒谬的传言，比如把人的眼睛和心脏摘取制药，外科医生具有把病人剁碎的癖好，外国人在地窖里对孩子实施可怕地处理。一二年之后，这样一个医疗机构的好处广泛传扬，云开雾散，这类谣言不攻自破。但是，这些谣言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只要一有机会，它们就会像霉菌一样疯狂的蔓延。
外国与中国交往的全部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是猜疑和搪塞，外国人也有不少地严重失误。这段历史回想起来令人厌倦，而那些负责、出力不讨好的谈判的人，却没有吸取这段历史教训。在中国，个人自己往往不得不充当外交家，中国人应该明白他们该怎么办。我们下面的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有位外国人想在某个内地城市租一所住宅，而当地的官员却摆出各种理由来拒绝。在一次事先有安排的会见时，这个外国人一副中国装束，带着不少书写用品。初步交谈之后，这个外国人慢条斯理地打开了他的书写用品，放好纸，看看钢笔里面有没有墨水，一副专心致志的神情。那位中国官员十分好奇地注视着这个过程。“你在干吗？”他问道。这个外国人解释说他只是整理一下书写用品，没有别的意图。“书写用品！用来作什么？”“记录你的答复。”外国人回答说。这位官员赶紧向这个外国人保证说，没必要记了，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这个官员怎么能保证，下次再说起那份神秘的记录时，他会承认其中的内容就是他说的，或者那是准确无误的？
中国人制造谣言的能力绝对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因此，人人自危。前几年，旅居新加坡的中国人中，就有这样一种谣传，使苦力们坚决拒绝天黑之后去走某一条路，因为据说在那条路上随时都面临着被人砍掉脑袋的危险。这个国家也许永远不能从这种恐怖的时代里走出来，这种真切的恐惧就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人所感受的一样。无限的轻信和互相猜疑，是这些可怕谣传诞生和滋养的温床。当这些谣传与外国人有关时，长期而又痛苦的经验表明，绝对不能轻视，而应该刚传出来就赶紧辟谣。如果当地官员能认真制止这些谣传，也就不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了。如果不加制止，任其传播，结果就会导致天津大屠杀那样的暴行。中国的任何地方都适宜迅速传播此类谣传，几乎没有一个省份没有这样那样地传播过。为了彻底制止那种事件的爆发，极有必要抓紧时间着手于此，这如同地质学的结果一般重要。避免那种事件的最好办法，是用无可争议的实例教学，让中国人确信：外国人是中国人真诚的祝福者。这种信念一旦牢固地确立下来，那么，“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才会真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