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对中国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千人一面。他们的相貌好像都是出自一个模子；穿的也一样，都是一成不变的蓝色；眼神无光，好像发直了一样；辫子就像同一个豆荚中的两粒豆仁，完全一模一样。但是，不管你把中国人说成什么样子，哪怕是最不善于观察的旅行者，经过粗略的体验你也会发现，说中国人千人一面完全不合理。实际上，中国的两个地区，不管距离有多近，口音方面都存在着非常有意思的、莫名其妙的差别，而地区间相隔越远，差异也越大，这就是所谓的不同地区的“方言”。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的语言写起来都一样，说起来却完全不同。这又使我们想到了中国的风俗，按照中国人流行的说法，十里之外不同俗，这种差异真的是随处可见。不过中国最常见的差异，还是计量标准的差异。而在西方国家，生活舒适的保证，就是绝对不变的计量标准。
在西方人看来，任何双重标准都是令人厌烦的，而中国人却乐此不疲。对他们来说，两种货币单位、两种重量单位、两种度量单位都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一件事，没必要去反对。你去打听一下一位卖汤圆的人，问他每天做多少个这样的汤圆，他的回答是“大概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能做多少个这样的汤圆，只能让询问者自己去计算答案了。还有，假如你问一位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如果他给出的重量太低了，他立马就会解释说，这个重要是不包括骨头的！一位职员告诉你他的身高与他的实际身高相差很大，在你查问之后，他会承认自己忽略了头部的计量！事情是这样的，他原来在部队当过兵，部队分配挑担时是按照人的锁骨的高度为标准，所以，他报自己的身高历来不会把头部算在内，而这一次他疏忽了。另外，乡下人的计量方式也与众不同，他总是固执地说自己的家距离城区有90里，仔细询问才知道，他的计量标准居然是往返的路程，而实际距离只有45里。
在我们看来，计量铜钱的方法，是中国人对计量不一致的最显著的事例。铜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货币，各地都采用一种最简易的计量方式——十进制。尽管如此，一串钱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能与预想的不一样，除非你特意数一数。你甚至无法理解，就在附近几个省市，一串钱的铜钱数目居然会各不相同？按规定，“一串钱”就是100个铜钱，可是实际上往往会是100的近似值，如100至99、98、97、83（陕西省会）、甚至直隶东部的33，总之，数目相当繁多，有的地方还可能会更低。
银子买卖中的称重也是如此，可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通常各省市的“两”都不统一，除非出现巧合。于是外来人经常被搞得一头雾水，蒙受一些损失也是家常便饭。那些心地善良敦厚的人更是有苦难言，除了那些专门买卖银子的外来人还能发现其中的损益。货币混乱的动机不言而喻，不过我们只注重存在的事实。
实际上，各种计量都存在不同程度地混乱。这个地方的斗与那个地方的斗总是存在一些差异。在粮食征税过程中，假如别的国家也是经常采用这种斗，我们估计政治动乱早就爆发了，可是中国人不会，中国人是一个善于忍气吞声的民族。而整个世界一直都是，“一品脱是一品脱，一磅是一磅”，然而中国人却一斗没有一斗，一斤不像一斤。甚至这种混乱还被称作是有一定的道理。随意武断猜测的标准渗透在各个行业，比方说，盐业买卖，12两被说成是1斤。通常，购买者买的是16两的1斤，得到的却是12两。甚至公开这样买卖也是司空见惯，同行的商人都是如此。而且他们都说这不是欺诈，盐业买卖的“老规矩”就是这样，百姓们也心知肚明。土地的丈量中这种不确定性也普遍存在。某些地区的一“亩”土地往往只是其他地区的一半，假如边界线上碰巧住了人家，那么，这家人为了用于不同的田亩制，就必须使用两种不同的丈量工具。
所以，只依靠现有的报告，去推断每斤粮棉的价格，非常不靠谱，一定要搞清楚这里的“斤”是什么标准。一样的道理，只依靠现有的统计数据，也不能推断出每亩的粮食产量，弄清楚这里的“亩”是指怎样的亩非常重要。
任何一个到中国旅行的人都会有这样地感触，计量路程的距离相当不准确。在陆地旅行，假如路程是以“里”为计量单位，那么，一定要弄清楚这个“里”的真正标准，它通常不是指“大”的里！我们不是在完全否定这样计算路程的根据，我们只是想说，这种计量方法非常不精确，也不方便统一。我们发现，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离开宽阔的国道，“里”就不止一里。一个人在国道上每天能走120公里，可是在乡村的小道上最多也只能走100公里，换做在山区的话，每天能走80里就很不错了。另外，测算路程的长度通常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而不是根据实际的绝对距离，而且中国人觉得这是合乎道理的。所以，假如说到达山顶有“90里”，其实也就是一半的距离；而中国人还会固执地说，这段路程就是“90里”，因为走这段路程的困难程度就相当于在平地上走“90里”。
更令人觉得稀奇的是，在中国，从A到B的距离经常会不等于从B到A！在这里，欧几里德的假定“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完全可以加一个否定词加以修改。比方说，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有一段路的里程碑显示：从北到南长183里，而从南到北却是190里。事实就是如此，不管你来来回回跑几趟，也不管你看得有多仔细，他们就是这样标识的。
“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也站不住脚，特别是河道航行中，你听说到达前方的某一地点就有“40里”，但是仔细地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40里”原来是两个“18”；“4个9是40，难道不是这样吗？”听到这种问答估计谁都无言以对。按照他们的说法，“3个18就是就是60”。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政府通信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跑完规定的路程，他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个“60里”是“大”里。因为他的辩解听上去很合理，他的上司就下令测量这段路程，最后居然测算出实际距离是“83里”，从此以后，就一直遵循这个计量标准。
“三里屯”是形容一座城市周围的乡村，不管这些村子离城里是1里还是6里，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人们常常把1里的路程说成是5里，因为道路两旁有房子，并且村民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没错，这条街就是有那么长。
你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和需要，制定出不同的标准。造秤的人在街上四处吆喝，他会根据客户的需要在秤杆上镶上秤星。所有的买卖人最起码也有两种秤，一种用于买，另一种用于卖。因为买卖人的需要不同，他们从不购买现成的秤，旧秤的话另当别论，因为秤的标准只能根据特定的情况而定。
说人的年龄也是这样含糊不清，这最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通常推测一个人的年龄，只要知道他的动物属相就可以了。一位实际年龄71岁的老人，通常被人们说成是“七八十岁”。因为在中国，70岁生日过后，就是“80岁”的人，要想弄得准确，一定要减去这个“常数”。甚至告诉你准确的年龄了，那也是下一个春节后的年龄。尽管用“十”为单位计算岁数的方法很模糊，但是这已经成了中国人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什么“一二十岁”、“好几十岁”，或者“没几十岁”。所以，在中国，年龄能被严格而又准确地说出来极其罕见。
其实，中国对“百”、“千”、“万”的计算也很含糊，“万”是中国人计算的实际限度。至于那些更准确的表达，中国人完全不感兴趣。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两个人花了“二百串钱”看了一场戏，然后他又补充说：“是一百七十三串，但是，与二百串比起来，它们相差无几，你不这样认为吗？”
一位绅士和他的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年后打算回国，他们的中国朋友赠送给他们两幅卷轴，说是让他们分别转增给他们各自的老母亲。很凑巧，他们的父亲都去世了，他们的母亲岁数一样。两个条幅上的题字分别是“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两个条幅旁边都有一行小字，分别写着恭贺受赠者享有了——“七十年的荣华”和“六十年的荣华”。夫妇俩很高兴，对两个条幅给予了很高的赞美，不过其中一位还是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你们原本都知道两位母亲的年龄一样大，为什么说一个70，一个60呢？”他的中国朋友是这样回答地：假如两个卷轴上都写着“七十年”，未免显得作者也太没有想像力了！
对于我们所要求的精确，中国人喜欢讲究社会连带关系的这一品性，给了我们一个致命的打击。一位准备打官司需要咨询的人告诉我，他住在一个村里，但是他的口述却说明了，他住在城郊。一番仔细地询问与追究，他才承认他目前不是住在那个村里；而我再仔细调查之后居然发现，他19代之前就已经搬出了这个村子。于是我问他：“难道你认为自己是农村居民吗？”他很斩钉截铁地说：“是的，尽管我现在住在城里，但是那个村庄是我的老家。”
我曾经还被一个人邀请去看看他村里的一座古庙，他满脸自豪地说：“那座庙是我建的。”经过一番调查我知道，这座庙建于明朝的某个时期，至今有300年的历史，所以，他所谓的“我”只是一种可能的语气。
学习中文的人最初都有一个难题，那就是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满意的词语来表示自己的身份，好让自己区别于他人。中国人的整个思维与我们的习惯截然不同，对于西方人把一切都弄得准确无误的癖好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中国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的村子里有多少户人家，他们甚至想不明白那些想知道这些数字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种问题。他们只知道说“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关于精确的数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中国人不仅在数字的运用上表现出缺乏精确性，文字书写和印刷也不乏这种不精确性。要在中国找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非常难，那些错别字的使用比正确的字更复杂，由此可见，写错别字不是为了贪图简便，实在是因为人们缺乏对精确性的重视。另外，文字书写的缺乏准确性更多的是表现在常用字中。经常会看到人们有同音字代替类似的字，而原因往往是因为他们不认识那些字，或者敷衍了事。
书信中的称呼更是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人对精确的漠视。中国人家信的称呼通常是用醒目的字体写着，“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贤弟大人”等等，而“大人”的姓名则通常不会写出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人特别讲究实际，他们对自己的名字全然不在乎——这样的民族简直绝无仅有。我们很奇怪，他们的名字为什么要改来改去，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只看名字，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除非问清楚了。最让人迷惑的是，同一个人经常有好几个名字，什么原名和“号”，还有科举考试注册时专用的名字。这样一来，外国人很容易就把一个中国人误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人。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时一个村子会出现两三个不同的名字，而且一个比一个更“糟糕”。一个名字有了别名之后，他们可以互相交替使用，原名在官方文件中使用，别名是平时交谈时使用的名字；还有人会把别名当作形容词，再与原名结合组成一个复合名字。
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中国人缺乏类似于化学分子式那样绝对需要精确的教育。中国的第一代化学家很可能会因为把“没几十个微粒”的物质与有“好几十个微粒”的物质混合在了一起，于是少了许多数字，最终导致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实际上，中国人完全能够像其他民族一样，学会非常精确地对待一切事物。因为他们有着无限的耐心，他们甚至可以更加精确地对待一切事物，然而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指出来，他们目前对精确不重视，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精确。
假如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两个结论：
一，在考查中国历史档案时，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漠视精确这一特性。所以，我们在采用中国人所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往往会受骗，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精确。
二，我们必须对中国人提供的所谓“统计数字”保留很大的余地，因为这只是他们抬高自己的权威性的各种材料而已。整体不可能大于部分之和，可是，中国人的统计数字恰好相反。审查完中国人的一份“统计数字”后，我们会立马模仿一位睿智的苏格兰人拿着一部非常现实的“不确定大法”对美国最高法院高喊：“这里有对案件的最终猜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