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丝在其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里，列举中国人性格特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们民族的传统性格。《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同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他有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验为他的叙述与评价担保，他看到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本相的暧昧性。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多种特征，有褒有贬，并常能在同一问题上看到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用新视角看世界的感觉，世界存乎于心，存在于解读者的眼中。雅瑟·亨·史密丝以外族的眼光看待我们熟悉或不太熟悉的事物，类似的如《马可波罗游记》等等，有一千个读中国的人，就有一千个中国。解读者所处时代的世界格局也影响着他的眼光和心态。
雅瑟·亨·史密丝的有些评价并不合理。比如他认为中国人思绪含混，不能严格遵守西方式的逻辑，用事实本身解释事实；有些特性完全是相因的，比如说节俭持家、勤劳刻苦、顽强生存、能忍且韧、随遇而安，再比如说漠视时间、不紧不慢，还有漠视精确。有些特性看似是矛盾的，如仁爱之心和缺乏同情，但谁又能说这两种矛盾的特质不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呢？
雅瑟·亨·史密丝用局外人的身份尖锐指出，这个国度的烹饪水平极其高超，但普通百姓却依靠简单的稻米、青菜和鱼过日子，丝毫也不敢浪费，为了省下5分钱早餐可以走上46里路；这个国度的读书人文字工整有力，语言精辟，但普通百姓大多不识字，或文字掌握水平非常差，错别字使用风行（搞不好把各地简化字当成错别字了）；这个国度非常勤奋，皇帝天不亮就上朝理政，6点钟欧洲还在熟睡，中国人已经赶完了早集，但是他只用一中午就干完了4个木匠半天的工作。
显然，雅瑟·亨·史密丝看到的只是“一个衰老而略显憔悴的古老文明”。
雅瑟·亨·史密丝是位诚实、细心的观察家。读者在阅读中不难发现这一点。然而，诚实与细心并不意味着客观与准确。因为文化与时代的偏见与局限，对于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无法超越的，尤其是一位生活在1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士。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基督教偏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雅瑟·亨·史密丝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印象与见解。基督教普世精神、西方中心主义，构成雅瑟·亨·史密丝观察与叙述中国的既定视野。中国人的性格形象映在异域文化背景上，是否会变得模糊甚至扭曲呢？辜鸿铭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比如那个可敬的雅瑟·亨·史密丝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春秋大义》“序言”）
美国传教士眼里的中国人的形象，并不具有权威性。它是一面镜子，有些部分甚至可能成为哈哈镜，然而，问题是，一个美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中国人的性格》已经出版整整l00年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成为一个世纪的话题，谁也绕不开它，即使沉默也是一种反应，辜鸿铭在论著与演说中弘扬“中国人的精神”，雅瑟·亨·史密丝的书是他潜在的对话者，回答、解释或反驳，都离不开这个前提。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其中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性格》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已成为一种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性格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
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人，并不能完全保证他有能力写出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书，正如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22年的人，并不足以证明他有资格撰写出有关冶金学或复本位制的论文。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一个还未考察过它的一半以上省份且只是在其中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这整个国家作出概括。
我们不能盲信雅瑟·亨·史密丝的观察与叙述都是事实，但也不必怀疑其中有事实有道理。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了解自己既需要反思也需要外观。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临照这面镜子需要坦诚、勇气与明辨的理性。鲁迅先生一直希望有人翻译这本书，在他逝世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先生还提到：“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