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过黄河
******在1938年2月23日的电报中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初确实是做了两手准备的。
早在1937年11月17日，******就曾在一封电报中强调指出：为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且增加敌人河渡之阻碍，故河防之巩固为目前紧迫任务。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的想法。
******在1938年3月2日的《关于巩固河防的部署》的电报中又谈到了这一问题。1938年2月下旬开始，日军多次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企图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这封电报中认为，在军渡、碛口之敌两路猛攻之下，河防有被突破可能，绥德、延安紧急，威胁河东整个军队之归路。这里******谈的仍然是“归路”的问题。
就在上一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又在给朱、彭的《我后路不被隔断的条件下主力可留晋击敌》的电报中，仍然十分关注这一问题。
“八路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即使留一人指挥，亦只宜留在不被隔之地点（如吕梁山脉），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
因此，对总部之转移及徐旅与刘师主力之部署，务望本此方针，考虑切实妥善方法，并速告我们。”过不过河的问题，在******的眼里已经上升到“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的高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要保证手中仅有的这点“老底子”能够生存下来，他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审视着现在，思考着未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又发出了一封《八路军应准备转战陕甘豫地区》的电报，同样，这封电报仍然是发给朱、彭二人的。电报中说的还是老问题：
“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连续发出的讨论过不过河问题的若干封电报，实际上是洛川会议后对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问题讨论的继续。
1937年11月15日，从黄昏到深夜，彭德怀和几个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一起讨论了中国目前的形势，抗战的前途，山西的局面，八路军的任务、决心，他告诉这些热血青年：“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
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亲密合作，来与侵略者周旋。”彭德怀斩钉截铁他说：“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虽然日本强盗占领了太原和其他几座空城，可是我们并没有后退，我们的军队还是整个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加上察哈尔和河北西部。”“这些地方，合计有近千万人口。”“我们正在组织和武装华北的男女，我们要使华北一万万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当时周立波用他的笔，将彭德怀“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他写道：“归来时，骑在牲口上，觉得很冷，但路上是满天星星。我们也真感觉到，光明是在我们的面前。”不难看出，******和彭德怀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有差别的。
虽然中央军委在一封由******起草的电报《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中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属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
关于敌我位置、作战情况等，除总部随时向军委报告外，各师给总部报告之电报，应同时发给军委一份，使军委充分明了情况。”过不过黄河不应是“具体作战意见”，而应是“大的方针”。随着八路军在山区站稳脚跟，这一差别就自然不存在了。
两次“不同声音”
抗日战争初期有两次来自军内或党内的不同声音。
第一次是华北军分会发下来的一个指示。
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一个旅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这个指示，不顾中日当时的实际军力对比，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而实际上，太原在指示下发的一个星期后就失守了。
彭德怀回忆说：“显然，军分会的指示是盲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他又说：
“10月8日的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从主观愿望写的，所以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示。”这个指示出台的时候，彭德怀正随******去保定、石家庄等地做统战工作，不在总部。当他从卫立煌处回到八路军总部时，才看到这个指示，到他庐山会议后写《彭德怀自述》时仍然没有搞清楚执笔人是谁。
但彭德怀仍然诚实地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
“但我看后，并没有反对。虽然这个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我去保定前，与朱德、粥时、左权等数同志一起闲谈过：“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20万，有******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这是轻敌速胜的思想，对别人可能有影响。我是军分会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责任的。”华北军分会的10月指示，使很多干部本来就不清晰的概念更模糊了。
事实上，由于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时间很短，很多干部辽没有真正理解和搞懂******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就出发了。
华北军分会的指示一下来，大家自然认为“游击运动战”、“运动游击战”、“山地游击战”都是差不大多的一个东西，或是根本就没必要去分清楚，只要是打鬼子就行。
这是第一次来自内部的“不同声音”。
第二次“不同声音”则是“从天而降”。
1937年11月29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的很多党政军要人，如******、张闻天、******、朱德、博古、张国焘等，都静候在机场上，不时仰望着蓝天，等待着远方的客人。
不多时，一架飞机从兰州方向飞来。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客人对于等待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
当飞机舱门打开时，个子不高的王明（原名陈绍禹），从飞机里走了出来。
王明此次已是第二次从苏联回国来指导中国革命。
王明虽身材不高，讲起话来还有些大舌头，但此人擅长文笔，讲起后来亦滔滔不绝。
王明第一次回国后，由于有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工作的米夫的支持，很快便由一个留过苏的普通党员而上升为****中央领导人。
缺乏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王明，在掌握****中央领导权下到一年之后，由于白色恐怖不断地有人头落地，使王明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1931年10月18日，携妻子又回到了红色保险箱——苏联。
6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已经过了多次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也走过了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路程，在完成了和国民党共同抗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后，王明又从千里之遥的苏联匆匆赶了回来，来摘“桃子”或是来实现他的领袖欲。
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
当时在场的张国煮，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来描述当时王明和******等人见面时的场面。
虽然工明第一次执掌****领导权并没有给******等人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但毕竟那时党是一个年轻的党，它的领导人也多是年轻人，借用列宁的一句话：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更何况是宽容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了。
在机场上，******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明摆着，王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使他成了手捧“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
没多久，王明就和******为代表的一群中国共产党人在政见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坚决地主张在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王明则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
这时已经不是简单地王明要取******而代之的问题，它已涉及到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实事求是他讲，王明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发表过一些正确意见。
王明第二次回国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以及第二天的发言中，也有一些正确的看法。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
由于王明的言论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形式出现的，迷惑了很多人。此后，他又擅自拟定****中央委员名单，而且经常以****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的名义发表谈话。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把这一重要著作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发表。
王明深知《新华日报》的影响，《新华日报》是抗战爆发后****在武汉发行的一份相当有影响的报纸，他禁止《论持久战》在《新华日报》上刊发，只同意印成小册子。
这个时候是王明与******斗争的高潮。从******发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开始，理论上的较量也就同时开始了。
1938年8月，当又一架军用飞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时，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由此，王明共产国际代表的使命宣告结束。随着这一变化，第二次“不同的声音”也消失了。
“不同声音”中的山西前线
12月底，在大行山中的刘伯承、张浩、彭真赶回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听取中央12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传达。
对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在山西前线的将领和党的负责人大部分思想不通。正式传达前，总部和北方局先召开了军委华北分会和北方局委员会议。会上由彭德怀、刘少奇作了传达，敏锐的前线将领立即就“嗅”出了其中不同寻常的气氛。
1938年1月6日正式传达之前，刘伯承和******就已经知道二人间要开始合作了。1月2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马牧八路军总部听取从大行回来的刘伯承、彭真谈太行的工作。刘伯承汇报了军事方面的情况，彭真则汇报了省委工作和开展统一战线的情况。当时在座的还有******。谈完之后，彭德怀告诉他们，中央计划调张浩回延安养病。而由******接替129师政委。
刘、邓二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1月5日，中央军委的任命电报正式下达。
1月6日，北方局、军分会在马牧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中央12月政治局会议精神。
此时，******已经是没有报到的129师政治委员。
传达会议结束后，******和彭真就去刘少奇住处，大家的一肚子疑问总要找个地方说说清楚。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就是****放弃了领导权，没有自己的武装，如今又要回到大革命失败前的老路上去，前方的将领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而且“西安事变”后，与国民党谈判统一战线问题时的艰辛与曲折大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在谈判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如军队的领导权问题，规模与编制问题，抗日政权的形式等等，现在反要拱手送给他，这到底是怎么了？大家议论纷纷。
刘少奇此时虽然内心中己似翻江倒海，但并没有说话，只是一边听一边沉思着。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不仅指责******在《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而且认为刘少奇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问题》一文观点也有问题。王明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了刘少奇。这些，刘少奇并没有说出来，从党的纪律来看，不同的意见，会上可以说，会下就不能乱讲了。就今后如何宣传贯彻12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问题，三人倒是达成了一致：实际工作中不能公开提和中央会议精神下一致的口号，这次会议虽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但也并没有否定洛川会议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我们在实际中去于就行了。
看来“不争论”，在工作去检验、去实践的思想，在太行山上就开始萌芽了。“不争论”，实际上充分反映了政策和策略的统一，是领导艺术和高超的处理问题的能力的体现。
晚上，刘伯承、彭真、******又聚到了一起。他们到了一起，就可以放开地谈论了。
太行山上的三巨头，想法一致，气味相投，谈得甚是投机。三人最后认为，在军分会上可以不说，但回太行山后不仅要在实际中执行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而且要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坚决担当起领导敌后抗日的领导责任。
军分会结束后，刘伯承和朱德、彭德怀到洛阳去参加******召集的军事会议。l月18日，******与彭真一起回到太行山，开始了他师政委的生涯。
刘伯承返回129师驻地西河头后，刘、邓的合作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