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至今尚未被许多人认识，就连2003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证券报联合发布的《中国产业发展景气报告》还对零售行业只字未提（报告列举了全国21个行业的景气情况，这21个行业甚至包括烟草行业在内）。笔者认为，零售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里我们不想落入一般的俗套来大谈零售业的重要性，而只想分析一下零售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的特殊性。
（一）零售业——最接近“上帝”的行业
在计划经济年代，零售业处于所有经济活动的末端。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的流程是：首先，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产品的生产计划；其次，产品由生产企业生产出来后由批发企业加以收购；最后，经过一级批发站——二级批发站——三级批发站——零售企业的链条销售给消费者。零售业处于经济活动的末端，对国计民生而言是相对最不重要的行业。在极“左”年代里，生产企业、批发企业都是国营的，唯有零售企业中的小店铺还允许个人经营，就是明证。然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一切经济活动围绕着市场需要进行。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被认为是“上帝”。因此，离消费者最近的零售企业也开始受到重视。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地方官员为了让“天子近臣”在天子面前为自己说好话，或者是无奈、或者是心甘情愿地送钱给“天子近臣”；现在，消费者是“上帝”，离消费者最近的零售企业也就成了“天子近臣”，而制造商们为了能使自己的产品被推荐给“上帝”，也或者是无奈、或者是心甘情愿地送“通道费”给零售企业，希望零售企业不但能够把自己的产品摆上货架，而且要摆在最能够吸引上帝眼球的地方。
有趣的是，“通道费”这种做法在美国也很普遍，而且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据统计，美国超市每年向供货商收取的通道费为90亿美元左右。
由于零售业是最接近“上帝”——消费者的行业，而消费者的数量又十分庞大，因此，零售业无论是从业人员还是销售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十分显要，而且越来越显要。
10年前，美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要比零售业多1/4，但到2003年，零售业的从业人数已经开始超过国民经济中第一大行业——制造业的从业人数。这充分说明了零售业作为最接近上帝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在中国，零售业的从业人数即使加上批发业和餐饮业，与国民经济第一大行业——制造业的从业人数相比，也只占一半左右。但这正说明了零售业在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
（二）零售业——最能产生企业巨人的行业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把零售业的劳动看做是简单的买进卖出，认为这样的行业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巨型企业的。即使是通过较大规模联合重组而成立的“百联集团”，其年销售额也不到100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最大的企业——中国石化2001年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3040亿元人民币。中国的大零售企业与中国的大制造企业相比，差距极大。但是，自从美国的沃尔玛公司在20世纪末超越制造业、金融业中的大企业而成为美国第一、也是世界第一的巨型企业后，人们才发现：必须要对零售业刮目相看了——这是一个能够产生巨人的行业！
事实确实如此。其实，道理也很简单：零售业通过向制造业学习，实施了连锁经营，实现了零售业的工业化。而零售业一旦工业化，它的潜力就比工业要大多了：对工业企业来说，由于多元化经营比较困难，它生产的产品至多是一类产品：电器生产企业很少有去生产服装的，文具生产企业也不会去生产牙膏……而零售企业就不同了，大零售企业销售的东西恰恰是多元化的。即使是专卖店，到了一定规模，在有了实力以后，也会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如美国的建材家居专卖店HOME DEPOT（“家居货栈”），现在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600亿美元，居全球零售企业第三位，美国零售企业第二位。据报道，现在它也开始销售电器商品。可以说，除了汽车等少数特殊的商品以外，现在的巨型零售集团是能销售什么就销售什么，因此，规模越来越大。随着科学的进步，新产品将层出不穷，尽管这些产品大多由不同的工厂生产，但其销售却大多由同一个零售集团销售。这样，可以预料，在每一个大国，大零售企业的规模都必将越来越大，其超过生产企业而坐上头把交椅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现在的大零售企业大都采用PB（Private Brand）战略，也就是通过建立自己的自有品牌介入制造业，这就使大零售企业的规模进一步膨胀。我们可以进一步断言，一个大国的企业排行榜的头几位完全可能由零售企业占据。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将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我们可以预测，在今后50年内，中国企业排行榜的前几位都将是零售企业。
当然，预测的是结果，我们关心的更是过程——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结果？怎样才能做大零售企业呢？
自从市场取向的改革在中国开始以来，中国的计划经济日益“礼崩乐坏”。大大小小的各路“诸侯”，正在商场上征战攻伐，中国的经济开始经历一场真正的“春秋战国时代”。诚如古代的春秋战国一样，在争霸战中，最终目标是开疆拓土，实现扩张。那么，对中国的零售企业来说，如何才能成功地进行商业扩张呢？
从理论上说，关于商业扩张，可以有两种形式：农村包围城市，城市辐射农村。
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在一部分企业家中很有市场。例如，中国的胶片之王——乐凯集团，就奉行这一模式。乐凯胶片销售的重点是在中国的“农村”——“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并取得了30%左右的市场份额；而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如上海、广州、深圳，则市场份额很小。这说明，乐凯集团的策略是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夺取城市，获得全国胜利（最近，乐凯集团开始在大中城市开设连锁店，加快了夺取城市的步伐，但它是否能够成功，尚待观察）。
但另一部分企业家则认为，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是在中国武装斗争的特定环境中产生的，其特点是通过长期力量的积聚，使力量对比发生质的变化，最后夺取城市。采用这一策略，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和锲而不舍的努力。而若采用“城市辐射农村”的战略，则可以充分利用城市消费对农村消费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像俄国革命一样，“一鼓而定乾坤”。因此，在商战中必须首先占领城市，而后利用城市对农村的影响实行城市辐射农村的策略，进而“征服全国”。海尔公司、TCL公司、柯达公司等企业，都采用了这一策略。
上述两种论点，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关键是要看应用在什么地方。
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由于城市人口的聚集性、城市消费的超前性和领导潮流的特征，一种新的消费品的推出，必须采取“城市辐射农村”的策略。也就是说，对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企业来说，如果想使自己的产品在全国打响，首先必须占领城市，而后再向农村扩展。中国的名牌产品如“海尔”冰箱、“格兰仕”微波炉、“鄂尔多斯”羊绒衫、“雅戈尔”衬衫等，无一不是采用“城市辐射农村”的策略。“海尔”并且已经开始实施产品向美国、欧洲进军的战略，以期在产品占领欧美这些“世界的城市”后，辐射全球。并且，这一战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至于上面说的乐凯胶片采用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实乃实力不如“柯达”、“富士”等品牌的无奈之举，可能用“农村躲避城市”的战略称之更为合适。可以预料，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会逐步倾向于购买“柯达”、“富士”胶卷，而不是现在的“乐凯”胶卷。正因为看到了这种危险，现在，乐凯集团领导也决定把触角伸向城市。这从反面证明了：对工业消费品特别是非生活必需品的工业消费品而言，采用城市辐射农村的策略，是正确的选择（当然，如果实力不如他人，则只能采取“农村躲避城市”的做法）。
但是，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就一无是处。事实上，对商业企业来说，特别是销售日常生活用品的超市来说，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是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对上述论断，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我们知道，对于连锁超市来说，其销售的主要商品是日常生活用品，而日常生活用品无论对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来说都是必需品。因此，在这些商品的销售上，并不存在着“城市辐射农村”的“示范效应”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一家连锁超市来说，农村的居民并不会因为其总部设在城市而对其特别青睐，也不会因为其总部设在小城镇而对其加以鄙视。对于反复购买的日用必需品来说，购买者会很快地察知，哪一家连锁超市的物品是价廉物美的，哪一家是质次价高的，从而作出选择。而在高档、大型家电消费品的一次性购买中，消费者则对销售家电消费品的商店的名气特别倚重。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面的分析只是说明了，对于一家连锁超市来说，其开设连锁新分店的选址并非必须在城市；农村（实际上是指小城镇）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是人们要问：对于商业连锁超市的扩张，“农村包围城市”和“城市辐射农村”这两种战略究竟何者更优呢？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商战如兵战，而兵战中，巷战又是最惨烈的。从战争史上来看，鲜有两军在同一城市巷战超过一个月甚至一周以上的。任何一方总是想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对方消灭或至少驱逐出城，以便独霸全城。一般来说，兵家们总是尽量避免巷战；万不得已时，就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的策略。但是，当前中国各大城市中的商战，却犯了兵家大忌——众多的商家拥挤在大城市进行延绵数年而不止的“巷战”，各自都大伤元气，既不能击败对手，自己也不能发展壮大。原因就在于目前中国的商家大多实力有限，很难囊括全部居民的购买力而独霸全城。于是，巷战就不可避免了。当然，从百货业来看，现在不同的百货店已经开始选择不同的经营档次，针对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开展营销，以避免针锋相对的竞争。但对连锁超市来说，由于经营的商品都是日用品，拉不开档次，上述百货业的拉开档次的做法在超市连锁业不可行。设想有一家连锁超市能够独辟蹊径，在一个居民（包括附近村落的农民）人数在4000人以下的小城镇设店，以人均年购买量2500元人民币计算，一个年销售额1000万元人民币的分店即可囊括这个小城镇的全部日常消费品购买力。也就全部占领了这个城镇。从兵战的角度来看，一旦一个城镇已被一方完全占领，则其对手一般是不会轻启战端的。从商战的角度来看，情况也是一样。因此，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可以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地占领一个又一个的小城镇，逐渐积聚力量，最后向大城市发起攻击并最后夺取之。
下面再从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事实上，世界最大的连锁商店——沃尔玛公司，采取的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且取得了完全的成功。1962年，它在美国相对不发达的州——阿肯色州的小镇“班顿维尔”开出第一家折扣商店，1970年股票在美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到2003年，其销售额已达2450亿美元，超过同年全中国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3.沃尔玛公司快速扩张的秘诀就是“农村包围城市”。至今，它的总部仍在小镇“班顿维尔”，全球共有4000多家分店。在一个长时期中，沃尔玛公司一直坚持在人口只有2500人以下的小镇上开设分店，但一旦开设，就使分店的规模大到足以囊括小镇的全部购买力，以防止竞争对手的进入。在该公司总裁寄给笔者的公司年报上，笔者发现一张标明其发展进程的地图。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该公司的策略是先占领一个州的“农村”（小城镇），待力量壮大后进入这个州的大城市，从而囊括全州；然后再进入临近州的小城镇，待势力壮大后再攻入此州的大城市，进而囊括全州；如此类推。直到20世纪90年代，沃尔玛公司的势力范围都还没有覆盖全美。然而，它采用稳扎稳打的方式，步步为营，最后终于攻入城市，席卷全美。沃尔玛公司的攻城略地的策略，是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目前，就中国情况而言，大型连锁超市的总部都设在大城市。如全国最大的连锁超市“联华”超市公司的总部就设在上海，原来浙江最大的连锁超市“家友”（现已被上海“联华”公司收购）的总部就设在杭州。但是，现在有的连锁企业的老总已经认识到，挤到大城市里去打巷战是没有出路的，需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如总部在绍兴的“浙江供销超市”就大力向农村扩张，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中国，商业连锁企业的扩张，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这里的“农村”，实际上是指小城镇；而且，一旦在小城镇设分店，就必须使其规模大到这样的程度——能够囊括这个小城镇居民的全部购买力，以使竞争对手无立锥之地。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目前所谓的“小城镇”，其居民（包括与该小城镇毗连的附近乡村）人数大多超过4万，因此，更确切地说，我们的建议是：一个商业连锁集团，如果考虑其下一步的分店开设地点，首选目标应当是人口更少的“小镇”或“乡镇”，而不是“小县城”。只有这样，才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才能不战则已，一战必胜。就浙江的情况而言，平均一个县里，居民（含附近农民）在4000人以上的小镇有40个左右。以每人年均购买量2500元人民币计算，每在小镇开设一个分店，就可获得1000万元人民币的销售额，一个县的总销售额即可达4亿元人民币。如果以平均一个省60个县计算，拿下一个省即足以在全中国商界傲视群雄！而且，这里还没有考虑设在大城市的总店的销售额。种种事实表明，中国的连锁超市，尽管其总部在大城市（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获得胜利的不易之路，也是与工业新产品的销售所采取的“城市辐射农村”的道路截然不同的道路。
既然我们分析的前景如此美妙，为什么中国至今未出现立足农村的大型连锁商业企业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许多企业家尚未完全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重要性，他们的思维陷入了一个误区：要做大企业，必须先占领城市这个制高点。这个误区就像当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一样，一心只想占领城市，搞“城市暴动”，最后是一败涂地。当然，我们并不主张在能够占领城市时主动从城市退却而转向农村。反而应是首先占领一个中心城市，并以这个城市为中心向周边逐步扩张。如绍兴的“浙江供销超市”从1997年白手起家创办至今，8年来坚持改革与发展并举的方针，正确寻求市场定位，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社区包围中心”和“小商品、大连锁”的发展战略，公司迅速异军突起，在2002年实现绍兴县镇镇有连锁超市的基础上，2005年6月实现了绍兴县302个行政村放心店全覆盖。目前，该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8家大型综合超市、5家分公司、1家2万平方米的配送中心和遍布浙江省绍兴县、越城区、镜湖新区、经济开发区、袍江工业区、嵊州市、新昌县、金华浦江县、衢州市柯城区、衢江区等市县区的600多家连锁网点的大型连锁企业。公司拥有总资产1.6亿元人民币、年商品销售8亿元人民币、创税留利4000万元人民币。这种不求张扬、低调发展的模式使供销超市的发展拥有很好的物流依托，达到了商品配送成本的最小化。著名零售专家顾国建指出：“中国的企业只能走区域领先的路，不能走跨区域太大的路。区域调整战略，2004年各大连锁公司都会出来。在全中国全区域的发展战略肯定会停下来，而集中区域发展。”
可能有人会问：连锁商店“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始作俑者沃尔玛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恰恰没有采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而是采用“蛙跳战略”，在中国各地的大城市到处布点。现在，连新疆的乌鲁木齐都有了沃尔玛公司的分店。这是什么原因？的确，从表面上看，沃尔玛公司在中国各地大中城市蛙跳式地布点，使其连锁企业物流配送系统的优势荡然无存。但是，仔细一分析，就可以发现它不惜牺牲其连锁企业物流配送系统的优势而在全中国到处布店的做法是具有深意的。首先，沃尔玛公司在中国的规模并不算大，其连锁企业数量也不多，物流配送系统的优势并不明显；其次，更重要的是，沃尔玛公司是一家具有丰富的国外运作经验的跨国企业。它深知，外国政府为了抵御像沃尔玛公司这样的零售大鳄的进入，最佳的、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是通过地方政府立法来进行限制。因此，为了在中国地方政府立法以前抢占更多的立足点，沃尔玛公司不惜牺牲其物流配送系统的优势而在中国采用“蛙跳战略”。如前所述，由于在中国的分店并不多，其采用“蛙跳战略”后牺牲掉的物流配送系统的优势也不多；而它所占领的在各大中城市的立足点却对其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流通产业研究室主任宋则指出：“《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强调，在申请设立商业企业的同时申请开设店铺的，应符合城市发展规划及城市商业发展的有关规定。这就要求对外商申请投资，尤其是在大城市必须符合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商业规划，没有规划前不允许批准外商投资大型商业企业。”而沃尔玛公司正是担心这一点，因此抢在《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公布以前（《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2004年4月16日由商务部公布，2004年6月1日生效）在中国各地抢占制高点。事实上，不光是沃尔玛公司，在中国零售市场上位居外资商业企业首位的法国家乐福公司，以及绝大多数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也采取“蛙跳战略”。由于“蛙跳战略”没有物流配送优势，因此，目前有6成大型外资零售企业是在亏损状态下运行。遗憾的是，中国的许多零售企业家却错误地理解了沃尔玛公司等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蛙跳战略”，认为连沃尔玛这样的公司在中国也不搞“农村包围城市”了，于是乎，大家一窝蜂涌向城市打巷战，蛙跳式地布点，使中国的不少零售企业没有明显地收到“连锁”的规模优势。
就我国目前已建立的连锁超市来说，其初期发展速度并不比美国的沃尔玛公司慢。尽管第一家以沃尔玛命名的折扣商店是在1962年开出的，但当时山姆·沃尔顿已拥有15家商店。到1969年它才发展到33家商店，并把这些商店一并注册成沃尔玛商店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看到，其发展速度并不快。反观我国的连锁超市，其初期发展速度并不慢。如杭州的金龙万家福超市，5年内就扩大为拥有42家门店、销售额达5.1亿元人民币、列全省第一的连锁零售企业；后来由于资金不足，金龙万家福超市与上海“联华”超市合资。又如绍兴的“供销超市”，从开办到2005年，8年多的时间里就把销售额做到8亿元人民币，门店数达600多个；但现在也面临着急需资金继续扩张的问题。沃尔玛公司于1970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后，其发展就更加迅速了。1979年，分店数就已达276个，销售额达12.5亿美元；在整个80年代，它的分店数增加了1126家；1993年，又一下子从美国第三大零售公司——凯玛特公司收购了99个分店；1994年，又从大零售公司沃尔沃斯手中收购了122家分店；1995年，分店数已达2833家，现在则超过4000个。在笔者看来，中国要形成巨型连锁超市集团，并购是一个最有效的途径，而要并购，非解决资金问题不可；要解决资金问题，企业又非上市不可。美国的沃尔玛公司，1969年股票上市时，市场价为16.5美元，到1992年，其股票已经10次“拆细”，也就是说，原先的一张股票变成了1024张，但其市值仍高达63.625美元。也就是说，23年间，股票价值上升了近4000倍，或者说，投资沃尔玛公司的股票，其回报高达近4000倍。股民们对其股票怎能不趋之若鹜呢？正因为如此，沃尔玛公司就不需要拿出多少钱来分红了。事实上，美国的股民们主要是靠股票的差价，而不是靠分红来赚钱的。股民很愿意购买公司股票，公司又可以少用现金来向股民分红，则公司的资金实力就越强，扩张得就越快，分店数就越多，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公司的规模越大，其股票就越值钱，股价升得就越快；这又导致更多的股民来购买公司的股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沃尔玛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其原因盖出于此。反观中国的连锁超市，其中规模最大的销售额达73亿元人民币、门店数达1000个的“联华”，才上市不久。而中国商界的老牌上市企业，都是各大城市的百货业的龙头老大。这些百货业的龙头老大，虽然在证券市场上筹得不少资金，但其连锁发展的步伐远远比不上超市和大卖场业态。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分析到的，中国的百货店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连锁难成气候。于是，大量上市的百货企业有钱而难以搞连锁；而大量未上市的连锁超市想大规模扩张却没有资金。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连锁超市发展的一个遗憾。
总而言之，中国的连锁超市要有一个大的发展，首先发展战略要正确，那就是必须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其次要解决资金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国的连锁超市才可能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国才可能出现零售巨人。
（三）零售业：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
国内关于流通业重要性的文章比比皆是，但关于零售业重要性的文章则很少见到。下面我们首先直接分析零售业的重要性，指出其是一个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然后再把零售业放到流通业的大范围中进行分析，进一步指出其重要性。
对于零售业是否是一个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这一论点，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笔者认为，对一个行业是否是战略行业的判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例如，农业是一个战略行业，对于这一论断可能赞同的人会很多。原因很简单：民以食为天嘛！但是，我们说“农业是一个战略行业”，无非是说政府要高度重视农业，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设想外国农业经营者大量进入，甚至控制了我国的农业，我们的态度会是怎样的呢？当然这事现在还没有发生（可能将来也不会发生）；如果发生，我们还是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原因很简单：外国企业进入甚至控制了我国的农业，还是要雇佣中国的农民（可能数量会有些减少），而且产量会提高，价格会下降，出口会增加。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当从一个行业的纯粹重要性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分析这个行业是否是一个战略性行业；但当从是否允许外国企业进入甚至控股一个行业的角度来观察时，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行业是否是一个战略性行业。我们把前一个角度称为“理论角度”，而把后一个角度称为“现实角度”。
显然，从理论角度来分析，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战略性行业”——吃饭重要，因而农业是战略性行业；但穿衣同样重要，那么纺织业、服装业不也是战略性行业吗？宣传非常重要，造纸业不也是战略性行业吗……因此，分析一个行业是否是战略性行业，可能从“现实角度”进行分析更有意义。所谓从“现实角度”进行分析，就是说，主要从“如果一个行业被外国企业控制后会怎样”来进行分析，如果从现实角度来进行分析，显然农业就不再是战略性行业了，纺织业、服装业、造纸业就更不是战略性行业了（因为这些行业如果被外国企业控制，并不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而其他一些原先并没有被放在主要视野内或者完全没有放在视野内的行业倒反而变成了战略行业。在这里应该最关心的问题是：从“现实角度”来看，零售业是否是一个战略性行业？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回答“如果外国企业控制了中国的零售业，中国将会怎样”的问题就行了。
笔者的看法是：如果外国企业控制了中国的零售业，情况将比外国企业控制了中国的制造业（当然这里指的是非战略性的制造业如服装业、造纸业等）更为严重。原因如下：如果外国企业控制了中国的服装业，他仍然会雇佣中国人进行生产，最差的情况无非是外国企业垄断了服装业后会以垄断价格出售服装，使中国的服装价格有所上升而已；而如果外国企业控制了中国的零售业，则他就掌握了通向“天子”的通道，任何中国的生产者将不得不面对诸如“沃尔玛”这样的大零售企业——“天子近臣”的颐指气使。更使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时，沃尔玛等外国大企业会迅速地把采购订单下到那些国家或地区（如现在的越南、老挝，将来的非洲、朝鲜等地）。这种“抽逃订单”的危害，与当年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发生的外资“抽逃资金”相比，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抽逃资金”的结果，是使一国的股市萎靡不振，而“抽逃订单”的结果，则将直接使大批中小企业面临“停炊”甚至倒闭的困境。以前，我们经常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这样的文章：如果外商控制、垄断了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物价水平将大大提高（如中国的胶片大王乐凯集团就经常指出，美国柯达、日本富士的胶卷之所以在中国卖得比本国还便宜，是因为有乐凯胶卷的低价在牵制着它们；一旦乐凯消失，则美国柯达、日本富士的胶卷价格将大幅度上涨），此语不假。但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的零售业被国外大零售企业控制，尽管价格倒是不升反降，但更要命的问题将会出现——一旦外商“抽逃订单”，大批的中国中小企业将会被迫停工甚至破产！总结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简洁的结论：
外商控制中国的制造业——结果是中国的制造业产品的价格可能将会上升；
外商控制中国的零售业——结果是中国的制造业的失业率可能将会上升。
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两个问题是西方经济学讨论了多年的两个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两者何者更应提防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恶性通货膨胀并不都来自外商控制，而是来自政局不稳等其他原因。也就是说，由于外商控制中国的制造业而使价格上升将不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外商控制中国的零售业可能产生的“抽逃订单”而引发的中国中小企业大批停工甚至倒闭的现象则值得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特别是这种现象具有突发性。在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由于外国政府对中国的某一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而导致相关的中国农民或工人陷入困境的消息。但那只不过是中国产品通向外国“上帝”的通道被封；而如果外商控制了中国的零售业并“抽逃订单”，则意味着中国产品通向中国“上帝”的通道被封；而外国产品通向中国“上帝”的通道被打开。这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旦外商控制了中国的零售业，遭殃的倒并不是中国的零售业人员，而是中国的制造业工人！因此，如果同意上述分析，就必然会同意“零售业是战略性行业的结论”。荆林波博士指出：“种种迹象表明，外资的进入步伐在加快，并且有了很好的全国空间布局。这种空间布局必将控制‘中国制造’的大量企业，我们的第二产业将受制于跨国巨头的销售网。”他的结论也是：“世界各国都视零售业为战略性产业，不轻易开放。”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吕一林指出：“零售连锁化以后对整个供应链的影响特别严重。目前国内的供应商绝大多数都非常小，基本上还采取送货到门，但是随着大型跨地区连锁的发展，供应商根本就跟不上。所以，现在像沃尔玛这样的公司，在中国已经开始直接跟供应商打交道，然后开始大量采购。目前中国的产品品牌以工业制造商品牌为主，但是随着外资连锁规模的发展，肯定会带来中间商品牌和无品牌商品的增加，并逐渐取代中国的制造商品牌，这对我们整个后续工业的影响将非常大，有可能造成一些小工业、小手工业之类崩溃或消亡。在中国，中小企业的群体很大，政府应更多关心中小企业，以中小企业为基础，而且社会稳定也确实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小企业层。”
以上分析是就零售业谈零售业。如果把零售业放入流通的大范围进行考察，就会进一步发现零售业的重要性。
陈文玲博士指出：“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流通能力。能否加快现代流通的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经济运行速度、效益和质量的关键。在我国基本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和经营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两个转变后，实现第三个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即由生产决定型经济转向流通主导型经济，就成了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的必由之路。”她进一步指出，现代流通发展的结构特征是流通主体物流化。“从流通时间看，在商品的整个流通过程中，用于加工和制造的时间不到10%，而90%以上的时间被物流过程占用；从流通费用看，物流费用占产品总成本的比例高达30%～40%。”“通过合理设计流程、采用现代物流技术和现代物流管理手段降低成本，就成了提高经济运行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切入点。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物流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000年美国物流产业总规模为9500亿美元，几乎为高新技术产业的2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并以年均23%的速度增长。日本物流产业总规模约为35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1.4%。在中国香港地区，物流产业总规模为24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3.7%。”
以上论证已经清晰地说明了流通业的重要性。还要补充的是：在大零售企业雄踞流通业鳌头的今天，流通业的重要性基本上就是零售业的重要性。事实上，像美国沃尔玛这样的大零售企业，不仅囊括了其每年2000多亿美元销售额的商品的整个物流过程，还以“自有品牌”的形式介入了相当一部分商品的生产。而且，这并不是沃尔玛公司的独创；事实上，美国几乎所有大零售企业都以“自有品牌”的形式介入了相当一部分商品的生产。例如，美国克罗杰公司是美国第三大、全球排名第4的大零售企业，它销售的自有品牌日用品的种类已经占全公司销售的日用品种类的31%，销量已经占23.5%。当零售业已经成为流通业的主体并且大力向制造业挺进时，零售业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最后，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数量化的概念来说明零售业的重要性。陈文玲博士指出，“从流通费用看，物流费用占产品总成本的比例高达30%～40%。”这里，陈文玲博士所指的商品的物流费用显然不包括商品的零售费用。而如果把零售费用也加以考虑，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如果产品的成本是1，那么批发价就是2，零售价就是4.也就是说，商品的生产成本只占商品最后售价的25%，75%都是物流费用。当然，不同商品在生产和流通的各阶段的费用各不相同，上述1：2：4的比例只是一个大略的说法。事实上，对中国销售到国外的商品来说，商品的生产成本所占比重就更低，流通费用所占比重就更高。例如，全世界的耐克运动鞋几乎都是美国品牌的贴牌产品，70%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一双耐克鞋在美国卖大约160美元，但中国的制造商每双鞋只有3～4美元的盈利。温州的打火机卖给韩国客商是9元人民币，而韩国人打上自己的品牌却卖280元人民币。美国市场上出售的“中国制造”芭比娃娃价格是10美元，但中国卖到美国的到岸批发价格却只有2美元，扣除1美元的管理费、运输费和0.65美元的材料费，最后只剩下0.35美元，那里面还要包括企业老板的利润和中国民工的血汗钱。总而言之，零售业的利润在整个流通过程中占了大头。因此，零售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也正因为零售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中国政府应当对国外流通资本予以必要的限制，至少是不能让它们享受高于本国流通资本的待遇。但是，事实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戈平指出，一些地方政府把吸引外资当做“政绩”，因而，对外资企业青睐有加，甚至实行“超国民待遇”。相反，国内连锁企业在跨区域扩张时，在物业租赁等相关程序上反而遭到不平等待遇，包括现在的税收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国内企业的管理成本。中国商业政策研究会副会长万典武也指出，“国外流通资本以仅占中国引进外资0.6%的资本打开了中国零售业3.7%的市场。外资的超常规发展与一些地方政府给予国外零售集团超国民待遇有关。”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予以解决。
总而言之，我们的观点是，在国家已经决定我国零售业对国外全面开放的今天，再来议论零售业是否应当“适度开放”已经毫无意义。我们要呼吁的是，首先，我国政府特别是各地的地方政府再也不能为了引进外资的“政绩”而让民族零售业“享受”不公正的“非国民待遇”；其次，在坚持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的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为中国的民族企业出出主意，使我国民族企业能够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强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