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学的产生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
北宋初期的统治者，面对百年战乱造成的满目疮痍的社会肌体，为了尽快医治创伤，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制定了一项“偃武修文”的文化政策。《宋史·文苑传序》曰：“艺祖（宋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及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人，彬彬辈出焉。”由于统当局的重视，文人学士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文化创造活动也逐渐繁荣起来，屡遭战乱破坏的民族文化得到恢复。从宋太祖（公元960～976年）到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这80多年间，社会文化的格局基本沿袭唐代，没有本质变化。佛教、道教均得到宋王朝的推崇，宋初帝王经常参拜佛寺，而且还派遣大批僧人出游西域。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经《开宝藏》（《北宋官版大藏经》），便是从宋太祖开宝四年起刻的。道教经典也在宋初被编为《宝文统录》和《大宋开宫宝藏》。《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并序》里，还有这样的话：“我国家……崇道教、兴佛法。”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立，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宋初仍然继续保持着唐代多元文化的格局。
不过，宋初实施重文抑武政策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偏重于复兴儒家文化。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儒学地位的措施。宋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春二月，“诏《诗》、《书》、《易》三经学究，依三经、三传资叙入官。”（《宋史·太宗本纪》）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八月，“幸太学，命博士李觉讲《易》。”（《宋史·太宋本纪》）宋初设立了专为皇帝讲儒家经传的讲席——经筵，自太学士、翰林侍讲学士至崇政殿说书，皆充任讲官，每年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冬至日，逢单日轮流入侍讲读。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真宗亲访孔子嫡孙，以孔子45世孙孔延世为曲阜县令。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亲往曲阜，谒孔子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改为“至圣文宣王”）。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作《崇儒术论》，阐明崇奉儒学的国策。宋真宗还诏令邢、杜稿、孙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企图像唐太宗令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那样，使儒经注疏再一次官方化。
佛教和道教文化对传统儒学的冲击，改变许多人的观念，那些超世脱俗，飘逸仙隐的处世哲学，使不少信徒们轻视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尤其是君主在人们心中的威严日趋下降。石介描述当时的道德状况时说：“子去其父则不禁，民去其君则不禁……士无仁义则不禁，左法乱俗则不禁。”（《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孔复总结其原因说：“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给我生民，弃礼乐以涂塞天下之耳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生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奉而竞趋之。”（引自《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不仅文人儒士们面对纲纪的废弛发出惊呼，统治集团也开始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恢复和稳定封建道德秩序，只能依靠传统儒学的伦理说教。儒学的宗旨就是用“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维系家庭关系，通过家庭的稳定以调节社会的道德秩序，取得全社会对皇权的忠顺。宋王朝统治集团清楚地认识到，明纲纪必须修礼乐，修礼乐必须重儒术。否则就避免不了重蹈前代藩镇割据、君权旁落的覆辙。因此，宋王朝从开国伊始就致力于制礼作乐、整敕纲纪。一些儒生也为振兴礼乐发出呐喊。
社会现实需要儒学复兴、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适应封建中央集权在思想领域进行一体化统治的需要，并作为对全社会进行道德控制的工具，而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却抑制并阻碍着儒学的复兴和独尊。这样，就在宋初再次出现了批评佛老的思潮，震动了朝野。宋初批评佛老的言论有两上特点：
第一，多从维护传统封建礼教的角度立论，指责佛道“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将礼义废驰、纲纪松懈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佛道二教的影响，把佛道看作恢复与完善封建纲常礼教的障碍，并号召所有的人“鸣鼓而攻之”。（《儒辱》），引自《宋元学案·泰山学案》）
第二，强调“华夷之辩”。用儒学传统的尊华夏而贱夷狄的民族观念看待佛、道二教，将佛老统斥之为蛮夷之学。
排斥佛老的斗争，得到统治当局的默许甚至支持。尽管宋王朝的统治者们没有采取任何排斥佛道的措施，但倚重儒术的国策明显抑制了佛、道二教势力。从真宗朝开始，儒学出现了繁荣的趋势，涌现出一批研习经书的学者及其对儒家经典的注疏、解说，不论是学者还是政治家、文学家，都把儒术作为个人修养的首要内容，谈经论道、尊儒复古成为社会风尚。
然而，直到仁宗朝的末期，振兴儒学的运动历时80余年，仍然没有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虽然儒学的兴盛成为潮流，但佛教、道教的影响却未明显减弱，不仅大多数普通百姓求仙拜佛，文人学士专心于佛老的也不在少数。例如著名的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是佛教的信徒。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儒学的昌盛，另一方面又诚心信守佛学。苏轼认为，佛、道二教，并非邪恶，“虽我先师，不异是说，质之孔孟，盖有成言。”（《苏东坡后集》卷十九）并提出佛教与儒学“相反而相为用”（卷二十）。
佛教和道教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不仅仅因为它们在中国生根发展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它们的基本思想观念已渗透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深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佛教和道教都有比较完备的思辨哲学的体系和较深的理论思维，它们对于宇宙本质、万物变迁，人心人性，善恶报应等问题的论说，都在高度抽象的概念中展开。就连积极反佛的李觏也不得不承认：“佛以大智慧，独见性情之本，将殴群迷，纳之己觉，其道至深，固非悠悠者可了。”（《修梓山寺殿记》，见《李觏集》卷二十四）佛教、道教的哲理、玄妙的教义，使人们感到高深莫测、神秘无比，因而不自觉地在主观意识上夸大它的作用。相形之下，儒学则显得浅显、粗疏，无论是对天道变化、宇宙生成的解释，还是对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的论证，都比较直观、通俗，缺乏系统的理论和高深的思辨。
因此北宋初期的80年，中国文化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只能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佛教、道教理论思维的精华，将佛、道二教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儒学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用新的思辨哲学论证封建道德纲常、等级秩序和专制集权的合理性、神圣性，并且力求解决道德起源与道德修养等重大理论问题。在当时，老一代的儒生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已经无力胜任完成这项巨大的课题，因为他们在处理儒学与佛老的关系方面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视佛、道二教如仇寇对它们采取了守全摈弃的态度。于是，知识界又崛起一代新的儒生，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吕大临、杨时、谢良佐、游酢等等。他们既受过正统的儒家文化的教育，并以继往开来的儒者自任，又饱览释、道典籍，熟悉佛、道哲学。他们坚定地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视佛老为“异端”，极力维护儒学的正宗地位，但又不像老一代儒生那样激烈地排斥佛道，甚至有的人对佛、道的某些理论公开表示赞许。这一代新儒生放弃了以往恪守先儒之说的传统，以传统儒学的理论作为基本的框架，以是否有益于纲常名教作为价值尺度和取舍标准，对佛教、道教的思辨哲学进行研究，大量吸取其理论思维的成果，创立了新儒学的思想体系——“理学”。从而实现了历代许多学者所倡导的儒、释、道三种学术思想合流的主张。
从仁宗庆历（公元1041～1048年）年间开始，到神守熙宁（公元1068～1077年）年间，理学的奠基者们不仅著书立说，构建体系，而且广招门生，传播思想，使理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得到许多文人学士的尊奉，从学者如云，兴起了理学思潮。
第二节 理学与经学的结合
理学产生伊始，就与经学紧密结合一体。理学家人人都是很著名的经学家，他们的理学思想均通过注释、解说、议论、引用经书的形式表现出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又名《易通》）、张载的《易说》、《经学理窟》；程颐的《周易程氏传》等集中反映其思想观点的著作，无一不是经解经注。理学和经学互为表里，构成理学思潮的一个特色。
理学把经学作为阐述思想理论的工具，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宋初崇文重儒的社会风气的兴起，首先导致了科举制度的变化。太宗时，在“明经”科之外，又增设“九经”、“五经”、“三礼”、“三传”等新科目，加大了儒家经书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
宋神宗即位，“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遂采纳王安石的建议，“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名三道）。次论一道，次策三道。”并规定：“试义者须通经”（《宋史·选举志一》）。从此，经学成为科学考试的主要内容，以后历代虽有增损，但基本原则始终未变。
科举考试以经义为主，使那些力图博取功名利禄的人们皓首穷经。父母也纷纷以经书教导幼童，使经学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社会知识启蒙、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第二，经学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宋初80年，经学仍然沿袭汉唐诸儒的治学方法，但在新的形势下，这种方法已明显不能适应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建立新思想体系的趋势。汉唐经学要求儒生恪守经注，不得创立新的原则，这些严重压抑了学者理论思维的创造活动，儒生们的要求难以在旧的经学体系中实现。正如宋仁宗所言：“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聘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则吾豪俊奇伟之士，何以奋焉？”因此，庆历前后，一大批儒生开始怀疑汉唐古注，并攻击训诂章句的经学方法论。南宋陆游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论孔安国、郑康成。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唯乎论经，况传注乎？”（王庆麟《困学纪闻》卷八《经学》）由于汉唐儒生恪守的传注乃至某些经书受到怀疑和诋毁，一些儒生开始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去取舍儒经，解说经书，美其名曰：“发明经旨”，探究经文“义理”。这种作法唐末啖助及弟子赵匡、陆淳已开其端倪，但只是个别儒生所为。仁宗庆历之后，自刘敞《七经小传》、王安石《三经新义》刊行，以己意解经蔚然成风，汉唐训诂之学，被视为粪土草芥。
理学产生时期，“义理之学”已经大盛，解经专凭己意的风气，影响了一代学术风气，给理学家利用儒经的范畴、命题和理论框架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理学家们尤其主张以“义理”解经，他们不屑于解释经文的典章名、物，却特别热衷于对经书中表达思想观点的经文进行解说。二程说：“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河南程氏遗书》卷二）治经的目的，在于“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卷二十五）他认为：“思索经义，不能于简策之外脱然有独见，资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误己，亦且误人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所谓有“独见”，就是在经书原义的启示下，创立新的思想观点。张载也主张“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经学理窟·义理》），治经应“濯去旧见以来新义”（《大学原下》），“心解则求意自明，不必字字相交，”（《义理》）理学家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融进各种各样的经解之中，以“代圣人立言”的方式表现出来，仿佛理学思想本来就在经中，只不过千百年来人们没有领悟而已。
第三，由于“尊华夏而贱夷狄”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唐代韩愈提出的“道统论”在宋初受到格外重视。文人儒生纷纷把自己说成是儒家正统的继承者，人人以尊经复古为荣，以离经叛道为耻，一时形成言必称尧舜，学必尊孔孟的风气。石介说：“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愈）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畴、五常之道也”，并反复表明自己为了捍卫此道与佛老、杨亿而斗争。理学家也打起“道统”的旗帜、程颢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公然以孔孟的继承者自任。
在强调“道统”的同时，儒生们还提出“辟异端”的主张，一切与儒学宗旨完全悖离和不以儒经为依据的学说，上起杨（朱）、墨（翟）、申（不害）、韩（非子），下迄佛、道、杨亿，统统被视为“异端”。宋儒把“异端”视为洪水猛兽，予以坚决抵制。理学家也是这一主张的积极倡导者。
理学与经学的结合，在儒学复兴的潮流中，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借助于儒经的神圣光环，理学家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出“圣人之道”的旗帜，以正统儒者自居，同时又能从容不迫地兼收、融合佛教和道教的思辨哲学，而且避免了“异端”之嫌；在发明儒经“义理”的形式下，佛道思想巧妙地进入了传统儒学的神圣殿堂，并被涂上“圣人之义”的光彩，成为世代相传的“圣人之道”的组成部分。这样，融合了佛、道哲学的理学，也很容易被众多的尊儒读经的文人学士们接受。理学在神宗熙宁年间短短的10多年得到广泛传播，与它采取经学的形式是分不开的。
理学产生后，中国文化多元的局面基本结束了。作为中国文化新形式的理学，当时成了中国文化总体结构的核心。它逐渐向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渗透，首先就渗透到史学之中。宋代的著名史学家，大都是尊儒崇经的儒士或理学家，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起，宋儒治史都走上了一条以总结古今帝王兴衰治乱的历史为内容的道路，借以为统治者治国提供方术。文学、艺术虽然也深受理学思潮的影响，但在两宋时期还未被完全纳入理学的模式之中，因而宋词、山水画均得到较大的发展。南宋末年，理学被奉为正宗思想，从此，理学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主导。值得注意的是，从元代以后，在理学文化的一统天下里，以元杂曲、话本、白话小说为代表的市井文化得到流传。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是理学文化的否定因素。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它成了市民阶层反理学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