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工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79～1984年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调整阶段，1985～1997年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比例关系的调整阶段，1998年以来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在对每个阶段的宏观经济背景、结构调整任务、主要政策变化和结构调整效果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归纳总结了我国促进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基本经验，即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正确处理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注重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进一步推进我国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目标任务，一是要加快机电工业特别是其中的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升这些具有高生产率上升率特征的深度加工产业在重化工业中的比重；二是要提高重化工业中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从而促进产业升级。为此，必须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强化宏观调控的作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正确处理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的关系，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扶持本土企业做大做强；促进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许多先行国家的实践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变化是一个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我国的情况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今日，工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始终是国家经济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与其他经济领域一样，我国在工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下，回顾30年来我国工业结构调整的探索历程，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无疑有助于对今后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一些基本问题形成共识，从而更好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1979～1984年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调整
如何处理轻工业与重工业发展的关系，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始终是一个事关走什么样工业化道路的重大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国内外各种条件和环境的制约，我国选择并推行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其主要特点是：①实行从宏观经济领域到微观经济领域全面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②通过抑制消费和以农补工、以轻补重的强制性积累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③以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为目标，推行进口替代政策。遵循着这条工业化道路，经过1953～1978年20多年的曲折发展，我国在经济建设上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但另一方面也付出了经济波动大、结构失衡和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的沉重代价。从工业结构的变化看，在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钢为纲”方针的指导下，我国重工业脱离轻工业和农业高速增长，从而导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到1978年，轻、重工业产值之间的比例为43.1：56.9.
由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出了国民经济可能提供的物力和财力，不仅挤了农业和轻工业，也严重地影响到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建设的经济效益。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反映到市场上必然出现消费品供应紧张的局面，1978年，全国市场商品可供量与居民购买力之间的缺口高达100多亿元。另一方面，到1978年，在考核经济效益的8项指标中，独立核算国营工业企业有7项指标大幅度低于历史最好水平，只有劳动生产率指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当年独立核算国营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为24.3%，亏损额高达37.5亿元。这种情况表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尤其是调整严重失衡的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已经成为势在必行、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转折，也是我国工业化道路开始转变的重要标志。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工业化道路才逐渐从过去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转变为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转变为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从完全立足国内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的对外开放战略。可以说，1978年至今30年来我国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是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道路转变密不可分的。
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1979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决定从1979年起集中三年时间，全力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农、轻、重之间以及工业各部门之间实现协调发展，使积累和消费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应该指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是一个保证我国现代化事业真正能够脚踏实地向前发展所必然采取的完全积极的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四个方面的任务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但调整是搞好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
虽然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的初步调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长期形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象很难在短时期内完全纠正过来，因此，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又作出在“六五”计划期间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决定。根据中央的决策，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工业经济调整的主要措施包括：降低工业生产速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加快轻工业发展，把消费品生产放在重要地位；调整重工业的产品结构和服务方向，扭转重工业内部循环过强的弊端，增强重工业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的功能。
在1979～1980年初步调整的基础上，又经过1981年的进一步调整和1982～1984年的继续调整，国民经济中的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开始得到改善，并逐步趋于协调发展。从轻重工业结构的变化看，1979～1984年，轻、重工业产值年均分别增长12.3%和7.2%；在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的比例由1978年的43.1：56.9变为1984年的47.4：52.6.由此可见，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根本改变了过去长期存在的轻工业增长落后于重工业增长的局面。此外，这期间家电耐用消费品也有了迅速发展，产品初步实现了升级换代，并开始进入城市居民家庭，这也是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必须看到，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对于促进这一时期轻工业的加快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看，1979～1984年，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77.6%下降到69.1%，集体企业由22.4%上升到29.7%，个体工业企业和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则分别净上升0.2%和1%。这期间集体工业特别是农村社队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异军突起的状况开始显露；外资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78～1984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30.6亿美元。面对当时消费品供给短缺、资金不足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环境，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必然会自发选择市场需求大、投资少、劳动密集的轻工业作为发展重点，进而推动了轻重工业的协调发展。
二、1985～1997年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比例关系的调整
前述改革初期出现的轻工业增长明显快于重工业增长，这个与一般工业结构演变不尽一致的现象，实际上是在补上改革以前因历史和阶段关系造成的轻工业发展明显滞后于重工业发展的课程。经过这个补课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的工业结构基本上步入正常演进的轨道。1985～1997年间，轻重工业大致上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动不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工业结构中加工工业发展过快，基础工业“瓶颈”制约加重的矛盾开始不断凸显出来。因此，调整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的比例关系，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就成为这一时期工业结构调整面临的主要任务。
1985～1997年是我国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也是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两种体制并存，同时又激烈冲突的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注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但对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的过度增长关注不够；在注重增强企业活力时，建立健全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措施没有及时跟上，由此导致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过快，在1985年上半年、1988年和1993年上半年三次出现经济过热状态。频繁出现经济过热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原有计划体制的弊端还难以消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从而盲目扩张投资、竞相攀比速度、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与经济过热现象相联系，工业结构中加工工业发展与基础工业发展失衡的状况也十分严重。例如，1985～1988年，电力、成品钢材和运输量的弹性系数（以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1）分别由0.58、0.56和0.22下降到0.52、0.4和0.1.由于地方、企业用于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过多，加剧了能源、原材料和运输的供需矛盾，许多地方的工业生产因缺电而处于“开四停三”的状态；在更新改造方面的投资增长过快且主要投向加工工业，但改造后所需的能源、原材料供应不足，经常出现“更新改造完成之日，就是停工待电待料之时”的局面。
为了抑制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过热状态，党中央和国务院积极采取各项调控措施。不论是1986～1987年的经济调整，还是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以及1993年提出的加强宏观调控的方针，都提出要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压缩社会总需求，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抑制通货膨胀，恢复正常经济秩序等措施。相对于过去而言，上述各项措施中已经包含了较多的经济、立法等间接调控办法，但行政手段还很突出。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的贯彻执行，到1996年，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即经济增长率下降到合理增长区间，物价上涨率也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与此相应，工业结构调整也取得了明显进展。根据调整投资结构的要求，这期间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投向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项目及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于加工工业则严格控制新上项目。例如，1992～1996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基础产业投资所占的比重由14.6%上升到49%，非基础工业由24.5%下降到18.4%。基础工业投资力度的加大，再加上市场价格调节作用的增强，以及在能源节约方面取得的进展，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已经基本缓解。
除了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的比例关系有所调整外，工业结构调整的进展还体现在以下方面：①行业结构调整向好的方向发展，电子通信行业的增长远远高于一些传统行业。例如1997年，电子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24.9%，而轻工行业仅增长5.6%，纺织行业增长14%。②企业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技术含量高、市场需求旺的产品增长较快。1997年，工业企业的新产品产值比上年增长13.2%，新产品产值率达5.9%。③国产品牌的质量和档次明显提高，开始成为消费品市场的主导品牌。到1997年底，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和个人电脑的国产品牌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93%、83%、57%和60%。
还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在这个时期特别是1992年以后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我国开始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程。①进一步贯彻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方针。到1997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只占15%，集体工业（主要是乡镇集体工业）占42%，个体工业占20%，以“三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占24%。②大力推进财政、税收、金融、投资和外汇领域的改革，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③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展开，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利用外资大幅增加。改革开放取得的这些突破性进展，既是推动这个时期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成功实现“软着陆”的重要因素，也为促进我国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了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
三、1998年以来的重化工业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
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到1998年，我国经济运行发生了重要的阶段性变化。从经济体制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初步建立，体制性紧缩效应逐步显现，对需求增长的约束机制开始形成。从经济发展看，我国人均GDP于1998年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任务，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共同作用，促使我国告别了一向以供给短缺为特征的市场常态，出现了渴望已久的买方市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表明经济增长将由过去的以供给约束为主，转变为以需求约束为主。
市场供求格局变化在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蕴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与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相叠加，使得刚刚实现“软着陆”的我国经济又面临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的严峻形势。为此，中央在1998年初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并启动了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同时强调了必须坚持将扩大内需与产业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的原则。
细致观察可以发现，我国出现的买方市场只是初步的，并且呈现出结构性特征，即在技术含量低的一般加工工业产品已经过剩并出现过度竞争的同时，许多对技术创新和加工深度要求较高的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产品依然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有鉴于此，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大投资需求的基础上，大力开展产业结构调整也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深化改革方面，则提出了“三个到位”和“五项改革”的任务，以期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机制，为扩大国内需求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在以上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国民经济逐步摆脱了紧缩的阴影，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长又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2003～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连续5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由于发展阶段和体制环境的变化，这个时期的工业结构调整也具有以下不同特点。首先，不同于过去主要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下指标、立项目的调整方法，在这个时期的工业结构调整中，特别强调了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其次，结构调整面临的任务不同。在过去短缺经济条件下，工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往往表现为通过外延扩张来拉长短线的比例关系调整，由此很容易形成大量的低水平生产能力；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结构调整的任务也相应改变，由比例关系的合理化调整转向以推进结构升级为主。一是要淘汰和压缩技术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二是要加快发展技术含量高、市场需求大、经济效益好的行业和产品。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工业经济调整成效明显。一方面，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总量调控，加大了关闭“五小”的力度，坚决淘汰落后生产能力。1998～2000年，结合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三年目标任务，纺织行业累计压缩和淘汰了1000万落后的棉纺锭，冶金行业关闭了小钢铁企业100多户，煤炭行业累计关闭非法和不合理的各类小煤矿47300处、压缩产能3.48亿吨，电力行业关停小火电机组305台、压缩装机容量420万千瓦，建材行业累计关闭小水泥窑3125座、淘汰落后生产能力7933万吨，制糖行业共关闭小糖厂150户、淘汰生产能力273万吨。2003年以来，随着国家针对产能过剩行业提出的一系列加快结构调整政策的逐步贯彻落实，在钢铁、电解铝、水泥、铁合金、焦化、电石和电力等行业中，大量能耗高、污染严重的落后生产能力被淘汰，深加工产品的产量、品种、质量则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按照积极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要求，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汽车、发电设备等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自1999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首次成为工业第一大行业以来，该行业连年保持了20%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2007年，汽车产量达到888.7万辆，比1998年的163万辆增长了4.5倍。
如果从工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看，1998年以来则出现了显著的重化工业化趋势。1998年至今，重工业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轻工业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中，重化工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从轻、重工业增长速度的差异看，2003～2007年，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增加值增长率差值分别为4、3.5、1.8、4.1和3.3个百分点。1998年，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5.2%，到2006年，这个比重迅速提高到69.5%，平均每年提高1.8个百分点。尽管理论界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趋势还存在不同看法，但是应该明确，与改革开放前我国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主要由政府按照当时工业化战略的要求并作为唯一推动力量的情形完全不同，新的重化工业化趋势有着深刻的消费结构升级背景作为支持基础。概括地说，1998年以来重化工业的加快发展是由以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主，包括城市化步伐加快和国际产业转移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
（1）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其结构变化是引导和促进主导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进一步看，消费结构变化又是由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引致的。在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开始由过去的以“吃、穿、用”等基本消费为主的阶段向以“住、行”及其提高生活质量等消费为主的阶段升级。在新的阶段，居民基本消费品的满足程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而新一代消费品，尤其是对汽车和住房的需求则进入快速增长期。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1999年仅为0.34辆，到2006年迅速提高到4.32辆，7年间增长了11.7倍；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则由1998年的18.7平方米增加到2006年的27平方米，增长了44.4%。从投入产出关联的角度看，汽车和住房等新一代消费品的发展，又将对钢铁、建材、机械、电子和化工等重化工业产生很强的需求拉动力量。由此可见，新一轮重化工业化趋势具有坚实的消费结构升级背景。
（2）城市化加速的作用。城市化是一个与工业化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社会经济现象。改革开放开放以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制度基础和政府政策的调整变化，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加速趋势，1978～1997年，我国城市化率提高了1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4个百分点；而1998～2007年，城市化率则从33.4%提高到44.9%，平均每年提高1.28个百分点。为了给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迅速积聚创造条件，就必须建设发达的城市基础设施。根据我国的实际，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既包括发展道路、交通、水电煤气等传统工业社会需要发展的公用基础设施，又要实现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对接，建设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在内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为此，近10多年来，我国大幅增加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明显提高。这些投资在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全面发展的同时，无疑也为重化工业带来了巨大的增长和扩张机会。
（3）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国际产业转移是世界范围内产业升级与开放经济的共同结果，也是全球经济发展历程中一种长期、动态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逐步融入到国际产业转移体系中，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吸收国际转移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和低端消费类电子等行业为主。进入90年代，外商开始对我国制造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大量外资进入带动了制造业生产和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使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不断上升。2001年加入WTO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日益开放的投资环境使我国吸引跨国公司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跨国公司大大强化了对华产业转移进程。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子及通信设备、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跨国公司投资项目的大量进入，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我国的重化工业化，尤其是其中的高加工度化的趋势。
以上分析说明，1998年以来出现的重化工业化趋势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而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工业发展的主导产业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主。因此，我国的这种重化工业化趋势是符合工业结构演变一般规律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客观上看，工业化的推进方式也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和外延式特点，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严重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我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相对较低的大国，而且正在推进的重化工业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很明显，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就必须走集约型和内涵式的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战略的适时提出，则是顺应了这个客观要求。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创新性地提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未来发展新思路的重要内容，必将对我国工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产生重要影响。
2003～2007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连续5年保持在10%以上，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快速增长。这一时期，围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产业政策，一方面，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的转变，例如，为了促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其实行了减扣税、贴息、增加财政补贴、提供优惠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优先等政策；另一方面，对煤炭、电力、钢铁、电解铝、水泥、铁合金、焦化和电石等能源、资源密集型重化工业进行了重点调控，采取“上大压小”措施，通过项目审批、信贷、土地、环保、电力供应和出口退税等政策，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着力发展规模化水平较高的先进生产能力。在上述产业政策和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我国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进一步加快，装备制造业等高加工度行业快速发展，能源和资源节约取得初步成效。2002～2006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上升了0.6个百分点；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则由2002年的1.39吨标准煤减少到2007年的1.07吨标准煤，5年间下降了23%。
四、促进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主要经验
1.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
结合国情并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态势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推行的是赶超战略，其主要特征是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实行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当时我国之所以选择了这种战略，除了国际环境的因素外，受到传统产业结构理论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包括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理论和列宁的生产资料部门优先发展学说在内的早期产业结构理论虽然正确地描述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并没有清晰地揭示出产业结构升级背后的动力源泉和作用机制，因而常常使人们误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视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并由此形成了对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影响深远的赶超战略的理论基础。但是，这种战略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理想。实践表明，那些扭曲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虽能促进重工业等目标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也会因此造成较大的效率损失和资源浪费，从长期看则会严重阻碍资本积累、收入水平提高和技术进步，最终产业结构的升级反而欲速则不达。
根据现代产业结构的变迁理论，产业结构的升级本质上是一个内生的现象或者过程，而这个内生现象背后的外生原因则是需求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的作用。容易理解，如果一个现象是内生的，那么改变它的有效办法只能是从这个现象的外生变量入手。改革开放以来，在吸取过去实施赶超战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逐步得以确立。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及时转变，新的制度基础和经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人均收入水平、技术进步速度和资本深化程度，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这一时期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进程。
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
一定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资源配置的一种状态和结果，而调动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又分为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虽然市场机制存在诸多局限性，但要使资源在产业间得到合理和有效的配置，就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据产业间的比较利益差异，市场机制能够相对有效地促使产业结构向协调化和高度化方向转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并进入不断完善的新阶段。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的引入，为我国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有效的、基础性的调节手段。
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借助于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大力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1978年以后，我国坚定地走上了对外开放之路。30年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持续增强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开放逐步深入，开放领域不断拓展。从利用外资的角度看，截至目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已超过9000亿美元，向外资开放的领域也已由初期的一般加工工业扩展到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服务贸易等众多领域。由于引进外资是我国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因而外资进入的作用除了体现在扩大资金来源、改善投资效益和引进先进技术外，在提升我国工业结构方面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近10多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大多数属于我国工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正在大力发展的产业。
3.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
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是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我国的经济实践反复表明，在经济运行处于“大起大落”的情况下，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当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快时，从企业的角度看，作为结构调整主体的企业此时依靠数量扩张就可以获取很好的“效益”，自然缺乏进行结构调整的动力和压力，而过度膨胀的市场需求又会促使大量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生产设备和工艺再度投入生产过程，更是直接阻碍了结构升级的进程；从行业之间的关系看，过热的市场需求通常会更多地拉动一般加工工业的快速扩张，而受技术经济特征的影响，高技术产业和基础工业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又会加深工业结构失衡的矛盾。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过低也不利于工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如果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缺少高增长接替产业，以及由此带动的新的消费、投资和就业机会，结构调整将会遇到很大困难，有些领域的调整甚至根本无法进行。
从1953年到2007年的54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共经历了10个上下起伏的周期波动。其中，在改革开放之前的5个周期中，曾经发生了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都在20%左右。在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峰谷落差，最大达到48.6个百分点，最小也在9.9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则呈现出这样一种新态势：峰位理性地降低，谷位显著地上升，波幅趋于缩小，呈现出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稳定化趋势。经济运行环境由改革开放以前的“大起大落”转变为快速平稳的增长态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的一个重要的宏观背景条件。
4.正确处理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注重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
结构调整的组织方式也是一个对调整效果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增强和市场主体的日趋成熟，我国工业结构的调整主体和调整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已由过去的以政府为主体，主要通过计划方式进行调整，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主要依托市场力量进行调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在产业项目的选择上总是会倾向于资本边际产出效率高、风险小、利润大的项目，因此，只有依靠企业和市场的力量，工业结构的调整才有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主要依靠企业和市场的力量，并不是说无须发挥政府作用。但是需要注意，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主要职责，已不再是过去那种直接动员各种资源投入具体产业或指挥企业贯彻政府意图，而是通过规划和政策引导、制定法律法规、发布信息等，营造出对结构调整至关重要、企业又无能为力的体制、法制和市场环境，让企业根据自身状况、所处行业和竞争形势自行决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更好地从宏观上指导我国的工业结构调整，政府多次颁布国家支持和鼓励产业的发展目录，发布淘汰落后生产技术与设备的指导意见，制定措施引导民间资本和外资的投资方向等。“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已经成为我国结构调整的一种基本组织方式。
工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调整手段不可能是单一的。由于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各具特点，只有相互配合，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才能产生良好的调整效果。近些年来，我国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进行结构调整方面做了一系列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明显效果。例如，针对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结构不合理等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一方面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另一方面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投资项目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分类指导，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结构的调整。又如，为了尽快淘汰部分“两高一资”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一是进一步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包括实行统一的环境保护标准、安全生产标准和产品技术法规；二是出台差别电价政策，利用价格杠杆淘汰落后产能；三是采取硬性的行政措施，直接关闭那些违法违规的企业。总之，要有效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就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其中的基础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也要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行事，做到有法可依。
五、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1.进一步推进工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任务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已经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新的发展环境条件下，以数量扩张为主和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已难以为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必然选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在遵循工业化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充分立足我国国情，并吸取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核心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形成低投入、高产出的发展模式，达到以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作为新时期我国推进工业化的指导方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然要求在工业结构的调整中，更多地关注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以形成技术先进、附加价值高、资源利用效率高的现代工业体系。
未来较长时期，我国工业结构变化中的重化工业化趋势都将延续，重化工业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由于重化工业包含着众多技术经济特征各异的产业部门，采掘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机电工业都属于重化工业的范畴，因此，在重化工业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个结构优化问题。从当前我国重化工业的结构现状看，作为中间投入品的原材料工业的比重偏大，而加工程度较高的机电工业的比重偏低的问题日渐突出。统计数据显示，机电工业总产值占重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98年为52.2%，2005年下降到43.8%。在机电工业中，附加价值低的一般性加工工业又占据着很大比重，技术密集的装备制造业的比重则上升缓慢，与工业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由此可见，加快机电工业特别是其中的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升这些具有高生产率上升率特征的深度加工产业在重化工业中的比重，必将有助于提升重化工业乃至整个工业的结构效率。而工业结构调整的另一个重点，是要提高重化工业中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从而促进产业升级。要通过持续的技术学习和技术创新，逐步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推进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①体制机制性障碍仍然存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执行不力，财税体制、政绩考核机制、工资形成机制不合理都影响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②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已经对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质量产生不利影响。③产业组织状况不合理。进入退出机制或者说竞争机制失效是产生过度竞争的重要原因，由此造成低效生产能力难以退出，高效生产能力难以低成本进入，导致结构升级受阻。④外资企业迅速扩张对内资企业造成挤压。外资企业大肆并购国内优势企业将会严重削弱政府产业政策的贯彻能力。⑤就业压力严峻。就业压力加大将会对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产生一定的制约，进而影响产业升级的进程。
2.推动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政策建议
（1）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制度创新。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健全的产权制度和高效的投融资体制既是加快重化工业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是继续大力推进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造，尽快建立科学和有效的治理结构。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投融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的基础上，开辟和拓宽投融资渠道，继续降低间接融资的比重，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和作用，并改革间接融资的体制，调整直接融资的方式和结构。为了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压力日益加大的现实，建立健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制度和机制也十分迫切。一是要健全资源环境管理制度。包括探索建立以绿色GDP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对重点用能企业实施能效水平评价和公报制度等。二是要制定能够真实反映稀缺程度的资源价格机制。建立资源价格预报制度，对竞争较充分的资源产品实行价格放开，对具有垄断特征的资源产品实行价格监管。三是要把资源节约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内容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2）强化宏观调控的作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合理规范的宏观调控是大国经济保持稳定有序增长的必要条件。特别是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后，重化工业自身的诸多特征决定了经济出现波动的风险显著增大，而且一旦发生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之大也远非以前阶段可比。这就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迫切要求。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出口需求的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宏观调控政策的着力点，应当主要放在防止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上。在调控措施方面，应以市场化的经济手段为主，同时加强与法律和行政措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仍处于转轨时期，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充当市场经济运行主体的痕迹十分明显，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冲动往往成为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因此，要使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得到顺畅执行，就必须尽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实现由“管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推进法制化建设、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有助于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进而实现重化工业的健康发展。
（3）正确处理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的关系，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我国重化工业的产业技术发展大都是从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起步的，由于长期依赖国外技术，目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受制于人的局面。虽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作为一个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采取以引进和模仿为主的技术发展战略具有很大的经济合理性，但是，引进技术并不排斥自主开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大多数产业具备了走自主创新之路的基本条件，而且也已经发展到必须以自主创新为动力来推动产业升级的新阶段，因此，应该树立信心，在继续发挥技术引进作用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实施产业自主创新战略。一方面，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促进产学研的紧密结合；另一方面，政府要在促进产业自主创新上积极有为，既要为一般产业技术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又要对重大产业技术的发展进行积极的引导和干预。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政府对产业自主创新的投入，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创新和共性技术研发基地，实施鼓励创新创业的融资政策，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产业技术创新的扶持作用，强化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战略等。
（4）加快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扶持本土企业做大做强。对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重化工业来说，大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等方面无疑都要比中小企业更有优势。有鉴于此，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大企业作为支撑。尽管在当前需求约束加大、市场竞争程度上升、企业间并购和控股行为增加等一系列条件下，社会资源向大企业流动和产业集中度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由于多种因素尤其是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个资源集中的过程在我国进行得并不顺利。为此，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在强化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专业化协作关系的基础上，扶持本土企业做大做强。在扶持对象上，不仅要关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也要关注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尽快解除对民营企业在资金获得、人才流动和产业进入等方面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限制。在扶持手段上，要尽量采用具有“市场激励性”特征的政策，既要体现政府产业政策的战略意图，又要避免垄断和寻租造成的效率损失。
（5）促进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许多经验表明，工业化推进到重化工业化阶段后，在制造业继续主导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服务业也开始出现加快发展的趋势。原因在于，重化工业的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重化工业的不断发展，将引发对信息、技术、培训和管理等相关服务业务日益增大的需求，从而直接拉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规模经济基础上服务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又会有力地促进重化工业的分工深化和生产率提高，最终推动重化工业的更快发展。因此，那种将重化工业与服务业两者的发展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针对我国的实际，促进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上。通过采取加快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改善服务业发展的软硬环境、积极承接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大力培养和引进高端服务业人才等多种措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不断发展，进而为重化工业的高效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
专栏6—1
金碚谈如何实现重化工业又好又快发展
发展重化工业确实会消耗大量资源，会破坏环境，这是重化工业的自身特点决定了的。但是，要解决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还是得靠重化工业的发展。重化工业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工业化阶段，这表现为几个方面：①中国长远发展重大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重化工业的长足发展。水利、交通、国土治理、城市化、海洋经济开发以及国防建设等，没有重化工业的雄厚基础将无从谈起。②现阶段中国大多数居民和家庭的民生需求，都将更倾向于同重化工业相关的产品，例如汽车、住房、电子产品、旅游（交通设施、旅店建设等）。③一般加工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的需求显著增长，工业生产和产品结构向产业链上游延伸。④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以重化工业的发展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对基础设施有更高的要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要以工业发展为物质基础，而且需要有工业市场所形成的服务需求。
那么，我国的重化工业如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国家在战略决策上要有这个意识，一方面支持我们的大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在市场结构上一定要构造一个竞争的局面，可以是国内竞争，也可以是国际竞争。
第二，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上，国家要制定技术标准，设置产业门槛。在设计这个门槛的标准时，要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的发展机会，不是说砍掉就完了，而是帮助它们达到标准，让它们参与进来，保持行业的竞争性。一些人觉得把中小企业淘汰掉就行了，这样大企业就舒服了，“技术”水平可以提高，资源可以“节约”，“环境”可以改善，产品就可以涨价，企业可以赚钱，并进一步“做大”。如果这样，短期内似乎可以“见效”，但长期看，对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不利的。
第三，要促进重化工业尽快实现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指导路线不仅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而且也必须是竞争力指向。如果单纯地要求做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并不特别难以实现，我们可以大幅度提高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标准，提高资源产品特别是能源的价格，即采取市场和非市场的强力手段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问题是，当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强制性要求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更高标准后，我国的产业竞争力是否会受到很大的削弱？以致发展速度大大下降，甚至产生严重的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现象？总之，发展和环保都非常重要，两者都是不可忽视的战略目标。而使两者能够得以兼得的核心问题就是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只有当中国工业和企业不再主要靠大量低价格资源的投入和对环境破坏的容忍来实现产品的低价格优势，仍然能够保持和不断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才表明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内在性的和可持续的。所以，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更高标准下，保持和进一步提升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工业发展新阶段的核心战略任务。
最后一点，重化工业在发展中要考虑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的链条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而是一个经济过程。在技术上相对是很容易解决的，而困难的则是其中的经济关系。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怎样保证它的循环过程的可持续性？如果一个企业出了问题或发生了情况变化，循环链条上的其他企业怎么办？在循环过程中，如何考虑各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市场竞争，以及各种投入物和产出物的市场价格变动，特别是如何解决企业间的合同不完备问题等？循环经济成功的例子并不很多，我们国家至今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