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1年12月俄罗斯独立到2008年5月普京总统卸任，在这波澜壮阔的16年间，俄罗斯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实现了从经济危机到经济增长的历史性跨越。叶利钦执政时期，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及与此相伴随的深重经济危机，使俄罗斯国力迅速下滑，超级大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进入21世纪，普京接过了总统权杖，俄罗斯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普京通过稳定政局，整顿秩序，调整经济政策，使俄罗斯经济迅速摆脱了危机，实现了持续、平稳、快速的经济增长，国家面貌焕然一新，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轨是叶利钦时期经济政策的核心。在这一时期，俄罗斯通过对国有经济进行私有化改造及重建经济管理体制，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同时经济社会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
一、实行激进经济转型的客观必然性
“经济转型的初衷是迫于提高经济增长能力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陷入停顿状态，居民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相互交织，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端已充分显现。1985年3月上台的戈尔巴乔夫以其“新思维”为蓝本，着手对国家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但改革步骤紊乱，政策失当，使本就错综复杂的各类矛盾与冲突更加激化，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是商品短缺更加突出，经济失去了增长的能力和潜力。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使原有统一的国民经济空间四分五裂，苏联以地区分工为原则的产业布局受到根本性破坏，产业链条断裂导致一些企业或丧失了原料来源或缺少中间产品，而一些原材料或中间产品的生产企业则失去了产品销售市场。独立后的俄罗斯正是在一片废墟的基础上启动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客观形势为经济转型的设计者和决策者设定了约束条件。
第一，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1991年“8·19事件”中“民主派”对“保守派”的胜利为独立后的俄罗斯推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埋下了伏笔。1988年，戈尔巴乔夫将苏联改革的重心转向了政治领域，无论其“思维”动机如何，其结果有目共睹。首先，联盟中央逐渐失去了对国内局势尤其是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能力，各地方离心倾向日益加剧。其次，“激进民主派”迅速赢得了民意支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民主和市场经济”为口号出台的任何经济决策均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和“合法性”。最后，在国内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社会局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联盟中央的经济政策越来越缺乏全局性和系统性，形形色色的改革方案不断出台，但均未得到有力贯彻，经济政策实际上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
从历史经验看，渐进式改革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对改革前景抱有乐观期待的民意支持。在俄罗斯独立之初政局失控、民生艰困的条件下，迅速改善经济社会状况对新生政权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出现“双重政权”的情况下，谁能迅速改变经济衰落趋势，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就能为其与其他政治势力争夺政权赢得更多的“合法性”。当时的最高决策者除推行“快刀斩乱麻式”的激进改革外别无选择。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看，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崩溃后，最初的政治改革者在政治压力释放后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往往可能导致激进的思维。俄罗斯激进经济改革也正是在民主派的这种危机感与紧迫感气氛下实施的。
第二，选择激进式经济改革道路，是“改革派”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并以此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
转型经济学研究表明，在“大爆炸”和渐进主义之间存在可能的“事前/事后”权衡取舍。与“大爆炸”相比，渐进主义有较高的事前可接受性，但其事后不可逆转性较低。为了通过创造改革的不可逆转性来巩固政治权力，“激进民主派”需要“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在俄罗斯经济转型启动前后，叶利钦和盖达尔等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为此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快速的私有化和经济完全自由化。
按照鲍依科、施莱弗和维什尼的观点，大规模私有化政策中包含的另一个不可逆因素在于，俄罗斯无偿分发国有资产不是出于经济动机，而是出于政治动机，除了已经选择的方案外，任何其他私有化方案在当时都被政治程序所否决；相对于对那些通过出售而被私有化的企业重新国有化而言，将无偿奉送的资产收回的政治成本更高。显然，如果逆转成本过高，在“坏”与“最坏”之间，理性的人们往往两害相权取其轻，愿意选择“坏”，而不是“最坏”。当人们认识到私有化政策是个“坏”的政策时，由于逆转成本过高，私有化已为既成事实，结果不可挽回，改革因此不可逆转。当权者为取得执政的合法地位，需要尽快培植起一个广泛的私有者和企业家阶层，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阶层，因此，其政治诉求超过了对经济效率的追求。
第三，无论是精英集团、新兴的商业阶层还是普通民众，都拥护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这也是决定俄罗斯进行激进改革的重要因素。
最主要的支持“休克疗法”式激进经济改革的社会力量是一个人数众多的苏联国家精英团体——政治经济特权阶层，正是这一集团才使“激进民主派”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基础。在俄罗斯转型前的几十年里，为数众多的手握重权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专制的制度结构为自己攫取了大量的物质利益。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这些党和国家的精英们已经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进行了事实上的私有化。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对此特别指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也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身居要职的苏联党和国家的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他们转而拥戴资本主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第二个支持“休克疗法”式激进经济改革的社会力量是新的、富有的商业经营者，尤其是贸易和金融经营者阶层。这些新阶层成员不满于苏联体制下社会主义制度对其商业活动的限制，渴望从国家的管制中解放出来。当1990～1991年亲资本主义联盟公开发展时，这个人数虽少但富有的资本主义团体极为热情地加入了这个联盟，他们的个人财富使得其影响超过了人数本身。
第三个支持激进经济改革的群体是广大的俄罗斯民众。广大民众是苏联时期专制统治的最大受害者，集权制度下的官僚腐败和经济发展停滞使得民众对执政当局极其失望，特别是苏联解体前的经济危机和商品短缺，导致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因此，激进改革符合大多数民众的期待。在他们看来，苏联已经历了几代人的渐进改革，经济状况却每况愈下，他们认为，俄罗斯通过激进改革可能很快就会转变到市场经济，经济危机很快就会被克服。
第四，选择激进改革道路是苏联（俄罗斯）多年来没有成效的渐进改革的逻辑发展。
斯大林逝世后，从赫鲁晓夫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苏联一直都在进行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局部调整和渐进改革都没有能够扭转经济发展停滞、经济效率每况愈下的局面。从经济角度看，斯大林之后的历次经济体制改革未取得成功的共同原因是，没有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作为改革目标。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进程后尤其是到其执政后期，先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方案，但所有这些方案均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次上，任何一个改革方案都未得到切实执行。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俄罗斯大多数政治力量和民众均普遍认识到，只有向市场经济过渡才是唯一的选择。
第五，“休克疗法”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危机应对策略。
苏联解体前，俄罗斯政治、经济状况就已经出现危机，苏联解体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局势的严重性。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展开的。从政治局势看，“8·19事件”后，苏联中央国家机关实际上已四分五裂、奄奄一息。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以及联盟中央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实际上已经解体。
经济领域的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如果仔细考察苏联后期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就不难发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就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1987年，中央计划开始放松，停止对工资的指令性计划，由此导致工资急剧上涨，预算赤字大幅增加。苏联国家银行为弥补预算赤字开始大肆发行货币，1988年，新增货币发行量达到80亿卢布，1989年达到180亿卢布，1990年进一步增加到240亿卢布。在商品零售贸易价格维持不变及商品供应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大量发行货币导致商品短缺现象日益突出，恶性通货膨胀欲隐欲现。
苏联政府为改变这种局面开始向国外大量购买日用消费品，为此动用了大量的黄金外汇储备，并大规模对外借债。1985年，苏联外债总额仅为250亿美元，到1992年1月1日已增加到1030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备相应地由1985年的800吨黄金降至80吨。到苏联解体前夕，经济形势已严重恶化。1991年，GDP同比下降了13%，国民收入减少了11%以上，工业生产减少了2.8%，农业生产减少了4.5%，食品减少了10%，谷物总产量减少了24%，国际贸易减少了37%。
“休克疗法”的设计者杰弗里·萨克斯在1994年也详细描绘了苏联当时所处的危机状况，他写道：“在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的时刻，苏联所欠外债高达700亿美元。原来的几届政府已经把国家的外汇储备花得分文不剩，国家银行的所有黄金储备也被用完。苏联政府对管理经济的外行，使国家陷入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局势达到如此危机程度的情况下，向市场经济过渡已被看成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
第六，从国际因素看，东欧尤其是波兰激进经济改革的成功对俄罗斯选择改革模式起到了示范作用，西方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在政策设计与允诺财政援助上也要求俄政府选择激进的经济改革道路。
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方案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休克疗法”创始人杰弗里·萨克斯的指导下完成的。国际组织在帮助俄罗斯设计经济改革方案时，允诺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俄罗斯对此抱有深切的期待。但在俄罗斯领导人每次向西方提出寻求经济援助的要求时，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总是很快地说出一些空口的应酬话，但实际拨款却很慢，而且提出各种苛刻的附加条件。事实上，西方的援助对于俄罗斯经济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在1992～200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承诺向俄罗斯提供26亿美元的援助，但实际到位资金远远低于承诺援助额度。俄罗斯每年从美国得到的拨款仅为2亿美元，而欧盟每年只提供不到115亿美元。
二、经济转型与转型性经济危机
俄罗斯大规模经济转型是从实施以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开始的。自由化是指经济自由化，包括价格自由化、经济联系自由化、对外经贸自由化；私有化指国有企业私有化；稳定化指采取紧缩政策，实现财政和货币的稳定。
从1992年初开始，俄罗斯实现了价格自由化，同时，计划分配体制瓦解，经济实现对外开放，卢布汇率放开；1996年中，正式实行了卢布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以所谓“大爆炸”的方式，俄罗斯迅速展开了私有化进程。1994年6月1日，证券私有化基本完成；从1995年起，转入现金私有化阶段。尽管私有化存在大量的不公正和舞弊行为，但是，作为市场经济主要组成部分的私有产权开始逐步确立。与此同时，《民法典》的颁布对于巩固私有制条件下的所有权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预算和税收体制得到确立，颁布了《预算法典》和《税法典》，财政模式由国家财政向社会公共财政转化，建立起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分级财政体制；建立了两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独立并转变职能，利率放开，金融市场得以发育。
经过这一时期的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末，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一些结构改革基本完成，俄罗斯建立并且巩固了基础性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奠定了俄罗斯经济转向市场轨道的制度基础，为下一阶段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阶段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这一阶段的市场化改革给整个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阵痛。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下降，使广大民众遭受了无尽的痛苦。
1992～1998年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2～1994年，这是经济危机最深重的阶段，工业生产几乎“雪崩式”下降，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第二个阶段为1995～1998年，生产下降速度开始放缓，通货膨胀率有所降低。在整个经济危机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及工农业产量和产值全面下滑。1992年俄罗斯GDP相当于1990年的81.2%，到1994年下降到只有1990年的64.7%。1998年与1990年相比，GDP下降幅度超过40%，工业产量还不到1990年的一半，其中机器制造、金属加工和食品工业等最终消费部门降幅最大。
三、经济危机的根源
关于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源，国内外学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将经济危机完全归咎于“休克疗法”。但是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俄罗斯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转型时期经济危机的根源，必须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切忌简单化、绝对化。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危机是苏联计划经济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计划经济体制深重危机的自然延续。
如上所述，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并不是开始于经济转轨时期，而是出现于苏联后期。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奠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这种经济孕育着严重的危机。到60年代以后，苏联经济增长的动力（高投资、高投入）由于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逐渐丧失，经济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从8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经济的“没落化”趋势更加明显，无论是从经济运行效率还是居民生活水平来看，苏联经济都已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更是加剧了这种没落的进程。与此同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石油价格急剧下跌，仅1987～1989年，苏联在石油外汇上的损失就高达250亿卢布以上，导致国家预算赤字大幅度增加，国家债务在1986～1990年增加了4000亿卢布。
第二，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危机与苏联解体直接相关，苏联解体导致俄罗斯失去了传统的经济联系与产品销售市场，传统的经济分工和经济联系中断。
在苏联存续的70余年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有着明确的经济分工。苏联解体后，在各加盟共和国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个独立的国家，领导这些国家的民族精英们都试图独立克服因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危机困难，他们纷纷减少相互之间的商品供应，导致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传统经济分工和经济联系中断，这不仅使各共和国之间的贸易额锐减了75%，而且直接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例如，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大幅缩减对俄罗斯的棉花供应，导致俄罗斯许多棉纺企业由于缺乏原料供应而被迫停产。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维系华约阵营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经互会解散，使俄罗斯失去了传统的产品销售市场，严重恶化了俄罗斯对外贸易的收支状况。1990年，苏联对经互会国家的出口总额为520亿美元，到1991年下降到200亿美元；来自经互会国家的进口也从1990年的680亿美元下降到1991年的200亿美元。1992年以后，俄罗斯与原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额更是急转直下。
与此同时，俄罗斯作为苏联版图上最大的经济体，继承了苏联时期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在苏联经济中，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占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比重过高，服务业所占比重过小，而且工业内部又表现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所占比重过大。特别是军事工业，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的结束，苏联作为与美国相对立的超级大国不复存在，因此对军工产品的需求急剧减少，国防工业转产的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军工企业的减产直接影响了整个工业生产。
第三，这一时期的危机是原东欧苏联阵营经济转型中带有普遍性的经济危机。
如果说苏联后期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短缺性危机，深层次原因是国家对经济的长期控制和非正常干预，直接原因是计划手段失效，危机的制度基础是计划体制失灵，那么，1992～1998年的经济危机，就其性质而言则是一种转型性经济危机。这种转型性经济危机广泛见于原苏东阵营各国，只是由于各国具体的经济情况和政策不同，危机持续的时间和危机的深度有所不同。
转型性生产下降是经济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但究竟如何解释这种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出现生产普遍下降的现象，经济学家对此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有些经济学家从总需求过度下降和自由化、稳定化等激进经济改革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角度来解释，也有经济学家将生产下降与自由化联系在一起，认为是自由化导致了对现有生产链条的破坏以及交易的无效率。还有经济学家认为转型性经济危机突出表现在经济主体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上，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完全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需求最终决定商品的生产，但中央计划经济则完全不同，根本不存在完全市场行为的销售，产品产量由中央计划决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集中进行分配，此时的货币只是一种象征性工具。
第四，“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经济改革加剧了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的程度。
“休克疗法”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策略或许无可厚非，一些东欧国家采用“休克疗法”进行经济改革取得了成效，在较短的时间里顺利完成了快速而坚决的市场化改革。“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不但没有取得成功，相反还加剧了经济危机的深度，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俄罗斯是从苏联统一国民经济空间中分离出来的经济体，其规模大小姑且不论，至少是“一个血脉不通、四肢残缺不全”的经济体，针对这样的病体，任何疗法在短期内都难以取得疗效。俄罗斯在进行“休克疗法”式激进改革时，没有搞好相应的配套改革。如没有对居民和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及工资收入进行指数化；实施“休克疗法”时没有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社会政策；没有采取恢复生产的积极措施；等等。
归根结底，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是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叠加在一起的综合性危机，危机的根源既有远因也有近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危机的发展和加剧，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从根本上说，苏联败亡是苏联经济危机的结果，也是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