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他读《淮南子》，“夫道者，覆天载地……放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即恍然大悟，将多年郁结在胸中的“天地何所穷际”的大疑团驱散，迷雾开始廓清，说：
“元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也。”
后来他成了“心即理”的心学大师，说：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在他看来，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按今日的观点，如果用“脑”字去把“心”换下来，便更符合科学。心学一脑学，代表了人类文明之旅的进步。
陆九渊的追问其实也是后来康德的追问，说明人脑有追问这类根本问题的结构或组织。结构决定功能。康德提出：
正题：世界在时间里有开始，在空间方面也是有限的。
反题：世界没有开始，在空间方面也没有界限；它在时空两方面都是无限的。
陆九渊比康德早出生585年。如果他们相会，进行一次学术讨论，那会是什么情景呢？
康德一生的最高使命感是探索、敬畏自然律和道德律。陆九渊也是。他的心学也是“吾道一以贯之”；“此心若正，无不是福；此心若邪，无不是祸”。
在他看来，人生祸福取决于人心的善恶志向。他追求廓然、昭然、坦然、广居、正位、大道、安宅和正路这些境界。他说，到了这些境界，天自大，地自广，日月自昭明。“岂不快哉，岂不乐哉”——这是陆九渊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学。
六、走在朝圣道路上的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69-公元前480）
他把数(1，2，3……)看成是神。
即便是在今天电子计算机的时代，这种观点也是很怪异的，出格的。但却是高贵的怪异，神圣的出格，而且是极有创造性的，建设世界的。
在当时，正常人看毕达哥拉斯的所思所为就算异常。其实异常性格和病的性格是很难区分的。天才人物的双脚往往踩在这两者的交界线上。或者说，他的左脚落在异常性格这一边，右脚则落在病的性格那一头。
据说他在家乡不仅同民众少有交往，就是同至爱亲朋也不融洽。这位古希腊大哲人天性不愿社交。他宁愿沉醉在自己营造的幻觉世界，自得其乐。由于他性格孤僻，加上思想又远远超前，不仅不易为人所理解、容忍，同时也不易理解、宽容别人。所以他只好孑然一身，离乡背井，在海外漂泊多年(在埃及，他就生活了10年)。
论性格，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始终把“守口如瓶”或“沉默是金”作为一条纪律，要求他的门下严格遵守。
这一怪僻使我联想起精神病学中的“反应性木僵”(Reactive Stupor)。病人因遭受剧烈精神创伤后即表现僵住不动，不仅本能活动受到抑制，情绪上也毫无反应，呆若木鸡。病人可长时间呆坐或卧床不起，甚至对痛觉刺激或见到亲人也无反应。终日缄默不语。我多次见过这种病理现象。这是脑部某组织发生病态的后果。毕达哥拉斯的沉默寡言尽管异常，但在性质上是健康的，为的是专心致志于哲学思考，同“反应性木僵”是两码事。
要知道，“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正是毕氏创造的，原义为“热爱智慧”。“爱智慧的人应当熟悉很多事物。”(赫拉克利特语)
毕氏正是这种人。献身于哲学研究成了他弥漫于心中的一团崇高人生“使命感”。他本人成了唯命是从的仆人，“使命感”才是主人。他的一些卓越观念和天才创造均从“使命感”中迸发出来，泉涌出来。
他自称自己是个哲学家。
有人问他哲学家是何许人？他便打了一个比喻：
许多人来参加奥林匹克赛会，但怀抱的目的却不尽相同。有人是来竞技的，每天刻苦锻炼，即便牺牲掉人生其他许多乐趣，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因为奋勇夺冠高于一切。还有些人是来这里做生意的。他们是为蝇头微利而起早贪黑者。总之，他们都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来。不过还有极少数人并不是为名利而来。他们坐在观众席上，仅仅是作为一个爱智慧的、冷静的观察者。对哲学家而言，活着不是目的，上下求索，寻求真理，才是目的。世上最美好的事物就是思考。沉思宇宙间的万千气象，得出最高真理和智慧才是高于一切的。
这才是哲学家的原义。
在本质上，这样的追求也是一种强迫症。哲学家自己全然受这种追求的支配。他本人是失控的，但乐意，一千个一万个乐意，乐在其中。而病态的强迫症患者对无意义的反复动作则是不乐意，但又摆脱不了。毕氏则不想摆脱。即便是别人打他耳光，他也不愿摆脱，不放弃哲学。所以哲学家的强迫症是健康向上的。正是它，使哲学家的生命充满了朝气，每天早上起床推开窗，都会有向新一天的阳光发出感恩的情怀。因为开始新的一天，即意味着开始一天的新思考。哲学家享受哲学沉思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一句话。哲学思考就是默默地感恩。
哲学思考的对象是宇宙终极原因，是“作为存在的存在”。
毕氏把数(1，2，3……)比作神，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也是一大贡献。
他说，数能说明一切事物，因为万物皆数。
毕氏心目中的数学同哲学、宗教是融为一体的(在我看来，今天的数学应该回到毕氏的原点，回向正道上来，即同哲学、宇宙宗教合而为一。不然，数学会陷人迷途，失去神性)。
毕达哥拉斯说过，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人最多只能是爱智慧，即爱神。
人只是走在朝圣的路上——对于毕氏，这就是“使命感”。这一价值观来自大脑皮层，它高于哲学家本人的生命。因为它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的人生最高目标。
我想起有人写过这样两行诗：
“是谁叫我到这里来的？
因为这里敲响了神圣的钟声。”
所有的天才人物都用心耳听到了这钟声在自己的内心久久回荡。这是幻听，是健康的不是病态的幻听。
“数学”这个词也是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派首先使用的。
他们研究数学绝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走在朝圣的路上。因此心中恒有种虔诚感。
据说，毕氏曾用韵文写下了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定理：
斜边的平方
如果我没有错，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和。
据记载，这一发现曾使他狂喜。所以我才说，只有使命感(而不是通常人所认为的物质财富)才会把人的幸福感提升到最高的层次。
毕氏和他领导的学派之所以成了古希腊数学的奠基人，重要原因之一是他虔诚地走在朝圣的路上。他确信，数的本原即宇宙万物的本原——这是健康的、创造性的和天才的联想。作为一枚金币的正面，它的反面f或负面)是精神病学中的“思维不连贯”(Incoherence Of Thought)。比如有位患者喊叫：“快跑，狐狸精来了！杀我！给我解开！Yes。发大水了！天热得慌。针扎我。”
深夜，这种零碎、片段、概念与概念之间毫无关联的喊叫从精神病院的半空残月中传人我的耳朵，会使我浑身毛骨悚然。精神分裂症的这种“思维破裂”(Splitting Of Thought)会把世界推向错乱的深渊。
而“数的本原即宇宙万物的本原”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天才联想，个哲学命题，则会令我拍案叫绝，内心深为惊讶和震撼。我记得那是1962年冬天的一个黄昏，我从一本英文版的《古希腊哲学史上》读到这个奇特、天才的命题，内心突然有种巨大的惊喜感涌上心头。我放下书，骑辆自行车去海淀一家饭馆，然后就去了圆明园荒野。有弯新月挂在天边。是个晴夜。很冷。干冷。
自1957年冬天以来，我每遇到某个重大事件需要静下心来反复琢磨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独自一人在残破、悲壮的圆明园荒野闲逛。
在许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人类的创造力即表现在联想能力上。法拉第把电和磁两种现象合在一起思考，从中找出紧密联系。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没有这一想象力和联想能有今天我们的物质文明世界吗？
天才联想能力是精神病患者“思维不连贯”或“思维破碎”的反面，负面。正反两面我都重视。代表真理的、健康的和建设世界的天才想象力和联想具体来自脑的哪个部位？机制如何？
代表谬误的、病理的和把世界推向错乱的疯子联想又是具体来自脑的哪个部位？发病机制是什么？
许多年，这两种脑现象都叫我惊讶不已。而哲学正是起源于惊讶。(Phiosophy Begins With Wonder)这是我撰写本书的基本心境或感情。没有惊讶，我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毕达哥拉斯的天才和他的使命感。
在他看来数不是冷冰冰的符号。它无所不能也无所不在。数是高度抽象的，当它回到现实世界，又可以表现一切物质的数量关系，如债款、契约、选票，都同数有关。因此数是神的语言，是神的体现。
他研究数学，就是走在朝圣的路上。路是没有尽头的。因为神站在高山之巅，无穷远处。这一数学哲学，深深影响了西方数学思想。
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一书中就推崇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成了“超然于世界的思辨”。西方的数学传统源头正是他所领导的学派。该学派强调，一旦我们掌握了数(Number)，我们就能支配世界。
事实上，自伽利略以来的西方科学传统是靠两样东西起家的：实验加上数学。
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塑造了、改变了人类文明之旅，直到今天。总之，毕氏及其学派对西方人的影响很深远。康德便是一例。因为他强调，在一门自然科学的学科中，关联的数学越多，科学真理也越多。19世纪的物理学家确信，只有用数学(Number)表达出来的事物，它才真正上升到了科学。
毕达哥拉斯的天才想象力和联想力还表现在他把数字和音乐这两个看来相距遥远的领域紧紧挂上了钩。
据说，他不只是一个高超的歌手和乐器演奏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和教育家。他认为数学和音乐都有净化人的心灵的神奇作用。在他开办的学园里，学生的第一课就是音乐。他认为，音乐是构筑在数学语言之上的一门高超艺术。
再进一步他又异想天开地把宇宙天体运动的和谐同音乐里的和声联系在一起。他声称，他能听到宇宙发出的美妙和声！——这就是天才的幻听。它和精神病患者的幻听有本质的区别。
天才的幻听不仅对他本人有意义，而且对千百万人也有意义，即有巨大的客观效果，当幻听返回现实世界的时候(比如预言一次天文现象)。
疯子的幻听只对他本人有意义，对别人毫无意义，没有丝毫客观效果，因为病理性质的幻听同实际不符。
精神病院围墙内的幻觉以言语幻听最常见。内容多使患者不快，如威胁、讽刺和批评等。我就见过一位幻觉妄想状态的病人用棉花紧紧塞住双耳和鼻孑L，正在同幻听、幻嗅作斗争。他满脸严肃的表情令我惊奇！！！
tz、信念和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