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西汉时期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由于当过长沙王太傅，故世称贾太傅、贾生、贾长沙。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文章和诗被人们称颂，其中有的留传至今；他极力提倡孔子的伦理思想和社会观念；他最著名的《过秦论》论述了秦朝的缺点。因此，他被人列为儒家。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其中《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在历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辞赋以《吊屈原赋》、《服鸟鸟赋》最著名。
少年有为，破格提拔
贾谊从小就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少年时，他就跟着荀况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还作过《左传》的注释。他对道家的学说也有研究，青少年时期写过《道德论》、《道术》等。他酷爱文学，尤其喜爱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汉高后吕雉五年（公元前183年），贾谊十八岁，因能诵《诗经》、《尚书》和撰著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
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后为汉朝廷尉），是原来秦朝名相李斯的同乡，又是李斯的学生。吴公了解到贾谊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优秀人才，对他非常器重，把他召到自己的门下，十分宠爱。吴公很有学问，贾谊在他门下学习，受到很大的教益。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十分安定，被评定为天下第一。
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吴公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就向汉文帝刘恒推荐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是个年轻有为的人才。”汉文帝就把贾谊召到宫殿，任命为博士。从此，贾谊步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当时贾谊才二十一岁，在当时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轻的。
每次文帝下令让博士们讨论一些问题，那些年长的老先生们都无话可说，而贾谊却能一一回答，人人都觉得他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博士们都认为贾谊才能杰出，无与伦比。汉文帝也非常喜欢他，对他破格提拔，一年之内就升任太中大夫。
年轻有为，反被疏远
贾谊认为从西汉建立到汉文帝时已有二十多年了，天下太平，正是应该改正历法、变易服色、订立制度、决定官名、振兴礼乐的时候，于是他草拟了各种仪法，崇尚黄色，遵用五行之说，创设官名，完全改变了秦朝的旧法。汉文帝刚刚即位，谦虚退让而来不及实行。但此后各项法令的更改，以及诸侯必须到封地去上任等事，这都是贾谊的主张。汉文帝看到贾谊是一个很有见识、年轻有为的人，对他十分赏识。但也正是由于贾谊这些建议得罪了功臣元老们。
于是当汉文帝和大臣们商议，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而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这些人因嫉妒他，就一起诽谤贾谊说：“这个洛阳人，年纪轻而学识浅，只想独揽大权，把政事弄得一团糟。”此后，汉文帝开始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就这样，外有大臣攻击，内有文帝的宠臣佞幸邓通进谗，内外夹攻，使贾谊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而且连在西汉朝廷中的立足之地也没有了。其结果是，贾谊被贬出京师，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
贾谊向文帝告辞之后，前往长沙赴任，因为被贬至此，内心非常不愉快，在渡湘水的时候，写下一篇《吊屈原赋》。贾谊在担任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一次有一只鸮鸟飞进他的住宅，停在了座位旁边。楚国人把鸮叫作“服鸟（fú，古书上说的像猫头鹰一类的鸟）”，乃不祥鸟。贾谊原来就是因被贬来到长沙，而长沙又地势低洼，气候潮湿，所以自认为寿命不长，悲痛伤感，于是写了一篇《服鸟鸟赋》来自我安慰。
居安思危，切中时弊
汉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73年），文帝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贾谊前去拜见皇帝，当时汉文帝正坐在宣室，接受神的降福保佑。因文帝有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本原。贾谊也就乘机周详地讲述了所以会有鬼神之事的种种情形。到半夜时分，文帝已听得很入神，不知不觉地在座席上总往贾谊身边移动。听完之后，文帝慨叹道：“我好长时间没见贾谊了，自认为能超过他，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变化，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在遭冤狱被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中政事。但是，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其原因，还是由于邓通这样小人仍在文帝身边，贾谊又多次得罪过这个文帝的宠臣，这就成了贾谊施展其政治抱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过了不久，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是汉文帝的小儿子，受文帝宠爱，又喜欢读书，因此让贾谊当他老师。
汉文帝又封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都为列侯。贾谊劝谏，认为国家祸患的兴起就要从这里开始了。他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并屡次上疏。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治安策》除了论述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他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
深谋远虑，献计献策
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怀王因骑马不慎，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没有留下后代。贾谊认为这是自己作太傅没有尽到责任，非常伤心。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国事为重，为文帝出谋献计。因为梁怀王刘揖没有儿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感到，如果这样做，将对整个局势不利；不如加强文帝的两个亲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位。为此，贾谊建议：“为梁王刘揖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这样一来，如果一旦国家有事，梁王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王国足以控制吴楚，陛下就可以安然消除山（指华山）东地区的忧患了。”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没有加以变动，就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的。
贾谊的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的分析的正确性；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后，汉王朝就乘机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力量，使他们仅得租税，而失去了直接治理王国的权力；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其封地分为若干块，分给自己的子弟，从而实际上分散和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这更是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
通诸子百家言，系汉赋开创者
贾谊著《过秦论》，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强秦之所以速败，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又曾上《治安策》疏，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以削弱地方诸侯的势力。贾谊的著作有《新书》五十六篇，其思想兼采儒、法，主张仁义与法治并用，而归结于儒家的六经和德政。他认为“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新书·修政语上》）；“《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合则欣然大乐矣”（《新书·道德说》）。他提出政以民为本的思想，说：“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贾谊在文学史上有相当高的地位，被认为是汉赋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
“文学成就”
贾谊的著作主要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吊屈原赋》、《服鸟鸟赋》等。贾谊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著有《新书》十卷。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
司马迁在《史记》中作《屈原贾生列传》；《汉书》也有《贾谊传》。后来的文人对他的评价极多，唐代裴度《寄李翱书》：“贾谊之文，化成之文也，铺陈帝王之道，昭昭在目。”著名作家柏杨在翻译《资治通鉴》时曾写道：“治安策原文，已不可得。司马光在残篇中，摘录他认为重要的部分，连‘六个长叹’，都不能完整。”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七篇，在被贬长沙途中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以自谕。谪居长沙三年，作《服鸟鸟赋》，假托与服鸟鸟的问答，说明“万物变化之理”，对死生荣辱，万物众生，皆不在意。发自肺腑，哀伤之情跃然纸上。假辞赋之要，抒忧国之情。其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明人辑有《贾长沙集》，今人辑有《贾谊集》。
“点评”
贾谊一生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著有《新书》十卷。赋的代表作是《吊屈原赋》、《服鸟鸟赋》。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