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和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出笼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担心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对国际安全所形成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其中，对国际安全的一个主要冲击是美俄战略关系的重新紧张以及未来美俄之间的双边核裁军的前途问题。
俄罗斯对美国发展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态度在90年代以来有一个变化与发展的过程。虽然冷战的结束导致了俄美之间战略力量军备竞赛的结束，《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战略意义不如冷战时期那么强烈，但其存在仍然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它说明俄罗斯依然是世界战略平衡方面可以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大国，而且也是维护和发展国际军控事业方面的“超级大国”，是西方对外战略关系中必须考虑的大国。同时，《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存在，也是国际战略力量稳定的基石。如果反导条约修订或废除，俄罗斯现有的战略核力量在与美国和西方关系中的“王牌”效用将黯然失色，俄罗斯战略核力量在与美国政治抗争和经济讨价还价中的地位也将随之降低。当然，俄罗斯也一直担心美国从事导弹防御研究会导致新的军备竞赛。就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既没有本钱也没有兴趣同美国在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和研制方面展开新一轮的竞争。
前苏联和俄罗斯都非常关心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是否破坏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关心美苏（俄）之间的战略力量稳定问题，反对美国研制具有战略防御能力的导弹防御系统。从1986年美苏恢复军控谈判开始，有关战略防御问题一直是谈判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前苏联曾经表示，如果里根政府放弃“星球大战”计划的话，苏联可以在军控谈判中作出更大让步。由于里根政府的强硬立场，再加上苏联实力地位的下降和谋求结束冷战的政治愿望，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前苏联未能在谈判桌上讨得什么便宜。美苏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也涉及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俄罗斯继续对战略防御计划表示关注。在布什政府时期，由于美国的战略防御构想还处在从“星球大战”计划到“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转型时期，因此，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并没有给美俄核裁军进程带来深刻影响，反导武器系统的研制并没有构成美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的主要分歧点。①美俄反导弹武器系统的谈判开始于1991年，是在美苏（俄）“防御和太空谈判”中进行的。
“爱国者”反导弹系统在海湾战争中大出风头，以及布什政府继续强化“爱国者”反导弹系列的计划引起了俄罗斯的警觉，担心美国的反导弹武器系统是否最终会具有战略防御能力；俄罗斯关注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中的武器系统，是否违背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约束。因为反导条约的第6条明确规定“禁止赋予非反战略导弹防御系统以反战略导弹能力”，禁止在ABM模式下进行“非反战略导弹防御系统”试验。同时，美国也担心前苏联大量部署的S-10与S-12反导弹系统是否具有战略防御能力，从而产生了美俄战略武器会谈中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应该“遵守条约义务”的磋商议题。
“划界协议”与俄美在TMD系统问题上的妥协
到1999年1月以前，由于克林顿政府一直侧重TMD的研制和部署，而对NMD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在这一段时期，双方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主要争议是在TMD系统的技术指标问题上。争议的核心是TMD相关武器系统是否违背《反弹道导弹条约》第6条的规定。
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对于反导条约和NMD的立场有所转变。为了加强美俄之间的战略合作，1992年初，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曾提议和美国合作开发“全球防御系统”。1992年6月，两国在莫斯科举行的首脑会晤中发表了“关于全球防护系统的联合声明”。声明提出，美俄两国应合作开发这样一个系统，对付弹道导弹扩散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导致的威胁。声明同时建议成立一个美俄联合小组来讨论具体的合作事宜，探讨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修改以及是否有必要签署新的条约等问题。②布什总统曾在1992年12月向俄罗斯提议修改反导条约，以便美国研发和部署GPALS不违背反导条约的有关条款限制。然而，由于1993年1月克林顿政府上台以后，一度对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不热衷，美俄有关共同研制和建立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设想，并没有能够成行。1993年2月27日，SD10提出要削减用于导弹防御系统研制的经费，削减幅度是今后5年内减少105亿美元。1993年11月，克林顿总统又提出应该“狭义解释”《反弹道导弹条约》，维持反导条约的义务，停止同俄罗斯在反导武器系统研制上的合作。至此，美俄之间的有关合作即告中止。
美俄之间的TMD与反导条约兼容性谈判，是签署《第二阶段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两国战略与军控谈判的重点之一。按照美国政府早在1990年同波音公司等签署的合同，TMD系统研制中的THAAD将在1998年进入实战试验。THAAD系统具有针对战略性远程导弹的防御能力，极有可能违背反导条约。为此，美国急于说服俄罗斯接受TMD研制和部署。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俄罗斯同意修订《反弹道导弹条约》，增设有关反弹道导弹研制的具体标准，以便TMD的试验与开发合法化。1993年11月，克林顿政府正式提议美、俄两国就澄清反导条约中非战略性导弹防御问题举行正式的双边磋商。从1993年年底开始，美俄两国围绕着如何明确《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范围以及美国的TMD计划在日内瓦双边常设协商委员会展开双边谈判。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希望就TMD系统的主要技术参数，如针对的目标导弹的速度和射程达成协议。在1997年年底以前，美国政府和军方在NMD问题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迫切的部署战略，因此，这一阶段美俄有关导弹防御计划的争论主要集中在TMD问题上，有关NMD的争论还没有公开化。
美俄之间的TMD谈判争论得非常激烈，连续进行了将近4年。其基本内容是为了能够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丰富《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具体规定；为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的发展确立明确限制的同时，解决战区导弹防御计划有可能与反导条约冲突的问题。俄罗斯竭力希望通过谈判来限制美国开发中的TMD系统的拦截能力，使其不能具备战略防御能力。③美国的方案是，反导条约的修订应该允许美国发展所有研制中的TMD武器系统，只要所拦截的目标导弹的飞行速度在任何飞行阶段不超过每秒5公里，射程不超过3500公里，就应该不受反导条约制约。但俄罗斯却只同意不限制拦截器飞行速度在每秒3公里内的TMD系统。按照俄罗斯的方案，美国TMD武器系统中的“海军全战区系统”（NTWD）的研制可能就要受到禁止。NTWD系统拦截器的飞行速度将达到每秒4.5公里。这是美国所不同意的。克林顿政府希望能够保留所有的TMD武器系统的研发，建立起全面的、多层次的战区导弹防御能力。在1995年5月举行的美俄华盛顿首脑会晤中，克林顿和叶利钦第一次表示同意反导条约并不排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双方还就TMD与反导条约的关系达成了一些原则性的共识。双方认为，不违反反导条约的TMD武器系统的标准是：（1）该系统不会对另一方的战略核力量构成现实威胁；（2）该系统不会被扩展以便具备上述能力；（3）两国声明TMD不会被用来对付另一方。④
美俄TMD会谈在1997年3月首脑会晤之后取得了决定性突破。首脑会议期间，克林顿政府为了打消俄罗斯认为TMD将削弱俄罗斯战略威慑力的顾虑，提议将START Ⅱ的执行截止期限延长到2007年年底，以便俄罗斯可以有10年的时间来观察是否受TMD的战略影响，允许俄罗斯在战略力量削减问题上保持一定的主动。美俄最终在赫尔辛基达成了START Ⅱ补充议定书。1997年9月26日，美俄在3月两国首脑会晤所达成谅解的基础上，在赫尔辛基正式签署了5项协定。这5项协定以补充议定书的形式，成为START Ⅱ条约的新组成部分。这些协定中2项是有关第一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3项是有关反导条约和TMD问题的。后面的3项协定统称为“划界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
（1）美俄双方可以研制、生产和部署战区反弹道导弹系统，但拦截导弹在任何飞行阶段的速度都不得超过每秒3公里。所拦截的弹道目标导弹在任何飞行阶段的速度都不能超过每秒5公里，射程不得超过3500公里。
（2）如果美俄研制和部署任何高速的战区导弹防御拦截器，不得违背上述条款和标准的限制。但反导条约的当事国可以举行磋商，讨论有关国家的关注和问题。
（3）战区导弹防御武器系统部署的范围和数量，必须与所面临的战区导弹的威胁相一致。
（4）TMD武器系统的部署都不能构成对美俄任何一方战略核力量的现实威胁。
（5）更新《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正式缔约方。1972年反导条约的缔约方为美国和苏联。这一次，美俄两国根据苏联已经解体的事实，正式确定反导条约的缔约方为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⑤
协议的第1条来自与美俄就TMD问题所签署的“低速协定”，即主要是按照俄罗斯的方案而达成的协定。第2条则显然是满足了美国的要求，被称为美俄TMD“高速协定”。美国在谈判过程中曾明确向俄罗斯提出，协议的任何一方都有权根据“本国的责任”（national responsibility），决定战区导弹防御计划是否应该包括高速拦截系统。俄方曾予以拒绝。所以，美国的这一立场在协议中没有落实为具体文字。但第2条还是给予了美国以较大的弹性空间。而且，“低速协定”看来也无法对美国起什么作用。1996年，美国就发出声明，THAAD的试验和部署“可以不受《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任何限制”⑥。但第4条对反导条约的作用已经作出了重大修正。反导条约向来严格禁止给予美苏（俄）战区导弹防御以战略防御能力，即战区导弹防御计划不得拦截战略核导弹。但这一款中有关“不构成现实威胁”却具有了相当大的弹性。它意味着“划界协议”已经把原来《反弹道导弹条约》不准美苏（俄）具有战区导弹“战略防御”能力，改成了只要不对任何一方的“战略报复能力”构成重大威胁就可以了。
而第5条扩大反导条约缔约国，对美俄双方来说都有利。从俄罗斯的立场来说，授予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反导条约缔约国地位，扩大了该条约的缔约国范围，可以相应地增大以后美国想再度修改反导条约的难度。从克林顿政府的观点来说，将这三个国家拉入反导条约，可以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因为这三国与俄罗斯不仅是邻国，也都是当时独联体的成员国，如果俄罗斯为了绕开反导条约，将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部署在这三个国家，美国可能很难从条约机制上来约束俄乡斯。⑦
3项协定之所以被统称为“划界”协议，是因为它明确划分了什么是不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导弹防御系统和什么是违反该条约的导弹防御系统之间的界限。该协议的签署，事实上是美俄以谅解协定的形式对1972年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双方在TMD层次上的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开发和部署取得了相对一致。尽管如此，该协议还是留下了“模糊点”，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解决反导条约所禁止的导弹防御武器系统的界限问题。协议也不可能真正限制美国的TMD研制与部署。早在该“划界”协议签署之前，美国就已经进行了7次THAAD系统的飞行试验。
俄罗斯之所以在1997年接受“划界”协议，同意美国部署TMD，主要是因为在美国的强硬态度下，俄罗斯还想保留《反弹道导弹条约》来约束美国继续大规模发展可以针对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的导弹防御系统，避免美国单方面退出该条约。俄罗斯认为，既然无法阻挡美国研制和部署TMD，倒不如做一个“顺水人情”。“划界”协议既可以“允诺”美国合法研制TMD，又可以通过美国承诺不针对俄罗斯部署TMD，而换取美国不将TMD针对俄罗斯。同时，“划界”协议对TMD研制的技术指标进行限制后，俄罗斯认为该武器系统并不会对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构成本质威胁，相反，还能够换取美国在START Ⅱ上的让步，有助于国家杜马批准START Ⅱ。在“划界协议”的约束之下，美国的TMD系统将不会对俄美之间战略力量的平衡产生太大的消极作用。俄罗斯所拥有的战略进攻性洲际导弹在重返大气层时的飞行速度均超过每秒5公里，射程也在8000公里以上。因此，俄罗斯认为TMD在通过“划界”协议进行限制之后，不会损害俄罗斯所拥有的战略威慑力，又能够拉住美国继续接受反导条约的限制。叶利钦也希望借助补充议定书向俄罗斯国家杜马表明，政府依然在坚持强硬立场，并没有在START Ⅱ问题上表现出“软弱”。
但是，美俄两国政府却在国内政治上给予了“划界协议”不同的解释。白宫认为，该协议表明俄罗斯并不反对克林顿政府的整个“弹道导弹防御计划”。这就意味着NMD部署也将不受俄方作为反导条约当事国的反对，因为俄方将会继续与美国就NMD如何修订反导条约进行进一步的谈判，不会因为俄方坚持遵守反导条约而构成对NMD部署的障碍。俄罗斯认为，俄方只能在TMD问题上作出让步，即便TMD的让步也是有限的。“划界协议”意味着俄罗斯不会同意，在1997年来说，至少不会轻易同意再对NMD作出让步而继续修改反导条约。⑧其结果，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俄罗斯国家杜马，都没有批准该协议。因此，“划界协议”的签署，为美俄在TMD研制和部署问题上的分歧确立了一个妥协性的框架，但并没有全部解决美俄在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发展上的矛盾。双方还是存在着相当的不同意见，“划界协议”实际上为美俄弹道导弹防御问题设下了新的“僵局”。⑨
美俄的NMD争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克林顿政府的NMD政策以及白宫与国会在NMD问题上妥协与斗争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在1998年下半年之前，由于克林顿政府部署NMD的政策还没有公开化，也没有就NMD部署向俄罗斯明确提出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因此，双方并没有出现公开的NMD争执。1998年下半年，白宫在NMD部署上基调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将面临的所谓“流氓国家”导弹威胁说成是一种“即时”的威胁，NMD部署方案逐步露出水面。同时，美国国内政策领域有关修改反导条约、甚至退出反导条约的声音不断增强。这不能不引起俄罗斯的高度警觉。如果说1997年俄罗斯愿意以“划界”协议的方式同意美国部署TMD，是为了显示俄美在后冷战时代的战略合作，那么，在NMD问题上，俄罗斯已经没有退路了。按照美国所宣布的NMD部署构想，NMD武器系统从研制到投入实战装备，都是明显地违背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如果俄方同意修改，不仅反导条约的战略和军控价值可能不存在了，而且俄罗斯的战略力量将受到重大打击。1998年10月，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明确表示，俄罗斯无意于为了美国的NMD计划修改反导条约。这意味着俄罗斯反对美国发展NMD，不愿意以俄罗斯同意修改反导条约的形式配合美国的NMD的研制和部署，从而使得美国NMD计划合法化。1998年11月23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举行中俄首脑会晤。会后发表了题为《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中俄两国认为，维护和巩固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极为重要，它曾是、并仍将是维护世界战略稳定的基石。⑩
美国采取说服俄罗斯接受NMD以及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方针，是为了防止俄罗斯再度与美国进行新的战略武器发展竞争，避免围绕导弹防御计划出现美俄争执从而阻碍美俄削减战略武器进程的深入。推动俄罗斯按照《美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规定削减、销毁战略武器，全面和实质性地降低前苏联庞大的战略武器对美国的威胁，防止其扩散、流失或者无法妥善保存，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关键内容。以与俄方谈判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来换取NMD部署合法性，也反映了美国在冷战后对于推动美俄军控合作的基本政策。特别是1993年5月俄罗斯与美国达成《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后，却迟迟得不到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批准，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以及俄罗斯在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的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都使得美国顾及俄方的反应，而不想单方面贸然取消反导条约的价值和作用。如果美国单方面宣布废约，或退出该条约，俄罗斯国内强烈的反对意见很可能导致美俄核裁军和美国力图推动的军控与裁军进程陷入倒退的困境。[11]
美俄围绕NMD斗争的公开化
到1998年年底，克林顿政府在NMD与反导条的乏间关系上的立场出现了新的变化。具体来说，一是美国已经决心部署NMD，但是，美国又不愿意以退出反导条约这样的“大震荡”来影响它在美俄核裁军、反扩散等问题上的政策，因此，决定“以某种形式”继续保留反导条约。二是发动对俄罗斯的外交攻势，力争说服俄罗斯同意修改反导条约，以便实现反导条约与，NMD系统部署相互兼容：其具体策格强调NMD不是对付俄罗斯的，不会削弱俄罗斯的进攻性战略威慑能力，但也不放弃强硬立场，以不惜退出反导条约来进要挟。三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将计划中的NMD方案定位在“对付有限的弹道导弹攻击”这一层次上。在与国会之间所班行的NMD斗争中，继续坚持NMD部署的“克林顿方案”。999年1月上旬，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俄罗斯，首次正式向俄方提出了有关ABM条约修改的问题，但遭到了俄罗斯的拒绝。奥尔布赖特在离开俄罗斯时表示，即使俄方不同意修改ABM条约，美国也不会动摇研制和部署NMD的决心。[12]这是克林顿第一次直接表示有可能以废除ABM条约的形式来为自己的NMD计划寻我出路。
1999年1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五角大楼进行了专场NMD计划记者招待会。在会场上，科恩除了声明将NMD的研制和部署由“3+3”变更为“3+5”方案之外，宣布克林顿总统将在2000年夏天作出NMD的部署决定。科恩同时还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俄罗斯就修改ABM条约进行会谈，强调该条约是国际战略稳定的基石。但是，如果会谈不成功，俄方继续抵制ABM条约修改的话，美国将转而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NMD的“合法部署”。科恩在讲话中还暗示，美国有可能以退出反导条约来部署NMD。[13]科恩的讲话意味着美国已经决定不再将俄美ABM条约视为是继续执行NMD研制和部署工作的主要障碍，而不惜以废除反导条约的方式，继续推进其NMD计划。
美国的一意孤行，激起了俄罗斯的坚决反对，美俄两国在NMD和《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上的对立开始公开化。俄罗斯国内也对美国NMD部署计划提出了一系列尖锐批评。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尼古拉·米凯洛夫的话说：“如果美国胆敢部署一套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话，那么俄罗斯将部署更多的可以摧毁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核弹头。如果美国人真的非逼我们这么做不可，那么我们的这一技术从武器库里拉出来就可以派上用场，然后直接瞄准美国人的这些国家导弹防御系统。”[14]奥尔布赖特为此称俄方反应过敏。
俄罗斯反对NMD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担心NMD破坏美俄之间已有的战略平衡，使得俄罗斯在失去常规力量优势的同时，在战略核力量上进一步受到实质性削弱，从而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面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家实力急剧下降的局面，从1992年之后，俄罗斯就开始强调其仍然一流的战略核力量在俄罗斯对外关系和保持大国地位中的作用。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俄罗斯放弃了苏联一向坚持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1955年，苏联首先在联合国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倡议，之后，苏联就一直表示各核大国应该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1982年，苏联政府单方面表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只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做过这样的承诺。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1992年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次国家安全问题演说中提到，俄罗斯将继续坚持这一承诺。但很快俄罗斯的选择就发生了新的变化。1992年5月，俄罗斯所公布的军事准则文件中就提到，要以核武器来平衡精确武器的力量。换句话来说，俄罗斯已经意识到在常规军事力量下降的时候，对核力量的关注必须上升。这一准则暗示，有限核冲突以及用核武器来回应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的可能性增强了。[15]1993年11月所公布的俄罗斯新军事准则中，莫斯科则间接地放弃了以往一直坚持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根据这项新标准，“俄罗斯不会使用核武器攻击不拥有核武器的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除了下述两种情况例外：一是俄罗斯遭受到有核国家、或者有核国家的同盟的攻击；二是有核国家的联合攻击，或者有核国家所支持的对俄罗斯本土、军队及其盟邦的攻击”[16]。
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70%的核力量。美俄之间的削减战略核力量条约以及双方在降低核军备方面的合作，是冷战后世界核安全的主轴。为此，俄罗斯也一直将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和按条约销毁多余的战略核力量，作为与西方发展关系的重点。迄今为止，1991年的美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协议，俄罗斯已经基本执行完毕。俄罗斯所拥有的核武器已经从1990年的10500枚核弹头，削减到了1999年的5500枚。[17]但是，田于北约东扩和美国所奉行的军事干涉主义，俄罗斯与美国的战略安全合作，并没有改善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状况，相反，却出现了恶化的趋势。俄罗斯为了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在90年代就特别关注和警惕北约的“东扩”计划。
为了平衡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安全的冲击，从1997年之后，俄军在军事演习中就增加了以战术核武器为背景的训练科目。1998年以来，俄军演习中增加了主动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内容，希望以此警戒西方的北约东扩计划。俄罗斯将优先保证发展战略核武器列为首要任务。近年来军事改革中各军兵种都大幅度裁员，惟独战略火箭部队反而得到增强，并将航天部队、导弹空间防御部队和战略火箭部队合而为一，加强了运用核力量的侦察、预警、防御、指挥和打击能力。调整后的俄罗斯战略核力量虽然只占军费的15.6%，却可以完成90%以上的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俄罗斯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战略性任务。
1998年12月，根据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命令，第一个装备有10枚新型“白杨-M”导弹的俄罗斯导弹团，于1998年12月27日在俄南部萨拉托夫州的塔吉谢沃市正式开始战略火箭军的战斗值班。“白杨-M”型导弹长22.7米，弹体直径1.95米，发射重量47.2吨，弹头重1.2吨，射程在1万公里以上。这种导弹可作机动部署，也可部署在发射井内。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在塔吉谢沃传达了总统的这一命令。他在向驻扎该地的战略火箭军塔曼师的官兵发表讲话时指出，新改进的“白杨-M”导弹有助于保证俄在可预见的未来，拥有必要的核潜力捍卫国家的安全和独立。俄国防部长12月26日在莫斯科向新闻界表示，新型“白杨-M”导弹进入战斗值班是“一个重大事件”，这表明，在今年国家财力困难的情况下俄国防部能够集中资金用于“优先方面”。他表示，改进“白杨-M”导弹的主要设计实验工作已经结束。今后在批量生产这种导弹的同时，还将要对其进行实验，但实验的次数要比过去少。他透露，俄国防部目前准备逐步增加用于加强海上战略核力量的资金。新型“白杨-M”导弹的服役，标志着这种洲际弹道导弹将成为俄战略火箭军的支柱装备。[18]
1998—1999年的两年间，俄罗斯完成了2组（20枚）“白杨-M”新型导弹的战斗部署。到2000年，这种导弹的数量达到40枚。从2000年起，俄每年将使不少于35至45枚“白杨-M”型导弹服役。根据俄安全会议的决定，俄陆上战略核力量将由目前装备的6种导弹过渡到装备单一的“白杨-M”固定和移动式导弹。“白杨-M”导弹体系至少要服役到2020年。同时，俄罗斯也在不断地加强空军力量的技术更新。俄罗斯米格飞机公司总裁兼总设计师科茹耶夫，1998年12月底表示，俄将把近10年生产的百余架米格29式歼击机改装成米格-29SMT式多功能飞机，提高其作战效率，加强俄军的战略威慑力量。科茹耶夫说，改装工作全部完成后，俄空军打击力量可提高数倍。[19]新一代的苏-37战斗机也在加紧研制。
即便如此，在美俄战略力量对比方面，俄罗斯仍明显地处于了劣势。由于缺乏经济实力对战略核武器进行有效的维护和保养，俄罗斯战略力量的威慑力和前苏联时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据称，俄罗斯只有200枚战略核导弹处在随时发射的战略性预警状态；而在对构成战略威慑力同样重要的导弹发射早期预警和全球监视方面，俄罗斯更是大大落后于美国。美国在太空目前保留着360颗探测和监测卫星，其中140颗为军事侦察卫星，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地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进行全天候监视和跟踪。俄罗斯任何一个地点的战略导弹一发射，美国就可以发现，并随时作出反应。但俄罗斯目前只有130颗卫星在太空轨道上飞行。其中80%是军用或者军民两用卫星。原来执行俄罗斯监视美国战略导弹发射使命的“宇宙-2224号”军事侦察卫星，在2000年2月也被发现偏离了专门的太空区域。尽管它还在服役，但作为“太空之眼”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俄罗斯科学家还发现，俄罗斯专门用于对美国导弹发射的早期预警卫星侦察系统也出现了严重问题。这些卫星的观测范围仅仅限于美国的陆基洲际导弹，对海基洲际导弹发射系统来说，则无能为力。这些卫星每天能够监视美国导弹发射的时间也只有17小时。而且，由于财力的限制，俄罗斯原本准备发射的8颗导弹监视和预警卫星，现在只发射了4枚。为此，军事专家警告说，俄罗斯上空的这些预警盲点会使俄罗斯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战略导弹袭击，特别是美国“三叉戟”核潜艇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的攻击。[20]
在冷战后，美俄之间稳定的战略平衡就一直没有出现。[21]如果美国部署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美俄之间的战略力量对比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从60年代以来美苏之间的战略力量平衡将被彻底打破。客观上，俄罗斯将不再具备与美国在裁军谈判和战略力量对比中的战略平衡地位和实力。这不但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大国作用，也将给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雪上加霜”。俄罗斯如果接受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那就意味着俄罗斯将在俄美战略关系中失去几乎所有的主动。
此外，俄罗斯对西方的政策在后冷战时代也出现了“幻灭感”。俄罗斯联合中国等国家反对美国研制和部署TMD和NMD，是俄罗斯推动国际秩序“多极化”构想，保持俄罗斯作为战略性大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战略性问题上保持与美国抗衡能力的重要手段。
叶利钦政府一直谋求与美国和西方改善战略关系，并且希望以此来保障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援助。1994年1月14日，叶利钦在与克林顿总统的莫斯科首脑会晤时宣布，从当年的5月开始，美俄两国的战略核导弹不再相互瞄准对方。同年2月，俄罗斯与英国也宣布不再将战略核导弹相互瞄准对方。1997年5月27日，叶利钦在巴黎签署俄罗斯与北约的伙伴关系条约时宣布，俄罗斯的战略核导弹不再瞄准北约组织国家。虽然世界上的核大国仍然可以随时恢复战略核导弹相互瞄准对方的备战状态，但俄罗斯所做出的这一系列友好行动，表现出了相当深远的政治意义，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战略合作关系的象征。然而，俄罗斯的善意并没有获得西方的相应回报。北约于1994年12月1日正式作出了“东扩”的决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传统苏联势力范围和安全缓冲区的东欧地区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战略扩张的政策。北约东扩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将北约所主导的欧洲安全机制涵盖前华沙条约国组织，进而将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力量限制在最低水平。北约东扩显然漠视了俄罗斯在中、东欧的安全利益。
北约东扩计划一出台，就遭到了俄罗斯朝野强烈反对。俄罗斯认为，北约东扩将完全改变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形势，威胁俄罗斯安全。其结果，俄罗斯将失去其在中、东欧地区的传统地位和影响。其次，美国的核保护伞也将东移，俄罗斯将不得不面临在政治和军事上被北约所孤立的危险。同时，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与土耳其存在着争议，俄罗斯所支持的亚美尼亚和土耳其所支持的阿塞拜疆之间一直存在着争端。北约东扩，也将间接使得俄罗斯失去南翼安全局势的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缺乏在自己的周边安全问题上与北约和西欧不断扩大的影响进行对峙的能力。为此，俄罗斯从1993年以后，改变在外交政策上只是向西方看齐的政策，竭力希望通过发展与中国等国的战略关系，以“多极化”对抗美国所主导的“单极世界”，以中俄战略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平衡美国的支配性力量。1996年4月24—26日，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提出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2]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双方在反对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上的共同利益，加强了俄罗斯反对NMD部署和维护反导条约的决心。同时，面临美国部署NMD武器系统的共同压力，中国与俄罗斯也加强了战略合作关系，以求共同对抗美国的“单极体系”。1997年4月中俄首脑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中俄两国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明确表述了两国对当前国际关系局势和国际问题的共同认识。中俄双方确认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两国共同主张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行为准则，强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原则，反对谋求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原则，反对滥用经济制裁的原则；两国共同倡导新的、适应冷战后国际局势的普遍安全观；推崇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的合作安全模式，反对可能加剧地区和全球紧张局势的强化军事同盟的发展方向。[23]近年来，中俄两国一直反对美国的NMD和TMD计划，并以此作为强调国际局势应该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反对美国谋求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追求霸权政策的重要任务。从1998—1999年间，中俄两国领导人的历次首脑会晤都谈到了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两国在反对NMD部署和维护反导条约问题上加强了战略磋商与合作。中俄两国加强了在反对NMD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1999年2月25日，中俄两国总理举行的定期磋商中，就举行战略稳定磋商达成协定。1999年4月14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王光亚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马梅多夫在莫斯科举行了中俄首度战略稳定磋商。会后，中俄两国发表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有关问题磋商的新闻公报》。《松报》指出：“由于美国宣布准备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计划，当前出现了破坏《反导条约》的严重威胁，双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俄中两国反对美国研制和部署包括TMD和NMD计划在内的导弹防御计划，认为该计划“在地区乃至全球会产生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新因素，为恢复军备竞赛提供借口，并为裁军进程设置新的障碍”。公报提出：“在目前形势下，俄中双方认为，必须使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破坏反导条约可能产生的后果。”[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