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力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同时引发的失却平得；科技昌盛之后一所出现的喜一然与社会生态破坏；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专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结构要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催产。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经跨出了学科的阂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及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互隔裂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缪尔·亨廷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不会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言堂了。生存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薄弱的民族，这无异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奋争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得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纪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九五”期间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飨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19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