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党派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在阶级社会中，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政治代表。中国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产生、发展、演变而来的，了解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及意义，对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同时对今天促进两岸统一也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民主党派的作用和意义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除存在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和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外，也产生了一批代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利益的政党，即代表我国中间阶层利益的政党，这就是我国的民主党派。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广大知识分子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因而我国的民主党派都具有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要求，希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最主要的纲领就是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这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民主党派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统一路线政策的影响下，成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同盟军，并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战斗，写下了自己光荣的斗争史。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有过长期的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在争取新民主主义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民主党派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并且“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
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对全面了解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08页、741页。在我国，民主党派数量之多，斗争历史之长，发挥作用之大，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没有的，民主党派参与了我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它们不仅在阶级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民主党派和三大敌人的斗争，既有政治、外交、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又有军事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既有公开合法的斗争，又有秘密非法的斗争；既有国内的战场，又有国外的战场；既有光荣的胜利，也有重大的牺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内容非常丰富，他们在中共的统一战线感召下，和中共一起战胜三大敌人。
由于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一直是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早已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他们参与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但重申了中国共产党要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而且提出了要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党中央还明确指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党中央强调要切实尊重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要进一步团结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和人民政协工作，充分发挥它们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制定，管理国家事务和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逐步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以便使各民主党派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民主党派在新时期中所担负的这种重大历史使命，要求民主党派的各级干部和全体成员增强光荣感和责任感，继承和发扬各党派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就必须学习和研究各民主党派过去数十年的光荣斗争历史。
二、中国民主党派的概况
从1928年初到1948年初，这段时期，在我国先后产生了十二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其他四个：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已经解散或并入其他党派中。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的成立是我国民主党派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实行反共反民主造成的结果，与“皖南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非常紧张，就使各中间党派领导人十分担心，如果国共两党重开内战，则中国的抗战前途不堪设想，同时，“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实行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力量，这就使任何一个小党派的生存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展开民主运动，发展民主力量，这种愿望得到当时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中共十分重视中间党派中间力量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早就确定了对他们的争取、团结政策，把他们看做是中共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一支重要同盟军。中共领导人在重庆经常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接触，不辞劳苦地出席各民主党派召开的各种集会，不分昼夜地接待民主党派人士的来访，向他们讲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阐明中共对他们的方针政策，并对他们联合起来的愿望给予鼓励、支持和帮助，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各中间党派的联合。
由于以上原因，于1941年3月19日下午，由“中华职教社”、“第三党”、“青年党”联合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为便于组织发展，于1944年9月19日，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同盟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组织。
会议经过酝酿、最后选举了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梁漱溟、罗隆基、张申府、曾琦、李璜、张东荪、潘光旦等13人为中央常委，张澜为主席。
改组后的民主同盟，加强了对全盟组织的领导工作，将大批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吸收入盟，并在各地建立民盟地方组织，组织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有相当社会声望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如：着名教授、专家、法学家、律师、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作家和着名文化界人士，他们都能写会讲，在人民群众中有相当的号召力，活动能量很大，并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他们代表着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利益和要求，民盟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因而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政治力量。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是代表我国民族工商界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的民主党派，该会的主要负责人是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沿海地区的一部分民族资本家、为了不使自己的工厂落入敌人手中，并使它能为祖国的抗战服务，曾克服了重重困难，将工厂内迁到四川等地，但国民党对此爱国行为不加扶持，反而加强了军事垄断，对民族工业实行排挤和吞并，使大批民营工厂纷纷倒闭，因而，引起了产业界对国民党的不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大批敌伪产业，使官僚资本更加膨胀，它不仅独占了重工业，而且对轻工业也不肯划归民营，这就更引起工业界对国民党的普遍不满和失望。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从切身体会中认识到国民党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只有自己组织政党，和全国人民一道“争取民主，与闻国事”，使国家走上民主建国的道路，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才能得到尊重。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召开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出席会员九十多人，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为主席。
民主建国会的主张，矛头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四大家族，它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反映了当时濒于破产的广大中小工商业者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要求。
民主建国会成立后，便立即和重庆的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一道，投入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以及促进政协成功等政治活动中。
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内成立，他们代表了当时上海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创始人是马叙伦、王绍鏊，参加创建的还有陈已生、周建人、严景跃、徐伯昕、许广平等人。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时会员人数不多，但他们多数是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出版界、文化界人士，还有少数工商界人士。他们长期在上海工作，和上海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很多人在上海均有一定的声望，特别是马叙伦。因而，它在上海人民中有较大的号召力和影响。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后，立即针对当时全国和上海的形势，为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促进民主力量的大联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和紧张的斗争，使上海成为抗战胜利后民主斗争的堡垒和中心。1946年5月5日，上海52个（后来发展到68个）民主党派、民主团体的代表，在南京路劝工大楼礼堂，召开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由马叙伦主持，通过了章程，选举了理事29人，大会还通过了《成立宣言》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通电。
九三学社是以我国文教界、科技界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一个民主党派。许德珩是主要创始人，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九三学社社章》、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等文件。
宣言指出：中国一定要实行“和平团结”与“民主宪政”。本社同人，将发扬“五四”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由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2月改组而成的。章伯钧为主席。
农工民主党成立后，就在长江以南各省加紧整顿原有党的组织，并积极建立地方新组织，各地组织大多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配合中共积极开展活动，一方面在工人、农民、学生中发展成员，扩大组织，积极开展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如参加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和农村中的抗粮抗捐斗争；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的党政、军、警机关中吸收成员，从而收集情报，搞出弹药物资供给解放军，营救被捕中的中共党员，积极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这些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中国致公党，是我国历史很长的一个党，它是由“洪门致公堂”演化而来。
1925年10月，侨居美洲的洪门致公堂的部分人士和香港、澳门的洪门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洪门团体的代表会议，决议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中国致公党。
1947年5月1日，在香港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党的工作，修改了党的章程，通过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书》等文件和决议。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它宣布：从此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此奋斗到底。“三大”以后，中国致公党根据大会精神，一方面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清除党内的反动分子，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政治活动，民革建立和民盟三中全会召开后，致公党便和“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一道，共同开展推翻美蒋反动统治的斗争。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在1947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遭到国民党残酷镇压后，由参加过起义的台湾同胞筹备建立的。
1947年11月12日，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制定了纲领、规程、筹备会时的口号及文件。12月1日，在香港《华商报》上正式发表了上述文件，“台盟”的建立得到中共的热情帮助、支持和指导。
根据上述文件，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台湾人民，继续进行反对美蒋的斗争，积极从事各种爱国民主运动，争劝实现台湾省之民主自治及地方自治“，并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建立独立、和平、民主、富强与康乐的中国。
1948年8月，台盟公开宣布总部成立。总部负责人有谢雪红等，此后便积极在台湾以外各地发展盟员，建立地方组织。
1949年1月17日，台盟发表声明，热烈拥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的八项主张。2月，台盟派谢雪红等人赴华北解放区，向新政协筹备机构陈述台湾人民的斗争近况，并提出《关于处理台湾问题的意见》。此后，谢雪红等人代表台盟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台盟总部又在北平设立了驻北平办事处，负责人为林鉴生。此后，台盟的组织宣传工作，就在全国得到进一步的开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由”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联合建成的。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是由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发起建立的。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中国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而建立的政治组织，它是由谭禾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发起建立的。当时为了创建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国民党革命派组织，”民联“、”民促“的领导人，积极努力工作，他们一方面致函在国内外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请他们来港共商大事，另一方面立即着手促成”民促“、”民联“在港澳和南方的组织实行联合。
筹备过程中，他们写了一封《上孙夫人书》请宋庆龄当”民革“主席。宋庆龄接信后，通过香港地下党转告：她赞成并全力支持成立国民党的革命组织，但不能前来香港，仍继续留在上海工作。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同时，”民联“、”民促“两个组织，仍继续存在。
“民革”的成立，是我国当时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与顽固派的彻底决裂，立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受到了中共的重视和欢迎，3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民革”的成立发表评论，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赞成其在宣言和行动纲领中表示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统治集团和建立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我们愿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
民革成立后，就在国内外、华东、华南、西南等各地区积极建立“民革”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一道，为推翻美蒋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斗争，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瓦解和崩溃。
三、中国民主党派积极开展反美蒋活动
1948年1月，“民革”成立和“民盟”召开三中全会后，香港集中了民革、民盟、农工、民促、民联、救国会、民进、致公党8个民主党派的总部和主要领导人，为了推翻美蒋的反动统治，做了大量的工作，仅在1948年一年中，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有下面四个方面：
第一，积极开展宣传，揭露美蒋反动派的罪恶，号召国内外同胞彻底推翻美蒋的反动统治。
如：民革成立大会的各种文件，通过各种报刊及其他渠道在国内外进行广泛的宣传，使广大人民看清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的狰狞面目。
1948年2月3日，民革、民盟、农工、救国会、民促、民联、致公党等各民主党派，针对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对美国援华法案一事，在香港发表联合声明，严厉谴责美国政府援助南京政府，助长中国内战，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坚决反对此种加深中国人民痛苦之对华借款，同时绝不承认南京独裁政府所签订的任何损害中国主权之卖国条约”。
对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同情中国人民的要求，又致电华莱士，称赞他的建议。
反对伪国大的召开，并揭露其丑态。
10月22日，8个民主党派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提交了“控诉书”。
第二，发动广大成员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国统区对反美蒋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如：开展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开展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的运动等等。
各民主党派中央曾联名发表《反美扶日宣言》，痛斥了司徒雷登的谬论。沈钧儒、胡愈之、周新民等还与港九爱国人士215人联名发表《反美扶日痛斥司徒雷登宣言》。
第三，策动军队起义，收集军事情报，加速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
如：民革成立军事小组，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军事策反工作：派王保真负责领导上海、南京和华东地区的军事策反工作；派杨杰负责西南四省的军事策反工作；派李济深亲自写信给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希望他们认清时局，站在人民革命一边，不要为蒋介石卖命。
以上工作，使一些国民党军队起义了，对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加速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起到一定的作用。各民主党派为此也牺牲了一大批优秀成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四，在南方各省组织反蒋武装打击敌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民革成立后，任命杨杰为川康滇黔西南四省民革总负责人，刘文辉为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他们积极建立民革组织，开展反蒋军事活动，刘文辉曾派人在四川川南、川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发展民革组织，同时争取各地地方武装和保安团队，组织民革武装，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声势浩大，曾使国民党反动派为之震动。杨杰也派人在川东、云南、贵州等地积极联络军界人物，组织反蒋武装，并计划把西南四省反蒋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龙云的武装联合起来，构成一个强大的能和蒋介石分庭抗争的力量，后来蒋介石调派国民党主力进入西南，并亲自去四川加强对反蒋势力的镇压，杨杰的活动在四周白色恐怖中继续进行着，并在云南组织了反蒋武装。
此外，民革、民联、民促还派人在广东东江和韩江地区、湘桂边地区、闽浙沿海地区，组织了一些大小不等的反蒋武装。为了加强对这些反蒋武装的指挥，民革在中央南方局的帮助指导下，曾在香港开办了“游击训练班”，每期训练数十人，先后办了三期，学员受训后，就派回各地游击队中成为骨干，各地反蒋武装的活动，曾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一定的打击。
这时，农工民主党也在广东、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广大山区中，建立了十几支反蒋游击队。
民盟在四川、西康也建立了一些反蒋武装。
以上这些反蒋武装，随着人民解放军对全国的胜利进军，在保护革命同志，打击敌人，迎接解放军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武装陆续交给人民解放军领导和整编。
四、中国民主党派参加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
1948年4月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号召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同时，又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同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已有此种要求，想必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选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毛泽东还在信中提议，先“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并说：“此项联合声明，并已拟订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
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5月2日，在香港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响应，并发表了《宣言》和《声明》。
为了扩大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并为新政协的召开作准备，各民主党派从6月份起，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通过这个运动，不但巩固和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粉碎了美蒋反动派妄图制造所谓新的“第三党”势力，破坏和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阴谋，孤立和打击了美蒋反动派，加速了他们的灭亡，而且使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逐渐为各民主党派广大成员所接受，这就为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召开，准备了重要条件。
接着，中共中央就邀请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进入解放区，以便共商彻底推翻美蒋反动统治，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大计。从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就分批地陆续进入解放区，他们受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在应邀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中，“民革”领导人冯玉祥、杨杰将军不幸中途遇难。1949年春夏，各民主党派总部陆续由香港迁入解放区（北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隆重开幕。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的空前盛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及国外华侨，实际上具有代表全国人民性质，因此，会议宣布，它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大会由全体代表推选出89人组成的主席团负责主持工作。31人为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毛泽东庄严宣布：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首都和纪元。
9月27日，会议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京，纪元采取公元，国歌暂定为《义勇军进行曲》，国旗为五星红旗议案。29日通过了政协《共同纲领》，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史以来人民的第一个大宪章，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之流血牺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最低纲领，也体现了我国民主党派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
会议的最后一天，在充分民主协商的基础上，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人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其中有各民主党派成员何香凝等20人。
会议还选出了180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其中各民主党派成员共60多人，并推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
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9月30日，由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大会宣告胜利闭幕。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同一天，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会上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告》，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升起了第一面庄严的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各民主党派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各民主党派参加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我国各民主党派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各民主党派均在整顿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有些民主党派又自动地在组织上作了调整。1949年11月，国民党民主派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一致通过决议，将“民革”、“民联”、“民促”三个组织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名称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12月，“人民救国会”鉴于它成立的14年的政治主张已经得到实现，新中国已经建立，便发表宣言，自动宣告光荣结束。其成员均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我国就由参加建国的11个民主党派变成8个民主党派，在以后的五十多年中，这8个民主党派始终和中国共产党一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一起为建设强大的四个现代化的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并且始终是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