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孙伏园辞去了《晨副》的职务，《京报》总编辑邵飘萍便找他去办《京报副刊》。他觉得《京报》的发行量不大，社会地位也不如《晨报》，很不想去。鲁迅却认为，《语丝》不过是一个散漫的团体，没有固定的收入，因而极力主张他办《京副》；况且《京报》是具有进步倾向的报纸，到那里去可以开拓局面，同《晨副》竞争。
鲁迅说，一定要出这口气，非把《京副》办好不可。
不料他开手给《京副》做杂感，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二是为了《青年必读书》。他遭受了来自上流社会的恶毒的攻击，署名和匿名的骂信收了一大捆，其中还有他所殷殷期待的青年。
他是头一次进行面对面的笔战。
近几年，翻译界渐渐兴起一种风气，喜欢用轻柔艳丽的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如加些草头、女旁、丝旁等，不管译者平时怎样极力主张男女平等；另有一些鼓吹世界文学的文人，又偏喜欢让外国人姓中国姓，使一本《百家姓》居然在这样场合里大出风头。
鲁迅深感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咬文嚼字》，以为此风不可长，希望引起翻译界人士和更广大的人们的重视。
短文发表后，孙伏园收到一封署名仲潜的来信，称文章是“最无聊的一种”，没有登载的必要。相反，孙伏园答复说，那是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文字。“因为鲁迅先生所攻击的两点，在记者也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不可不力求改革的。”通讯在《京副》公开发表，两个人又经过一次信上的往还，这样便引出了署名潜源的一封信。
信中支持仲潜的意见，认为鲁迅“未免过于吹毛求疵”，完全是“名人的‘滥调’”，并且责备孙伏园发表《咬文嚼字》是意在“欺读者”。
孙伏园照例在报上做了答复。他说，鲁迅的意见，在簇新头脑的青年界中尚且通不过，可见并不是“滥调”。
鲁迅当然不会做一个旁观者。既然论战由他引起，他就应当站出来正面对付论敌，只是对手未免太浅薄了。两位“潜”字辈虽然连骂带捧，却都在枝节上做文章，其实个别姓氏或名词的如何翻译倒在其次；至于将翻译当作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一类哲学，也都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那本意，在于如何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文章的开头不是写得很明白的吗？
对于“无聊”与“滥调”之类的指责，他回答说：“纵使别人以为无聊的东西，只要自己以为有聊，且不被暗中禁止阻碍，便总要发表曝露出来，使厌恶滥调的读者看看，可以从速改正误解，不相信我。因为我觉得我若专讲宇宙人生的大话，专刺旧社会给新青年看，希图在若干人们中保存那由误解而来的‘信仰’，倒是‘欺读者’，而于我是苦痛的。”
潜源咬住不放，又写了《咬嚼之乏味》的文章，专对这一篇《咬嚼之余》。鲁迅认为有必要再答几句，便继续写了《咬嚼未始“乏味”》。
文章列举数点，逐次进行反驳，此外，还暴露了在一个严分男女尊卑的国度里，必然产生的“‘性意识’强”，“于无须区别的也多加区别”的现象，如将女人缠足穿耳，禁止女人剪发等。他的笔锋所向，仍然是专制愚昧的中国社会，而不在乎一个小小潜源。
驳文具有相当普泛的内容，论篇幅，却不及潜源的一半。
斗争紧接着进行。
孙伏园为了丰富《京副》的栏目，加强学术界人士和青年之间的联系，于是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对于后一项，胡适、梁启超等都推荐了《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实际上与五四以后文化界的复古主义运动合流。
就在《咬嚼未始“乏味”》发表的当天，鲁迅按照原定的表格，填写了自己对于“青年必读书”的答复：
青年必
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附注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何其偏激！何其荒唐！怎么可以说“不看中国书”呢？答复一发表，他立即陷入了枪林弹雨之中。
柯柏森在《偏见的经验》一文中声称，鲁迅的选目吓得他一大跳。接着，他以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的传闻相威吓，质问说，你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到底要做什么事呢？又问，假使中国书是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尚有著作遗传到现在呢？于是，对于鲁迅的答复，一言以蔽之曰：“偏见的经验。”
本来应《京副》的征求，只是寄语少数那么一些曾见或未见的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立而已，还是几年前一番“呐喊”的意思，根本料想不到小小一块文字竟还有这般的效力，能搅起这么大的风波。
大小国粹家的议论，其实早已领教过了，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可恶的是，这些家伙总是一再挂起“爱国”的招牌，好像全中国就是他们家里的一块什么宝贝似的。凡是翻译外国的东西，介绍外国的思想，都得动辄披以“卖国”的罪名。中国中国，他们何尝有哪一天想到过中国！
对于这一流人物，他决计不退让。他不懂得退让。
《聊答“……”》是针对柯柏森的，中间有一段写得很漂亮：“到我死掉为止，中国被卖与否未可知，即使被卖，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这是未来的事，我无须对你说废话。但有一节请明鉴：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的时候，我都不在场；在场的也不如你所‘尝听说’似的，‘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达尔文的书还未介绍，罗素也还未来华，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的著作却早经行世了。”
有一个叫熊以谦的，发表了《奇怪！所谓鲁迅先生的话》。文章就这么写：鲁先生不懂中国书，不解中国书，糟蹋了中国书。你怎么回答呢？
文章好像也颇有进化论的味道，说：“时至今日，世界大变，人事大改，漫说家庭社会里的传统思想多成了过去的，即圣经贤传上的嘉言懿行，我们也要重新估定他的价值，然后才可能拿来做我们的指导。夫有古人的嘉言懿行做指导，犹恐行有不当，要从新估定，今鲁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那种行，明白点说，怕不是胡闹，就是横闯吧！”你又怎么回答呢？
最要你性命的，是搬出中国的特殊国情来，他说：“鲁先生要知道，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你既是中国人，你既想替中国做事，那么，关于中国的书，还是请你要读吧！你是要做文学家的人，那么，请你还是要做中国的文学家吧！……”
这些鬼东西——又是圣贤！又是传统！又是爱国与亡国！
无非是罗织和恐吓的老法子。什么“青年必读书”！有什么“必读书”！要什么“必读书”！青年本来就不需要什么鸟导师，不管挂什么招牌，那写给《京副》的答复，本来就并非要争什么导师的资格的，赏以这样的荣名干什么？……可恶！
鲁迅反驳道：“我虽不学无术，而于相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还不无所知，但我不愿意照办。所谓‘素负学者声名’，‘站在中国青年前面’这些荣名，都是你随意给我加上的，现在既然觉得‘浅薄无知识’了，当然就可以仍由你随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说些讨人喜欢的话，尤其是合于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话……”
至于亡国的责任，即当由读外国书的人去担负吗？他的回答是：“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
文章的标题是：《报〈奇哉所谓……〉》。
又有一个赵雪阳的替熊以谦抱不平了。他引了一位什么学者的话，据此写文章说，周氏兄弟读的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
你只要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而今都答复，总要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躲回老巢去不可！
什么意思？就拿这个做题目！鲁迅写道：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明明白白，就这样。
然而，总还有那么多不明白或是故作糊涂的人写信来，甚至有忠告鲁迅连家眷也搬到外国去的。他把所有这些骂信通通塞进书架底下，一个也不回。
为了一篇小文，他的耗费太大了。
胜利了，这才仿佛经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聊。
两个大钉子显然给鲁迅的思索划下很深的痕迹。社会动员了那么多人力去对付两篇短文，反改革的空气是何其浓厚！其中，攻击得最凶的竟是些青年，而他们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的反对改革者一个模样，二十七年过去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
什么踱进研究室，什么搬入艺术之宫，全都是有意无意的圈套！……
死人套住活人！新思想战不过老法子！……
一天，当他心情较为开朗的时候，便同社会开起玩笑来了：润了笔，像小时候画漫画一样，画出一群嘴脸各异的“论辩的魂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