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每一位王朝立国，都要为自己王朝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周人敬天，“丕显玟王，受天有大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和著作，从学术研究来说，是为了探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和规律，实现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理性思维。从政治方面来说，不管思想家愿意不愿意，有意或无意，都是在为治理社会提供理论依据或规划蓝图，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阴阳五行学说的提出也是如此。它先在东方兴起且被看重，后来，秦始皇帝借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作为自己立国的理论依据，证明秦王朝政权的合法性。借他人的学说，化妆自己的政权。从古代中国的文化哲学的观点看，这是一个进步。经秦的倡扬，五行学说对中国古代乃至现代均有深广的影响。
（一）阴阳与五行
古人观察世间事物，发现事物变化都有一正一反两个方面，也就是一阴一阳，这便是较早的阴阳思想。比较集中反映这个思想的著作便是《周易》。关于《周易》的作者，一说是伏羲，一说是文王。由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联系到自然与人，自然与动物，均分阴阳，如男女、生死、牝牡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人事、政治、经济等均以这两种对抗而又统一的物质势力的运动而孳生和发展，如君臣、父子、胜负、强弱等等。这是由物质而人事，进一步发展到社会现象、社会生活、伦理道德、政治制度。阴阳是变化的、发展的、运动的。由一阴一阳而排列组合为六十四卦象，用以解释纷繁的社会人事现象，所以它是早期的辩证的思想。
阴阳思想出现于中国的殷周之际，到春秋战国时期，五行学说大倡。它是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为依据而发展起来的。较早论及五行思想的是《洪范》这篇文章。周武王克商后，箕子向武王说：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关于五行的提出，早在夏启嗣禹位时便提出了这个概念，约为公元前2196年。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之罚。
孔颖达疏：六事，天子六军；五行，《正义》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四时，各有其德。五行，在人为仁义礼智信。对五行及其性质的具体说明，则在《洪范》。《洪范》不但指明五行的具体所指，并将五行扩大到“五事”、“五纪”、“五福”等方面。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洪范》虽托名箕子，但最迟不过战国。有学者论证其为战国作品。事实上，春秋战国以后，是五行学说大倡的时期。成书于此时的不少著作，多有论及。
史伯向郑桓公说：“夫和贵生物，共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宋国大夫子罕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
《管子》则将五行与四时相配，进而论证五德：
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然则，春夏秋冬将何行？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中央曰土……其德和平用均。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
《礼记·月令》被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将五行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结合。五行配四时，五行配天下，配五音十二律等等。以其配置，人生社会事物无不与五行相关，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
《月令》的这种配属，将天时、人事、社会行为、天地神明都包括在这五种物质中，设想了一种构架，一种社会人生图式。它本身是以物质为本原来解释世界，解释天时人事的。它也是为指导一年中的农业生产活动的。它有唯物主义的内核，也有指导生产活动的积极意义。但是，在解释社会的复杂现象时，却简单化、图式化，从而陷入了唯心论和机械论。在对待当时的统治者时，有意无意地在维护着统治者的权威和利益。
但是，所有的理论，只要不是有意在曲解，有意地为某种事物回护的话，总有它积极进取的一面。阴阳五行学说终究在探寻着世界的运动。虽然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科学和知识受到时代的限制，认识水平也受到客观的影响，还不能揭示天时人事的本质，但是，这种学说承认世界是物质的，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它也有意无意地否定着现存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变，就是运动。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尽取诸乾坤。
这种运动变化与训示人应“自强不息”、“通其变”的思想，较殷人尊神，周人敬天，实际都在尊敬上帝的思想方面大大地向前进了一步。于是，便出现了另一位思想家邹衍，总括了阴阳五行思想，提出了新的理论，为新王朝鼓吹呐喊，这便是“五德终始”学说。
（二）邹衍与“五德终始”
邹衍（前305-前240年），《史记》无专传，附于《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后有邹子之属。邹衍是齐人，早年曾是儒家之徒，《盐铁论》云：“大夫曰：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导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土。中国名山通谷以至海外。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有八瀛海圜其外，此所谓八极，而天下际焉”。批评邹衍“非圣人，作怪误，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儒术是治国之道，而非霸主之法，所以战国纷争的年代，难有市场。这同商鞅见秦孝公，先讲王道而不受孝公重视，后称霸道始被重用是一个道理。邹子以五行终始之说“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其在战国六国中尤其是燕齐地区之影响可见一斑。司马迁感叹其比孔子、孟子在当时都要见重于诸侯，以致疑其“亦有牛鼎之意乎”？
邹子的著作，按《汉书·艺文志》有《：邹子》四十九篇。班注：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师古曰：亦邹衍所说。依此说，则邹衍所著四十九篇，而其徒集其“所说”的五德终始有五十六篇，共计一百零五篇，而《主运》实为邹子在燕时所著。邹子著作多，而口辩亦强，时公孙龙以善辩称，是名家的佼佼者。《法言》曰：“公孙龙诡辞数万”，但与邹衍辩论，亦理屈而辞穷：“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至赵，言之道，乃绌公孙龙”。可见其为善辩者也。其所著书今虽不存，但其主旨则散见于后代著作所引之只言片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引最多：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植，物类所珍，因以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从司马迁对邹子的学说所作的提要看，其学说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地理方面，对天下地理的区域论述及对中国地理区域的划分；二是对社会政治制度的论述，对有国者的警示。掌权者初听其理论，还想改弦更张，但因为其闳阔怪迂，并不能为时人所理解，难于推行。所以扬雄说：“邹子迂而不信”。李轨注云“迂回不可承信”。人类性格中的弱点之一便是对愈不可理解、愈感到神秘莫测的理论或事物，愈怀着敬惧的心情去接受。所以虽“不可承信”，但却“惧然顾化”。平凡的民众如此，身居高位的帝王也不例外，以致尊仰有加。
司马迁在他的提要中，仅提供了一句“五德转移”，而对其具体的内容却未述及，在其他的后人著作中有零星的记载。《吕氏春秋》云：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蝼，黄帝曰：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明确地将五行与朝代兴替结合了起来。五行相胜，由黄帝排到了周，且说明，现在水气胜已经开始，新的王朝呼之欲出了。《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且著于秦，自然是为秦王朝张目了。《淮南子·齐俗训》：
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高诱注：封土为社），祀中？葬成亩，其乐《咸池》，承云九韶，其服尚黄（高诱注：舜土德也）。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户（高诱注：春祭先户，夏木德也）。葬墙置？其乐《夏龠》九成九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高诱注：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祀门（高诱注：秋祭先门，殷金德也）。葬树松，其乐《大？晨露》，其服尚白（高诱：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礼，其社用粟，祀灶（高诱注：夏祀先灶，周火德也，邹子曰：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葬树柏，其乐《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高诱注：火德，故尚赤）。
左太冲《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以上便是邹衍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理论的出发点是从小推论到大，即“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对历史的推论是从现在向过去推衍，即“先序今以上至黄帝”。这是他研究自然及人生社会的方法论，即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由今推古，他推衍出世界之大。可见，邹衍之前的诸子对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自然地理不是很清楚的。邹衍首先提出了大九州的世界地理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显示了邹衍思想的弘达高绰。这一思想对当时的思想家无疑是一次冲突和解放。以后《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地形训》等著作对中国古代和世界地理所猜测的数字，无疑都是从邹衍这里来的。邹衍对社会政治的主张是“必止乎仁义节俭”，及对“有国者”的淫侈和不能尚德的批判和救治。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关于变化发展运动的思想，提出了“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的理论，警告统治者应该“守德”，否则这德便会转移，你的王朝便也终结了。总的来说，邹衍的学说在当时还是积极进取的。这就难怪齐、晋、赵各国的君主贤相趋之若鹜了。他的五德终始又是循环的，有历史循环论的意思。我们不应苛求一位古代的思想家，只需看他提出的理论较他的前人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创意也就可以了。毋庸置疑的是，在那个时代，他的自然观、社会观与历史观确也是有可取之处的，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关于邹衍五德终始的历史发展也就是“相胜”的过程，依据上面引证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及刘歆《七略》可知，是依：黄帝（虞）—夏—殷—周的顺序排列下来的，他们分别承接的是土—木—金—火各德，按其次序，下面便该是水德了。
（三）秦对阴阳学说的利用
前文曾说，《吕氏春秋·应同》为秦王朝张目，事实也确是如此。秦帝国建国以后，于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初立国的秦帝国，便顺理成章地扯起了“五德终始”这面旗帜，作为自己王国的护身符，宣扬秦帝国的合理性。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这段话反映出以下几点：第一，以五德终始为依据，宣布秦政权的合法地位，水德代火德，是符合五德终始规律的；第二，所有政治上的标识全改为符合水德含义的标志，包括朝贺、衣服、旌节、数、车舆、步等；第三，水德的政治法令特征，是急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关于秦推衍五德终始的过程及秦符应水德的依据，《史记》也有记载：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出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文公（公元前765多年—前716年）距秦始皇帝540多年。当时是否获黑龙，自然是谁也不清楚的。阴阳五行之徒，从五百多年前造出这一个典故来，原本也是为了朦胧地证明秦应的是水德，在五百年前便有了。造出五百年前文公获黑龙的故事，哪怕是虚构的故事，是为了现在的秦王朝的政治服务的。
五德终始理论是怎么传到秦的呢？它是通过邹衍的传人传到秦国的，最晚到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以前便传到了秦。秦王政曾质于赵，吕不韦也是在邯郸认识秦王政的。邹衍学说在赵同样有很大影响。邹衍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便是明证。邹衍生于前305年，死于公元前204年。他死时，秦王政已二十岁。公元前251年嬴政返秦。他在赵国生活了九年，虽然是小孩子，但已到了懂得社会的年龄了，加之吕不韦的广泛交游，五德终始学说传入秦便是自然的了。《汉书》云：
自齐威、宣时，邹子之徒论述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元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班固说“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而用之”，将五德终始传入秦，说得有些晚了。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吕氏春秋》已以五德终始为秦张目了。秦以水德王，尚法。《史记·集解》引服虔曰“政尚法令。瓒曰：水阴，阴主刑杀，故尚法”。这是从五德终始理论出发对秦的苛法、专以刑杀为威作出的解释。
五德终始学说影响秦法酷严，这在秦的法律中早有记录，最集中的便是睡虎地秦简。汉代人也说过：“秦法繁于秋荼，而密于凝脂”，“秦法重”。始皇帝时已开其恶例，二世时又行督责之术，使全国不啻成为一个大牢狱。不但有各种刑事、民事、政治罪，还有思想罪、言论罪，读书也有罪，人民动辄得咎。我在《秦始皇评传·秦始皇的法制》一章中对此曾作过论述。
阴阳五德学说在上层社会的反映是急法，在下层社会的反映便是鬼神信仰。在睡虎地秦简中便有不少的记载。
有许多关于五行相生相克及《日书》中吉日凶日的记载，说明这种思想已经深入到了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去了。天真的人民倒还是真的信了这一套学说。任何思想一旦深入到社会底层，它便生了根，有极强的惰性。一直到现在，这种思想还在为数不少的人的思想和行为中起作用。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作些考察。邹衍的学说的主旨在于纠正战国时期统治者“淫侈不能尚德”，希望他们能“必止乎仁义节俭”。从阴阳变化消长的道理上，给他们以警告。但是，学者的学说，到了政治家手中，都要变形。邹衍的学说，为秦的统治者所用，就变了味道。秦始皇帝便将这个学说当作一面旗帜，用来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至于邹衍理论的其余的进取、尚德的部分，便被秦的统治者抛弃了。这是将前人理论割裂开来，为我所用的一个古代典型。
秦法严酷，历代不少学者都说是水主阴，阴主刑杀，所以秦法严酷。这实在是一个错觉。政治的宽严，其决定的方面在于统治者，而不在于水德或木德。掌握政权的统治者，尤其在古代的君主专制社会，是决定于皇帝个人的文化修养、政治修养、个人经历、历史遗传、个人性格、个人品质等方面。接受一个学说的哪一部分，也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我在《秦始皇帝的性格》中有专门论述。所以说，秦始皇帝是借用了邹衍的五德终始的水德代火德这么一个论点，为自己的政权建设服务，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因此，如果说秦王朝为自己的统治扯起了邹衍学说的旗帜的话，实际是扯了旗帜的一角，有利于其统治政权建立的一角。正因为这样，才极大地影响到以后的学术研究。提起邹衍，也只讲其阴阳五行，把邹衍学说中的许多精华，如地理学说、政治主旨等都给忽略了，连邹子的著作也星散了，这确是思想研究方面的重大损失。近人冯友兰注意到了邹衍的大九州的地理思想，但也未注意到其政治主张。
邹衍的学说在秦代辉煌一时，被作为统治者政权建设的理论基础，这是它的幸运。但是，邹衍的学说中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自然科学知识、地理思想却被遗弃了，以至于湮没无闻，甚至很少有人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这又是邹子的不幸。幸与不幸，全在于始皇帝的兴趣与取舍。这便是邹衍学说在秦朝政治影响下的遭遇。虽然经此遭遇，邹衍的学说已经不完整了，甚至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了，但是，它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和科学上仍有重要影响，阴阳和五行仍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论题中的重要命题，也是中国古典化学、医学中的常用符号，尤其是医学。中医学运用阴阳五行思想，辨证施治，一样可以取得好的效果。可见其学说生命力之强。这便是由于邹衍吸收了上代的文化思想，并且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对后代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源于五行，但在发展中，已经与原始的五行思想有根本的不同。它已经将物质的东西注入了社会的政治活动和社会人生的活动，成为一种治国安民的学术思想体系。秦始皇帝及其主要辅佐大臣看重的是水德代火德的天命思想，君权神授。这同殷周的崇拜上帝、天是有联系的，不过是用另一种形式、另一种说法（即另一种理论体系）代替了古老的说法而已。这在秦代来说，应该说是对天命思想的一个发展、一个进步。秦以后，这种思想继续发展，便形成了西汉末直至东汉盛行的？纬思想，用新的形式来阐释天命。统治者应用它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宣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王莽时，“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是王莽利用？纬学说为自己执政张目。而下层人民，也以五行学说作为武器向统治者夺权。黄巾起义，便是如此。他们将徒众按全国地理区域分为三十六方，并且造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四门及州郡官府，组织起义。民间也有“苍天乃死”的说法。学术思想成了现实中政治斗争的工具，于是它的积极意义便逐渐地失去了。它的应用价值，除了古典医学还在借名应用以外，更广泛的则用于堪舆学（俗称阴阳）、面相学、算命学、四柱立命、奇门遁甲等等形形色色的预测学之类的玩意，并且蔚为大观。它在政治上的警示统治者“尚德”的思想却越来越淡化。它探索世界地理结构的思想最后竟无人提起，也少有人去研究。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在发展中往往分化。它有向积极、进取、向上的方面发展的一面，也有向消极、退步、没落的方面发展的一面。关于这一点，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有很透辟的说明：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五行者，五常之行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德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
班固说的阴阳思想、五德思想，一方面有“敬授民时”的价值，拘之者则“舍人事而事鬼神”、“假鬼神而为助”、“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这便是学术思想在发展中的异化。
五德终始说在被帝王们利用来作为改朝换代的符应的过程中被异化，积极向上的思想渐渐消失，亦被小民用来作为趋吉避凶、敬神事鬼的法术。秦简《日书》甲、乙种，便反映了这种状况。这个中原因一方面有传授中对消极方面的扩大，更重要的方面是统治者对消极方面的提倡和强调，使其中富有追求和探索未知世界真象的部分逐渐淡化和消弭。一种学术被人为地绝对化地膨胀，便是这个学说积极意义丧失的缘由。这在古代许多的学术思想中都存在和发生过。比如，法家的“壹刑”思想、儒家的“仁政”思想，同样也被淡化了。“壹刑”思想被“势”、“术”的思想行为取代，“仁政”思想被伦理道德思想行为取代。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活跃的春秋战国的诸子学说，经秦的思想禁锢，其鲜活的部分已经不多了。以后，再经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的消解，其积极意义更是大为失色。董仲舒将天、地、人、阴、阳、五行这十个方面给予综合，提出了“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时若四政，通类也”。五行相生，五行又相胜。利用五行学说改造了古典儒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天人感应”学说，为后来的？纬学说开了先河。秦用火和剑取消学术思想的进取精神，董仲舒则用新的理论构架，熔化学术思想的积极成分。这样，儒学、五行学说，均失去了它们的鲜明生动性，独立的学术思想成了统治者的工具，这也许便透露出了先秦学术思想积极成分被淡化的消息。在战国曾一度被东方齐、燕、赵等国尊崇的显学，在秦汉被作为建国的理论指导的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经过秦汉的改造，到后来流入民间，成为推断祸福吉凶的术数之学，确也令人扼腕，发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