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本来同根，皆生于《易》。但是道家学术与儒家学术在秦却有着不同的际遇。秦国起始似乎并不重视道家学说，但是，道家的学说在秦国却有传播的迹象。秦始皇帝继位及统一六国后，道家学说在秦曾风行一时，并且受到始皇帝的专好。道家的学术思想也在秦的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汉承秦统以后，以道家学说为中心的黄老政治思想在汉代之所以能主宰几代皇帝的政治主张，与道家学说在秦的影响也不无关系。而其后，道家的文化作为一派学说，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愈益发展，与儒、释鼎足而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之一。
（一）老子与道家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老子的生卒年以及老子其人，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且以司马迁的《史记》为基本史实，来认识老子。因为对《史记》的评价，历代目为“实录”，是可资凭信的。《史记》记老子的资料主要有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专记老子一生云：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西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性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法，法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邛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了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更细的情节。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无以有己。’”孔子自周返鲁，弟子稍益进焉。
孔子向老子问礼，老子所答前后不同。这是史家互见之法，且总体意思是一致的。孔子尊重老子，目之为龙，以师礼事之，说明孔子的胸怀宽广及儒家学说的兼蓄。不仅老子，“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仲平；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孔子不耻下问，求师贤者，大海能容，这才是孔子之所以能为儒家宗师的原因。
从以上记述可知，第一，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人，为周的史官；第二，孔子曾向老子问礼，说明二人相距年代不远，基本为同时代人；第三，老子的学说中心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关于老子的学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赏万物。其为术也，固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又说：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
这些便是道家学说的基本理论、基本思想的概括。同时也指出了其基本的政治思想。所谓学术思想，最终是为政治统治提供理论、思想、方法和策略的，老子的学说也不外此。所以，学术思想，或各家学说，除了对人生的思辨，对自然界奥秘的探索，对社会的认知外，最终的落脚点还在于治术，即统治者的统治术。这从战国各家的学说中追根究底便可探出究竟来。这便是学者们由天道而人道归于治道的思维定势。所以说，所谓学术思想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紧密联系的。有的是主动地、直接地向统治者献计献策以求“干禄”，有的是曲折地、隐晦地表达出自己的治国理民之道，虽不一定汲汲于“干禄”，但也希望统治者能实行自己的策略。法家之徒属于前者，道家之众属于后者。
老子的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易》，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曾论及，似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许杭生先生在分析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帛书《老子》、《易经》及《系辞传》等著作后认为：
帛书《老子》与帛书《易传·系辞》从文字到思想内容皆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老子思想是《系辞》的重要思想来源。尤其在宇宙论学说方面，帛书《系辞》提出了“大恒生两仪”的思想，而“大”与“恒”正是老子对宇宙本原“道”的作用与性质的释词。由此可见，“大恒”这一思想是直接来源于老子的。《系辞》宇宙论是对老子宇宙论学说的发挥。
帛书《系辞》被认为是迄今最早的《系辞》版本。从对这一发现的研究，学者们认识到“从战国时期到西汉中叶，的确有一个道家《易》学派系存在。这一学派可能在春秋时期发源于陈国，在战国中期兴盛于齐国的稷下学府，在战国晚期经由陈地而渗透到楚国，在秦末、西汉前期和中期则一直由齐陈等地向楚地漫延”。将《易》分为道家易学、儒家易学或其他易学，这是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的，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之谓也。每一种学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因为承传者的个人品质、性格、学识、见解、经历、时代、地域等等不同而发生分野，儒家自孔子死后，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它们也各有著述。墨家的墨子后，也分为三派。即使是《易》，后来也分为象、数、义理各层次，《易》的占筮在汉代也分为五行家、堪奥家、建除家、历家、丛辰家、天人家、太一家等等。所以说，学术、学说在发展中，自然是要分成各种流派的。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一种学术，或一种学说。”
有道家《易》，也有儒家《易》。对《易·系辞》历来认为是儒家代表的，然而经过新出土帛书的研究，帛书的《易之义》才是儒家的作品，是西汉时编入《系辞》的。其实，儒家与《易》是有密切关系的。孔子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时孔子已快70岁了。《易》是早学过了，这里是觉得人老了学《易》更能明白《易》理了。孔子“晚年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便是孔子及儒家与《易》的关系。从这里看，说孔子曾师事老子，亦不为过。从此也可以说明道儒有同一个思辨理念，这便是从《易》出发，不过各有其重点罢了。虽然说两家的许多见解针锋相对，但师出一辙，则是有道理的。关于他们的关系，有的先生已经说过。余敦康先生说：
我常常觉得，在中国的文化思想中，如果单有儒家而无道家，将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如果单有道家而无儒家，其缺陷也难以弥补。道家之所长在于其偏于自然主义的深沉的宇宙意义，儒家之所长在于其偏于人文主义的对社会人生的热烈的关怀。唯其所长，故有所短。道家之所短在于蔽于天而不知人，儒家之所短在于蔽于人而不知天。
此论兼及说《易传》是“非儒非道，亦儒亦道，二者不分轩轾地互补的唯一范例”。其实，说透了也就是儒道思想是各从《易》中取其一方而生发的罢了。其各取一方，不全在天道或社会。因为老子在文中，对人生社会的关怀并不亚于孔子，只是另有说法而已。总之，道儒的源是一，而其学术则由一而生二，各有所说，形成两派。
老子以后道家的主要学者便是庄子（公元前365-前290年。此为钱穆说。冯友兰定为公元前369？-前286？），宋国蒙（今山东曹县，一说今河南商丘）人，作过漆园吏的小官。他对老子推崇备至。在《天下篇》中，他对战国诸子曾作评价。他是这样评论老子的：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
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
常宽容于不削于人，可谓至矣。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庄子主张自然、自由自在，这在他的《齐物论》与《逍遥游》中阐述得很清楚。庄子也认为学术是源于一的。他的“内圣外王”理念是，外则“禁止寝兵”，内则“情欲寡浅”，使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以活民命”，所以主张回归到过去。他是为了逃避现实，作个隐士。他与其他道家学者一样，由逃世必然转向保持自我，而达于养生。庄子便著有《养生主》。秦始皇帝也曾慕“真人”，去搞养生，但是，他不是道家，也不是养生，而是荒淫，适以摧寿。他的五十而终，同他的这种养生法是有关系的。下面再述。
（二）道家思想在秦的传播
道家学说什么时候传入秦国，史无记载。但是秦穆公与由余的对话，似乎透露出一点信息，最迟在公元前7世纪末秦穆公便接受了类似于道家的一些思想。
秦穆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25年），戎王使由余入秦以观秦国状况。秦穆公那时是继承着周文化的儒家思想的。由余对当时穆公所崇尚的“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并不以为然。由余有一段话颇可玩味：
由余笑曰：“此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于是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
于是便商议了以金钱美女的反间之计，使戎王不信由余，迫使由余归秦。由余的这段话，与老子的一些言论相近似：
夫礼者，
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为无为，
则无不治。
无为而无不为。
取天下常以无事。
当然，还可以引出一些来。由余的思想中蕴含着道家思想的某些成分。由余虽然是戎王的臣下，但他是从晋国到了戎地的，且能晋言。他在晋国自然属东方六国之列，文化较西鄙的秦国要发达得多了。虽然此时老子的道家思想尚未形成体系，但类似老子的思想应该是存在的。尤其在春秋之季，各国争霸，各种思想正在萌发与成熟的期间，老子的思想也不是从老子才开始的。道家学说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在老子时成熟了起来，并由老子作了哲学的理论概括，形成了系统的道家学术。这一点，从《汉书·艺文志》中便表现出来。《汉书·艺文志》列出道家著作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中除了老子及老子同时或老子以后的著作外，还列有老子以前的著作：
《伊尹》百十二篇。汤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
《辛甲》二十九篇。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
《黄帝四经》四篇。
《黄帝铭》六篇。
对这些著作，过去曾一概以伪书论。其实，我觉得，这些书也可能不是伊尹、太公、辛甲、黄帝所写，但是应该是大体记录了这些人的思想和学说的基本精神的，不应一概目之为不可信。而且，班固采录时，也是比较审慎的。如对《周训》十四篇，则指出“刘向《别录》云，人间小书，其言俗薄”。班固之《志》，是对刘向及其子刘歆所著的《别录》及《七略》而“删其要，以备篇籍”的。这些，均说明在老子之前，道家的一些思想已有萌芽。由余生于晋，长于晋，对之是不能不知道的。他向秦穆公所表述的论议中，有道家的初期思想，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而秦穆公对由余的议论，不以为非，而以圣人目之，说明早期道家思想打动了他。他重用了由余，也使早期道家思想在秦国生长，这是可予注意的问题。这便是道家师法自然的思想，与秦初建国时的质朴现实，一拍而合。
道家思想在秦国的系统传播，则是老子出关，关令尹喜让老子“为我著书”。《老子》五千言，遂在秦国传播。关令尹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并著成《关尹子》一书。老子的学说在秦国的影响，可见一斑。在这个时期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或前4世纪初。此时正当秦献公前简、惠时期。这正与孔子不同。孔子西行不到秦，老子却西入函谷关到秦国去，并且还著成了他的五千言。他的学生更发挥了他的学说，并著书立说。这只能说明，道家的学说在秦国还是有市场的，虽然史籍缺乏，但从这些蛛丝马迹中还是能说明问题的。今陕西省周至县境内秦岭北麓的楼观台，相传便是老子在此活动的地方，也是尹喜的旧宅。从秦汉唐代以后，楼观台作为祭祀老子的宗宫，香火甚盛，直到现在，既是道教的一处圣地，也成了一处人文旅游的佳境。这里流传着老子的故事，因紫气东来，迎来老子，故草楼观又叫紫云楼；楼南说经台即老子讲经并写《道德经》之处；周穆王到此建楼观台，秦始皇在宫南建庙，汉代立生庙于楼北；唐代在此建宗圣宫，建老子祠；楼观台还有老子拴青牛的系牛柏、炼丹炉，以及上善池、碑厅、说经台、栖真亭等古迹；有道经、德经刻石等等。这些自然有后人衍化的痕迹，但也应该不是无因之作。
此后，秦国经过献公、孝公变法，法家的学说居于上风，但是，道家的学术亦未沉寂。其主要的表现便是秦王政时期，吕不韦为秦相。这位在赵国邯郸做生意的商人大款，作了秦相以后，想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也想为秦统一以后的政治路线提供理论依据。于是组织了编书班子，编了一部《吕氏春秋》的大书。他很满意这部书，曾悬赏一字千金，即给能改动一字的人赏金千两，竟无人能改。也许是政治地位吓住了一些文人的胆识，也许是这书很得一些文人的欣赏，终未见谁改动它。这样一闹，也起到了广告的炒作作用。
《吕氏春秋》以杂家为名，实际是宣扬着道家的思想。它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吕不韦不愧是位大政治家。他编这本书也不全是为自己立言，名垂千古（这个成分也不能说没有。孔子以后，私家著述纷起，吕不韦何不亦起而立言呢）。他面对的是，秦国统一神州已经指日可待，当时百家诸子各有说法，尤其是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对天道人事的解释，也各有论述。那么秦统一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呢？吕不韦编这部书的目的也便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他要让自己手下的这些文人，综合各家的说法，总结历史经验，解释天道变迁，人生世态，提出国君治国理民的方略。这是为统一国家作理论的准备。它的指导思想是道家。高诱说：
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
高诱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近代学者多数也是这样看的。该书以道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对儒、墨、名、法、农、兵等家的思想也有所取。但并不能掩盖它的思想倾向。如：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为阴阳。
“太一”是什么呢？是“道”：
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
关于如何治民理政，君应是：
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谓不教之教。
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于君，而在于臣。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
这些话，不但主旨与老子相同，甚至语言也十分相似。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是以，圣人之治，
虚其心，
实其腹，
弱其志，
强其骨，
常使民无知无欲。
我们不惮其烦地引用，只是说明《吕氏春秋》与老子的道家学说的主旨是十分一致的。这种现象说明了：第一，老子西入关以后，道家的学术思想在秦国逐步发展，有了不少的信奉者；也说明当时在吕不韦门下的三千宾客中，道家门徒不少。第二，《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编的，书中以道家思想为“标的”，只能说明这是主编的意图，吕不韦提倡道家学术是自在不言中的。第三，通过编辑《吕氏春秋》，无疑是道家学术思想的一次大张扬，大宣传，大学习和大讨论。这对老子学术思想自然是一次发展和弘扬。虽然其他各家的学术思想也在这次得到了整理和发展，但总的来说，还是道家得到的发展机会要多一些。这也是继《吕氏春秋》后，汉代产生了《淮南子》的重要因素。
道家思想在秦国流传与发展，还有湖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可资证明。这批简中的《编年记》记录了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6年）的大事，此时已是秦统一中国后四年了。在这批简中有《为吏之道》一篇文章，是讲怎样做官的。其中不乏儒家的学说，但是在儒家学说的后面有一段话，全是道家的学说：
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恿（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强良不得。审耳目口，十耳当一目。安乐必戒，毋行可悔。
这些语言的思想实质仍是道家的学说。暮主人喜，曾为安陵卫史、安陵令史、鄢令吏等与法律有关的官吏，并曾从军。他在楚地为官。楚地是道家学说的发源地，他接受道家思想是有可能的。这篇《为吏之道》也就是教育当官的怎样做官，是一篇“做官指南”、“做官的方法”之类的做官启蒙读物。可见，秦统一初期，道家学说还是作为当官的人的必修课之一，而且是比较真实地完整地反映着道家学说的精髓，即无为自然的思想。
（三）道家学说在秦之应用与影响
道家的学术思想在秦国的流行与传播，是一以贯之的。在秦的早期经献公、孝公的变法，法家学说的抬头和鼎盛，似乎也未影响到道家学说的发展。商鞅以儒术为虱，提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国无礼、乐虱害，必强”，激烈地反对儒家思想。秦王政所慕的韩非，以儒家、纵横家、游侠、逃兵役者及商工之民为五种蛀虫。他们都没有提出道家学说。这个秘密似乎在于：第一，老子的“无为”、“不争”的学说，给了他们一种错觉，使他们觉得道家的学说似乎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第二，老子的愚民思想和并不反对以法杀人的思想也与他们的思想相通。老子说的“使民无知无欲”，这点与法家的思想是相通的。对杀人，老子说：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
若使民常畏死，
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常有司杀者杀。
夫代司者杀，是代大匠□。
这不是很明显地说明，杀人也不是不可以的。而老子对“圣人”的推崇，实际上也是将最高统治者特别加以吹捧。自古以来，哪一位最高统治者不是以大智超智的圣人自居而得意的呢？始皇帝便是代表，始皇帝后也不乏其人。
始皇帝统一以后，开始似乎想兼纳百家以治天下的。用他的话来说，他“悉召文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但是，他当了皇帝以后，遇到了所有皇帝们都遇到的问题：一方面，有人恭维、奉承他，将他比作太阳，“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一方面是有人批评他“天性刚戾自用”，独断专权，“以刑杀为威”，“不闻过日骄”；而且淫乐。恭维的话人人爱听，逆耳之言惟有德者才能听得。德性平凡的始皇帝自然是喜听前者而憎恨后者，于是便出现了“焚书坑儒”的非常事件。这被杀的知识分子（儒）中，自然会有道家的门徒，只是难于考证而已。因为那时，除了阿谀始皇的知识界人士外，其他的大都被杀或罹罪，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但是，始皇帝对道家的学说，似乎并不厌恶。他在一些文书中如东游刻辞中，引用过道家的语言：
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
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
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
宇县之中，承顺圣意。
观望文丽，从臣咸念，原道主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
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很明显，他在刻辞中引用了一些道家学说中的语言，来补充自己语言的贫乏与不足。圣的称谓，自然是始皇莫属了，引起以后臣下称皇帝都说“圣上”。在“焚书坑儒”中，作为儒道的经典《易》，似乎不在焚烧之列。《汉书·艺文志》云：“及秦燔书，而《易》作为占卜之书”未被烧，所以在此时的道家之徒中一些人，也从一种学术思想的探索者而蜕变成了占卜术的推行者。
秦始皇帝对道家的学说采纳了“长生久视”的思想。秦始皇帝追求长生达到了狂热。他一方面让徐福赴东海求仙，一方面重用方士让自己修炼成神。求长生药从始皇帝二十八年开始，至死未改变意向。方士教他修炼在三十五年：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热，陵云气，与天地长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始皇帝求长生的意向一直在方士的导引之下进行。这些方士便是那些搞方仙道的人。这是从道家中衍生出的一批人。始皇帝相信他们的话，连皇帝自称曰“朕”都不称了，自称为“真人”。真人是道家称得道的人。《庄子·大宗师》云：
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然而往，□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什么人是真人呢？“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秦始皇帝虽然与以上所说的“真人”南辕北辙，但是他因企慕真人们修炼后而长生，所以便自称“真人”。这也是对道家的企慕和心折。
不过，很显然的是，道家的学说在始皇帝心目中，已经被歪曲了。它不成为一种学说体系，而成了养生追求长生不死的技巧。道家对天（自然）、对人、对社会的全面关注和论述变成了对生命不死的追求。这也是春秋以后的传统文化在秦的整合过程中的不当取舍。学术受到始皇帝个人意志左右，舍弃了它哲学的高屋建瓴的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的理论概括，只剩下了养生术。而这种养生术又被无限地发挥，由吐纳之术进而进入到房中术。这不能不说是道家学术在秦统一后期的悲哀遭遇。所以，我们认为，秦对传统文化的整合，均取其实用，而弃其本质。而这种实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还是在为始皇帝服务，或由始皇帝个人决定。
但是，帝王用政治左右学术的发展，只能使学术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不能阻遏学术的进步。对道家学说的研究和探索，自然还有那些坚持学术独立的学者在耐着寂寞作着深入的探索和追求。西汉初年，曹参为齐相，“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这说明道家学说的基本精神在秦时仍有学者在研究和探索。盖公是其一，实际上曹参也应该是道家学说的信奉者。除了盖公，还有商山四皓。他们也应该是道家者流。他们在秦为博士，不愿做官，避地商山，汉兴佐惠帝，使惠帝立主。这些人及他们的同道，都应是在秦始皇帝时认真将道家学说作为学术来研究并以之与社会相联系的人物。论者一般认为，汉初实行黄老政治，其原因在于农民起义“对地方政权的打击”，“汉初社会经济凋敝”这两大原因。这自然是不错的。但这是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有一批秦时探索道家学说的巨子，他们对道家学说的宣扬和探索，为汉初的无为而治，使民休息，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治世良策，其功是不可没的。
道家的学说经秦以后，逐步发展，也逐步分化。汉代的黄老政治是道家学说在中国政治史上的辉煌一页。汉以后则逐步形成了中国本土的宗教即道教，在中国统治者与民间均有很大的市场，以唐为盛。正如老子后另一位道家巨擘庄子所说：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及，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道家学术的分化也是必然的。有学术的老子，有宗教的老子；有哲学的老子，有文学的老子；有政治的老子，有社会的老子；有权势者的老子，有平民的老子。学术的老子仍然在历代学者中流转传承，河上公、王弼、成玄英等等，均为历代大家，所著则汗牛充栋。由汉迄清，仅研究老子即400余家，著作千余卷；20世纪以来百年中，研究老子的就达200余家。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甲、乙本，既是汉代人学习老子道家的文本，也提供了现代人研究的材料。如果加上对庄子、列子、尹喜等其他道家学者的著述，其数则更以十百倍数计。近代以后，欧、亚、美各洲对道家学说的研究也颇重视，道家已走向了世界。这种情况说明，学术研究之树是常青的。不管统治者个人的意图是什么，学者们总会正本清源，还原道家学术的本来面目，并且结合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特征，吸收新的文化因子，推出一代代新的道家学说。唐以后儒释道三教归一，而道家的学说也在吸收儒、释学说的某些部分而发展。秦始皇帝对道家学术扭曲的地方，也在校正。到现在，道家的学说，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儒家文化并举的两个主要文化因素。它既对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有着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可为新世纪的文化建设和思想启迪提供借鉴。它的文化价值是永恒的。中国人及世界人民都会从它的文化蕴含中吸收营养，从而创造世界的新文化。
附：新出《老子》资料
老子为道家的创始人。近年考古发掘的汉代竹简、帛书中有大量道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从战国后传至汉代，秦是必经路线，下面作一简要介绍，也可以推测其在秦的流布。
1973年冬及1974年春，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出土有《老子》甲、乙本。后任继愈在其《老子新译》（修订本）中全文载其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郑良树教授以帛书本《老子》并参以其他本子作《老子新校》一书（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4月）。
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文子》残卷。文子为先秦道家主要人物之一。《汉书·艺文志》载：《文子》九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者也。
湖北荆州出土《庄子·盗跖》。
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中亦有道家思想的文献。《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为马王堆帛书专号。陈鼓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发掘的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竹简800余枚，有道家、儒家的文献。其中道家有《老子》甲本《、老子》乙本，《老子》丙本及《太一生水》、《语丛》等。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郭店楚墓竹简》。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为郭店楚简专号。
敦煌藏经洞的遗书中，有大量的道家图书，其中不乏神化老子的作品。大略有《老子义残卷》及《老子化胡经》、《老子变化经》等。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